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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小离家--贾振葵散文 文/贾葵振

2016-7-1 23:14| 发布者: 千帆过| 查看: 145| 评论: 0|原作者: 贾葵振

摘要: 少小离家--贾振葵散文 一九六八年的秋季,工人宣传队开始进驻学校。虽然说是复课闹革命,其实并没有开正常课,大多是读读报,学学社论,听听形势报告,做一些向毛主席表忠心的手工劳动课。 十二月的一天,高音喇叭 ...
                          少小离家--贾振葵散文
      一九六八年的秋季,工人宣传队开始进驻学校。虽然说是复课闹革命,其实并没有开正常课,大多是读读报,学学社论,听听形势报告,做一些向毛主席表忠心的手工劳动课。
     十二月的一天,高音喇叭里传来了毛主席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学校工宣队,积极动员学生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也是复课的主要内容。当年,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青年人总是容易激情昂扬的,热情奔放的。我们接受了这句话的丰富内涵。
告别家乡,离开父母,独去异乡为异客――我想去远方。
     六六、六七、六八届学生,合称为“老三届”,是上山下乡的主角。我属于六七届的中学生,正好镶嵌其间,是必走的对象。经历过这许许多多的事情,我想,去黑龙江支援边疆建设是我唯一的出路,决心铁定:自愿报名。不必让居委会大妈们敲锣打鼓地来动员。
轰轰烈烈的支边下乡运动,冲刷了所有人的幻想――连着几年,大学没有招生,工厂没有招工,我们这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学生,总不能呆在家里无所事事吧。父母是明白人,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没有阻拦我。他们也没有办法阻拦得了,这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是党和毛主席吹响的号角: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我们小区里的那一个高瘦,一个矮胖的两个居委会阿姨,早早就盯上了我。她们怕我赖在城里不走,跑来我家作动员工作。我告诉她们,我早已经在学校报名了,让她们不必再费心劳神了。她们见我如是说,果然没有再来动员。
      我想去黑龙江建设兵团,当一个兵团战士,走得越远越好。真的很想飞啊,飞到我想要去的地方!我怀抱着少年的幻想,把表填了,兴奋地在家里等候。发榜了,去兵团的一大串名单里没有我,一问,是我的政审没有通过,原因是父亲的“历史不清白”之故,而且又是文化大革命中“挖”出来的大右派分子。我耳朵“嗡”地叫了,得,又是父亲的问题!又有人拿父亲的错误说事。我要怎样做,才不会被父亲的问题所困扰呢?父亲听说了此事。赶到我的学校来,说明他的问题是早已有“组织结论”的,历史很清楚。我强烈要求去兵团,表示了我的决心。令人失望的是,兵团“坚决不收”。来温州带兵的人说:“因为那里是边疆,需要代代红的子女。”一句话,就把我的满腔热情挡了回来。我沉默了,知道自己当兵团战士的愿望只是非分之想。我还能再说什么?因为我的身上已经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就好象《水浒传》里的那些人,他们的脸被烙上印记一样。我的档案里,也被烙上了印记,我的心灵里也被烙上了印记,这是没有办法抹去的。看来,我想要革命的理想,只能算是妄想,我只能背着父亲的错误走完这一辈子了。明白了,光有一腔青春热血是不够的,无论我如何努力,我在别人的眼里都是另类。我只有孤独。
      我想飞的心被折羽,让我多么忧伤。
      能被祖国信任,真的是一种幸福。而我,是一个不被祖国信任的人。既然是一个不被祖国信任的人,当然就担负不起保家卫国的重大责任。我很渴望得到祖国的信任,而这,就象云那样飘忽又象雾那样迷惘更象秋雨那样凄楚。我永远改变不了自己的人生轨道,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只能沿着“时代”给我定下的方向,游离在边缘,不管情愿不情愿,就得在边缘浮沉着,永远。
      惘然若失,但又无可奈何。
      学校工宣队的队长,认为我能主动地带头报名去边疆,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行列的,作为党的“不唯成份”论的政策体现,被优先安排到一家由劳改农场改建成的黑龙江知青农场。我们学校的学生,能进这个农场的大多是“黑五类”的后代,有靠边站的当权派、走资派、资本家、小业主、地主、坏分子、右派、特嫌以及有海外关系家庭*****复杂的人――又一次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天!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父亲犯错误的阴影,这近乎于痴人说梦。文化大革命没有给予我这一切,却让我更加痛楚感触到了这一切,是如此的深刻和沉重。十几岁,徒有一颗热爱祖国的心。想报效祖国,却被根深蒂固的“血统论”关在门外了。
父亲的错误,让我又一次尝到了人生的苦涩。
       我动身之前,与母亲说好,我到了黑龙江后往家里寄的信由母亲来收。父亲在旁边一直沉默着,听着我这样说,欲言又止。我没有和父亲说话,我对父亲的怨尤情绪忽地又涌上了心头:每到关键时刻,为什么总是你的问题在困扰着我?
       我走的那天,没让父亲来送我,从他那张皇失措的脸上,我读到了为父亲的失落。
      就要离开这个家,就要离开温州了,又要重新去远方漂泊了。我已经没有幻想了。我只把自己当成一粒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飘荡荡,飘到哪里,那里就是我的家,就是我把根留住的地方。命运有多轻微呀。
      一九六九年的五月十六日,温州市“知青办”选择了这个富有“文化大革命”纪念性的好日子,作为欢送我们这一批温州知青出行的吉日。我在人民广场和千千万万的知青一起,就要登上北去的大客车。广场上,到处挤满了人,有家人有朋友,嘱咐了又嘱咐,泪眼执手相看。我早早地上了车。车上只坐了几个知青,互不认识。那几个都在哭,泪落连珠子。只有我没有哭,我的泪点越来越高,甚至连眼睛也没有湿润一下,心中翻动只有淡淡的忧伤,说不清的那种淡淡的忧伤是离家别愁还是什么。也是从这一天起,我收起了眼泪。
       千里送行终有一别,上车的时间到了,高音喇叭开始声声催促了,亲人将离别。客车开动了,将别离的哭泣声突然如雷贯耳,车上车下的哭声已经连成一片带雨的云,那是背井离乡痛楚的挥洒,我曾经经历过的。这一次,在我看来竟然是那样的寡淡,我已经没有了离绪。广场大门缓缓地打开了,送行的人群,争先恐后跟着开动的客车,蜂拥着向门外挤去……那次,千里送别,发生了踩踏事件。据说死伤多人,有来相送的家长和有来话别的姐妹,朋友。这一事件轰动了整个温州市。一边是生离,一边是死别,悲惨、悲痛的让人至今想起来都感到悲哀。而车上的我们却一无所知。
        满载知青的每一辆客车的两边,都有多个解放军扶持着,家长们流着眼泪跟着车,一次又一次地嘱咐着车上的孩子,不停地挥舞着手;记不得有多少辆车了,一辆接一辆地开出了人民广场。喊声哭声高音喇叭欢送声汽车的引擎声,声声乱人心。
       母亲和阿姨没有去人民广场送我,幸好。她们等在梅岙渡口和我匆匆告别。母亲的眼眶湿润了,我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我的心被莫名的冷谈包裹了起来。我走南闯北的,与父母离开过多次,不再有哭泣的冲动了。知青乘坐的大客车,车门已经被销住,打不开的,只能摇下车窗,几个头同时探出来,流着泪向远来送行的亲人致别。有的知青,长这么大是第一次远离亲人,远离温州,悲戚的泪流满面,哭声啕啕,不能自己。
      一车车,满载着这些半大的孩子,就要渡过瓯江去远方。再看一眼吧,那缓缓流淌的瓯江水,那堪比黄河的瓯江水,那个被喻为母亲的瓯江水。儿女,就要离开你到北大荒去......
      大客车把我们送到金华火车站。高音喇叭里播放出离别曲,在舒缓的音乐声中,传来了温州电台女播音员柔声的声音:“孩子,你们离开家乡,就要去远方。在那五个纽扣的后面,跳动着一颗火热的心......”这样煽情的声音,在我的心弦上弹拨了一下。
       刚到农场,一位和我们一起的温州知青,就被急电被叫了回去,说她的妹妹,在人民广场送她时,被纷乱的人群踩踏而亡――她是第一个返城回温州的,用她妹妹的生命换来的。
几年后,知青农场的温州知青开始返城。发誓扎根农场一辈子的知青,也都悄悄开后门回城安排了工作。尽管我知道父亲的问题不再困扰家人,但是,我明白我却不能回去,家里的条件不允许。我抱着“哪里的黄土不埋人”的生存理念,默默地留在农场,这一待,待了十一年。
贾振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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