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层小楼里的故事

每当我乘車路过沈阳市大西边门时，我不由自主地往我曾经住过的二层小楼的位置多看几眼（现己动迁），想起在那里发生的故事。
60年代初，国家为了减轻单位负担，提倡私人营业。父亲响应号召，卖掉了胡同里的平房，买了邻街的二层小楼开了家私人“西医诊所”。这座小楼与沈阳市委一条马路之隔，从我家楼上可以看到市委大院，地理位置绝佳，但由于紧挨路边，每天咕咚，咕咚的有轨电车声（俗称摩电）是不可避免的。一次，一位来沈陪看病的亲属说：“我昨天一宿也没合眼，刚要睡着就来車，你们每天都是怎么过的？”我们那时可能也是小，玩乏了，倒头就睡，时间久了，这咕咚声倒成了催眠曲。
这是所青砖二层小楼，室外木制楼梯，上下楼共四间，楼下二间做诊所朝大街开门，楼上做卧室，侧面有个小角门，供上楼用，一个不大的小院。父母在这里开了为期三年的私人诊所后合并到二径卫生院。
父亲是个孝子，心地非常善良。自己家安排妥当后，就把在吉林老家的爷爷、奶奶、姑姑接到沈阳，照顾他们并为二老送终。陆续又把同族的叔伯哥哥、表姐接来同住，直至安排他们结婚、成家。
由于父亲的和霭，善良，在我的印象中我家楼下诊所总是人流不断（尽管公家医院能报销），那时一个工人要养七、八个孩子，生活都很拮据，一时交不上医药费就赊帐，帐本厚厚的，有的人还不起也不了了之。倒是妈成了“恶人”去要帐，没办法呀，都当活雷锋，我们一家八口怎么生活呀？
父亲是哈医大首届毕业生，不但心地善良而且医术高超，这也是我家诊所天天爆满的主要原因。记得当时两面墙上挂满了患带送来的锦旗，“医术精湛，华佗再现”-----眼看着奄奄一息的小孩，经爸爸的诊治，几天后，就活蹦乱跳了。我特崇拜爸爸，在我眼里他就是“神”，耳濡目染我也喜欢了医生这个行当，梦想做一名爸爸那样的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因此初中毕业我报了“中国医大附属卫校”，志愿拿回后爸爸将我的志愿改成了高中，并说：“我的孩子怎能不考大学？”（很自信）。班主任为了追求升学率也希望我报考本校高中。就这样我的志愿从中专改为高中，这一改真的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文化大革命，父亲因地主兼资本家的成分，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迫害致死（《脚印》已提过）。都说好人有好报，可是我那心地善良，行善积德的父亲一辈子都在救别人的命，而在那黑白颠倒的文革中未能救得了自己的命，早早离开了人世。去世时，年仅49岁。
祸不单行，又一个灾难降临我家头上，它也发生在这个小楼里。那是67年，父亲去世的第二年的深秋。秋风瑟瑟，略带几分寒意，那时没有电视机，我家有一台“美多”牌收音机，还让邻居小孩羡慕够呛。是呀，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小喇叭广播，甜美的声音准时响起：“嗒滴嗒，嗒滴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听孙进修叔叔讲故事，这台收音机伴随着我们度过了难忘的少年时代。

劳作一天，百无聊赖的人们吃过晚饭，准备休息。我们也关好角门、房门准备睡觉，关灯前，我听到屋里有“沙沙”的声音，又不像耗子的声音，我和妈说，妈说没事。妈带俩妹住北面床，我和俩弟住南面。刚入睡，还未进入梦香，突然只听轰隆一声，觉得好像天塌下来一样，屋子瞬间漆黑一片，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怎么回事，只听妈喊：“都快跑！”我们顾不得要鞋，光脚跑下楼。妈抱着小妹也跑到邻居家，只见小妹满头满脸都是黑色的土和红色的血混在一起，也不知血是从哪里流出的，邻居赶紧帮忙把小妹送医院----还好只是皮外伤。妈定过神来一数，“不好，缺一个孩子！”妈发疯似地冲上楼、借着手电筒的光亮，却见大妹正靠着墙的木板条下（没塌的地方）睡得正香（觉够大了），虚惊一场。

原来是邻家烟囱的余火长期烧我家檩子，至使我家檩子断了，幸好床边的椅子挡了一下，成45度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时电线断了，站炉中还有火，我和邻居在楼上坐着看了一宿。和房产局多次协商，房子几个月才修好。我家五口在好心的邻居家暂居，这期间我那朦胧的初恋随着上山下乡划上了句号（此处省略N个字）。
我下乡的第二年，妈和弟弟妹妹又以“人人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由送到农村，私人房产---小楼被无偿充公了。
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拨开乌云见晴天，父亲的问题得以平反昭雪，落实了政策，妈和妹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家乡沈阳，但房子已由房产局出租，楼下一户，楼上二户，按着“私人房产归还个人”的政策，本该归还的房子却要不回来。妈住个单位针灸科，白天病人用，晚上妈来住，妈是跑断腿，流干泪，最后还是在法院强制执行下，小楼才得以要回。我真佩服妈执着的精神，一般男人都未能赶上，但这其中的苦辣酸甜只有她自己能体会到。
随着道路的扩宽，我家小楼动迁了。它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妈、我和弟弟得己搬到羡慕己久的冬暖夏凉的新楼。
时代在进步，城市在发展，沈阳市现在已是东北地区现代化大都市，高楼比比皆是，我家二层小楼的旧址现在早已是几十层楼高的高层住宅，笔直的大楼，高耸入云，但抹不去我儿时小楼里的记忆，因为它见证了我家的历史和时代的变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