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余波（小小说）
——记一件发生在“文革”结束后的事
刘青是一个北京赴滇知青，他1969年来到云南的农场，在生产队呆了四个半月后被借调到了分场场部，于农场改制为兵团后，被生产队（连队）要回，担任文书工作。但在几个月后被正式调到营部（分场场部），一直呆到1976年“病退”回到北京。他在办理回京手续及返回京城的路上，爆发了“粉碎四人帮”的大事件。“文革”结束了。
刘青回京后，先后在博物馆、科学院、街道办事处干过临时工，直至1977年底，正式被招进军队的单位——汽车修理所——担任一个营级单位的“文书”。他一边努力学习汽车修理理论，一边参加修理实践，很快就在单位成了有文化、有技术的业务骨干。受到大家及领导的好评。
1978年年中，修理所所长通知他，说是司令部直属政治部喊他去一下，他还以为自己恢复干部身份的要求已经有了结果，就兴冲冲地搭车来到了城里的司令部机关大楼。可是到了一楼的直属政治部办公室后，一个干事直接把他领到了二楼政治部的保卫部，他很奇怪，因为当时军队正在“清理三种人”，一般是查出在‘文革’中，有重大问题的人都是在这里被宣布解除军职，送到“学习班”的。他心里不由得产生了疑虑，“我怎么来到这里了？我在那个时代没什么问题啊！”正在莫名其妙之时，办公室的门开了，走进来两个人，其中一个他认得，是兵种的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在家里见过他，另一个年轻稍轻的不认识。那个年轻的坐下后，就开始发问：
“你下乡是在云南保山的瑞丽农场吗？”
“是啊。”
“你在农场参加过什么组织没有？”
“没有，我们去了之后已经没有群众组织了。”
“你在那里干了什么反对党委的活动没有？”
“没有啊，我下去后由于表现比较好，虽然家里的问题还没解决，但下去不到半年，我就调到了机关。这些档案里都有。”
“我没问你的表现。你是怎么回到北京的？”
“我是正式‘病退’回来的，这些手续档案里都有。”
“你在回北京的过程中，上边有谁帮你说过话吗？”
“没有。我父亲的问题没搞清楚，谁会帮我啊。那些人躲还躲不及呢。我都是按组织手续一层一层地报上去，北京安办批准回来的。”
“你再说说，你回来带什么东西回来了？有走私物品吗？”
“没有。我在那里就买了一块手表，还是国产的‘东风’牌，天津出的。”
“在那里，你参加过走私活动吗？卖过“杜仲”吗？”
“没有。”
“你好好回忆一下，究竟有没有？”
“我不用想。自己干过什么自己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坐在一旁的副部长开口了：
“你认识我吗？”
“认识。你不是X叔叔吗？”
“那就好。你刚才说的话都是实话吗？”
“向毛主席保证，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在农场是不是得罪过什么人啊？”
“叔叔，你知道，我从小就胆小，从不惹祸的。走到哪里都是最老实的。”
“这倒是。你在农场得罪过哪些人？现在他们现在的情况你了解吗？”
“我真没得罪过谁。就是营里那些干部，对待知青有的好一些，有的差一些。我和对知青好的人走的近一些。”
“你和他们起过正面冲突没有？”
“没有。就是有些事开会时观点不同，我是一直维护知青的利益和权力，肯定有人不高兴。但那是在会议上，都是正当的啊。”
“那反对你的意见的人，你还记得有谁吗？”
“唐其雨、朋十多、……”
“别说了，够了。你再说说知青里面你有仇人吗？”
“知青？没有。我在兵团和哪里来的知青关系都好，遇事都极力帮忙。仇人肯定没有。”
年轻的（后来刘青才知道他是群工处的处长）插话说：
“一个都没有吗？”
刘青想了想
“想不起来。真的没有！”
“你的好朋友有哪些？连队的、营部的都想一下。”
“连里的多一些，有XXX、XXX、XXX……；营部的有XXX、XXX、XXX……”
坐在一旁的部长站了起来
“小刘啊！你怎么交了这么一批好朋友啊！你看看这个。”
说着，他从公文夹里拿出一个信封，把夹在下面的一摞纸取下来，把那封信摔在刘青的面前。刘青赶紧拿过来，信封上写的“北京西城区知青安置办公室收”，抽出里面的信，打开一看，顿时傻了。其中有公函，还有揭发材料，内容都是揭发他的问题，整整十大“罪状”。公函里写着：刘青，是“四人帮”安插在瑞丽的死党，直接参加了反军乱军的活动；刘青大肆走私贵重药材；刘青，道德败坏给女知青照裸体像，有照片为证；刘青欺骗组织装病，在师部医院拿的药没吃，临走丢在床底下；刘青回京是“四人帮”安排的：……
后面附着几页“揭发信”，一个跟他最要好的昆明知青写的最多，揭发的也最具体；另外两张都是一句话。用以证明“揭发信”里提出的他和八队的一个昆明知青去取过卖杜仲的钱。
怎么是这样？刘青顿时脑子一片空白。那个揭发他的人和他住过一间宿舍，六年多，一直在一起搭伙一块儿吃饭，当年为了那人的弟弟上学，他跑上跑下，不知费了多少力，怎么会这样？取钱的事是有的，那只是陪着去了一趟寨子，谁知道是取卖杜仲的钱？那照片是与女朋友去瑞丽江边，游完泳后趴在岸边照的，哪是裸体啊？明明是穿着游泳衣的嘛；还“四人帮”的死党，那时要是与他们有一点儿关系，自己早就当兵，上学去了，谁在农场呆上七、八年？
再看看公函，一看就是唐其雨的笔迹，一想起那个瓦刀脸，气就不打一处来，唐是农场里的“青年才俊”，移民到的农场，如果没有知青来，他肯定就是“法定”的接班人，高小毕业他，在移民当中算是个年轻有为的，早早就入了党，可是，生不逢时，知青来了，相比之下，这些城里来的高中生、中专生怎么也不比他差，可是农场（兵团）还是顾及这些移民的情绪，把唐早早调到了营部。但由于有了知青，肯定阻碍了他的“进步”，回想那时开会研究问题，一牵扯到人才使用，唐总是反对任用这些知青，现在看来知青走了，他也该“出头”了。怎么会把矛头指向我啊？想不明白。
部长看着刘青一脸的茫然，笑了起来，“别看了！拿回去慢慢的看。”处长接过话题，对刘青说：“你呀，要接受教训啊！亏得我们在清查中，看到你的问题太特殊了，派人到云南跑了一个月，从昆明军区，到保山军分区，一直到瑞丽的武装部。才搞清楚你的事儿。人家保山军分区的领导还不让我们去瑞丽，说是这些都是派性闹的，你的邻居，那个许副营长也被抓了，非说他是坏头头，一个转业干部没有承认，硬是判了十五年，那要是没回来，你小子也没跑儿。”部长接过话茬儿，“看看揭发你的人。你还说是你的好朋友。处长他们调查了，那份揭发材料就是矛头指向他的时候，他揭发的你。他是立功了，没事了。你呢，要不是我看到了是你，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处理了，你小子怎么也得关上个年把，亏得我让他们先去调查了，在北京我也让他们找了你的几个战友，他们都说你的好话，说你干活拼命，文章写得也好，走到哪里都和大家打成一片。我才批了他们的调查报告。现在调查报告我们留下，那个信就交给你了。当个教训，好好留着，时不时看看，想想该结交什么人！”
刘青出了保卫部，来到一楼，想把事情跟政治处的人说一下，王处长没等他说，就开了腔：“别说了！我们都知道了。那封信还是我们转上去的呢。好在他们派人调查清楚了，不然，没有你的好果子吃！你没看那个去调查你的那个处长，在云南被蚊子咬的满身的疤。你们下乡那地方，路是太难走，军区的小车司机都不爱去你们那里，净是翻车的事故。”原来他也是调查刘青的一员。
王处长告诉刘青，这个问题搞清楚了，马上就开始办理转干的手续。
这个事，发生在“文革”结束后，可是当时，社会里文革的余毒尚在发挥作用，新的“冤假错案”还在产生着。如果当时不调查？如果当时舍不得花钱去云南？如果调查的人员不认真？如果……
后记：“文革”五十周年，中央重申要彻底否定。此文根据一个知青朋友的真实经历所写，作为小说，不牵扯任何人，请不要“对号入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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