边走边唱 — 致我们逝去的青春 连载一 作者/陈立群

        少年时代对歌唱并不在意。每到音乐课就趴在课桌上睡觉。记得给我们上音乐课的是个女教师，叫钟妥之，不知道钟老师家乡何处，只是操着一口我们还能听得懂的南方口音。她唯一的女儿在我们上六年级的时候和我同桌，是一个浓眉大眼的文静女孩。钟老师拉得一手漂亮的手风琴，而且能自拉自唱。现在我才懂得，能够自拉自唱该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

       1963年放寒假的时候，钟老师从全校挑了一百多人组织合唱队，不知道什么原因，居然把我这个不爱唱歌的坏男孩选上了。因为这件事，我的班主任老师非常气愤，她找到钟老师说，这孩子从上学那天起就没写过假期作业，这可倒好，他更有理由不写作业了。

       那个时代的所谓合唱，不如叫齐唱更合适，因为没有分声部的和音 怎么能叫合唱呢。今天，我还在感谢钟老师，因为她在一百多人的合唱队里，慧眼识珠的让我和另一个女孩担任大合唱的领诵，从那时起，钟老师一次似乎漫不经心的无意之举，轰然开启了我在朗诵方面的天赋倾向。       大合唱参加了全市小学的合唱会演。那次的领唱好像是沈景东。我们实验小学得了第一名。校长乐坏了，特意买了几个绿色的搪瓷小茶缸，奖励我们。而且还在小茶缸上用白油漆写了一行字“奖励寒假活动积极分子”。那是我第一次得奖，非常珍惜也非常得意。可惜的是，第一次往小茶缸里倒开水，那上面的油漆字就被热水烫化得一塌糊涂。

       1965年的六一儿童节，阜新广播电台要搞一台儿童的联欢节目，他们要钟老师推荐两个报幕的，现在叫节目主持人。结果我和四班的董晓风被推荐了。这台节目录制结束，电台送给我们俩一人一把国光牌的口琴做纪念。那个年代的口琴绝对是奢侈品，没有谁家会花三块钱给孩子买这不当吃不当穿的没用玩意儿。现在的口琴都是塑格的，那个年代的口琴都是木格的，口水浸泡后木格就有些膨胀，音阶就不是很准了，但是这把口琴仍然让我如获至宝，每天就是瞎吹乱吹，根本就毫无章法。可就在这些毫无章法的瞎吹乱吹之中，竟然从中悟到了口琴的基本吹奏方法，于是信心大增，兴冲冲地到新华书店买了一个歌本，从《东方红》《我们走在大路上》开始练习，几天的功夫练会了二十几首歌曲。心里的那份得意就不用提了。臭显摆把口琴带到学校，趁着课间休息掏出来就吹，一首歌没完，就被一个大个的男生把口琴给抢走了。找到老师这才把口琴要了回来。

       从那以后，我到电台去录音的次数越来越多，每次的搭档都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但是，每次的纪念品都是一个笔记本什么的，再也没有口琴那么贵重的东西了。可是唯一的这把口琴的启蒙，却让我一辈子都爱上了音乐和歌唱。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那把我曾经极其珍爱的口琴，在文革动乱几次抄家然后又几次搬家的过程中，丢掉了，不知所踪。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在中学年级的同学会上，见到了董晓风，我问她当年的那把国光口琴你还有吗，她骄傲的告诉我，有啊，而且完好如初。我很沮丧，如果她的口琴也不在了，也许我心里会好过一点。我和她说，反正你也不会吹，就送给我吧。

       十几年前，在灯泡厂楼下的 小商店里，邂逅了钟老师的女儿，也是我的同桌。她告诉我，钟老师去世了。面容慈祥的老师走了，可直到今天，我仍然经常的怀念她。因为她给予我的歌唱，曾经让我嘈杂的心境安静下来，曾经让我气馁的脊梁重新的挺直起来，曾经让我的灵魂在歌唱的扬弃里再一次的纯净起来。       当音乐和歌唱成为了我们心中的神圣，那我们就一定一天比一天的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