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续1）文/知青淘吧

2016-4-6 08:17| 发布者: 开心| 查看: 318| 评论: 0

摘要: 成员有：张长江、王庭晖、宋伟勤、孙振起、马骏、李杰、周世杰、金锋、柴国斌、徐思群、魏永泽、王佩官和他，共13人。长征队的队名定为“革命长征队”，路线是从抚顺出发到延安，再从延安沿着红军走过的路到瑞金。10 ...

成员有：张长江、王庭晖、宋伟勤、孙振起、马骏、李杰、周世杰、金锋、柴国斌、徐思群、魏永泽、王佩官和他，共13人。长征队的队名定为“革命长征队”，路线是从抚顺出发到延安，再从延安沿着红军走过的路到瑞金。10月22日，这13人面对革命长征队队旗向毛主席宣誓：“我们革命长征队队员向您老人家保证，要以顽强的革命斗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走红军的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宣誓过后，李杰打着大旗，每人手拿着一杆红缨枪，背着行李，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延安走去。
经过25天的长途跋涉，他们到了北京，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他曾两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第一次是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挥手，虽然距离很远，但还是能够看清毛主席的脸庞。第二次是在西长安街，毛主席站在敞篷吉普车上，这次看得非常清楚。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不停地向红卫兵招手。“毛主席万岁！”“我们要见毛主席！”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是他感到无比兴奋和自豪的时刻，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是啊，还有什么比见到毛主席更激动更幸福呢？那个年代全国人民和毛主席的感情最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
长征路上，每次出发前他都打前站，他从不抄近道但走得比谁都快，这让有的队员很生气。队长张长江组织大家急行军、夜行军、连续行军。有一次连续行军240里，队员们边走边睡觉，真可谓是走着睡、睡着走。还有一次走到良乡已近半夜，没有住的地方了。队员们只好住在草棚里，地上铺上草，倒在草上就呼呼睡着了，这可是冬天哪。
1967年1月，长征队翻越太行山来到山西广阳，在这里休整时，传来了“要复课闹革命”的最高指示，于是，他们从太原坐上了返程的列车。“走红军的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誓言就此中断，革命长征队宣布解散。长征一路走来，不仅磨砺了他的意志品质，还练就了一双铁脚板儿、好身体。
1967年3月，他和本班同学石新明、葛启敏等5人成立了“虎山行造反团”。至于怎么造反，造谁的反他并不清楚。5月，与“井冈山”等革命造反组织联合在一起，成立了抚顺一高中“井冈山兵团”。这时派性斗争已经开始，抚顺市分为两派，一派以“抚联”为代表，另一派以“红工联”为代表。“井冈山”是站在“红工联”这一边的。
派性斗争一开始是唇枪舌剑的口水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都不服谁。在市人委（市政府）门前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广播车大喇叭震天响。虽然他不能冷静辨别是与非，但是他觉得站在工人阶级这一边是没有错的。殊不知人家“抚联”那一边也是工人阶级，参加“抚联”也是没有错的，派性斗争实际上是自家人互相掐起来。打倒“沈、苏、陈、蔡”成为革命造反派的主要目标。双方都认为自己是革命造反派，都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辩论达到白热化，甚至是攻击和谩骂。“沈、苏、陈、蔡”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打倒他们，双方并说不清楚，只要打当权派就行。
1967年7月，派性斗争进一步升级，特别是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以后，给双方以口实。双方都打着“文攻武卫”的旗号去弄枪、抢枪，并以兵刃相见，哪还有什么“文攻”。两派各自占据着自己的“地盘”，有时双方还攻抢对方的“地盘”。市区弥漫着火药味儿，居民们都提心吊胆不得安宁。江青是造成全国武斗的罪魁祸首，是她把派性斗争变得更加剧烈，是她把人们引向了派性斗争的深渊。武斗是极端错误的，文攻也是非常不对的，你攻谁呢？双方都是工人阶级，这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搞窝里斗吗？是江青把全国形势搞得一片混乱，她好在乱中篡权当女皇。她还恬不知耻地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纯属一派胡言。
1968年金秋，随着西去列车汽笛的一声长鸣，他远离了希望和梦想，青春岁月的河不知该流向何方？
二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他从来不认命，但命总是和他开玩笑。他家里很穷，从小在苦水中长大。他盼着有一天能买个糖发面吃，盼着有一天能买根冰棍舔，然而连这最起码的期盼都难以做到。于是他发奋读书，想上大学、念大书，借以改变这种困窘。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满怀信心，充满希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什么志向、希望都化成了泡影。他想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然而连他自己的日子都不好过，何谈救人。
下乡以后，他想这下可完了，这一辈子就交代给农村了。怎么办呢？面对现实吧！要干就得干出个样来，让那些人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学会了赶车、扶犁、掐高粱、铲地、扬场、簸簸箕。他认为自己还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不能就这样窝囊一辈子，将来还大有希望。
197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广阔天地走进校园，从莳弄禾苗到培育“花朵”，实现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参加教育工作后，每个寒暑假都要办学习班，对照“两个基本估计”认真检查自己，是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对“两个基本估计”非常反感。怎么能说解放17年来我们的学校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呢？又凭什么说我们的教师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他认为自己是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是党一手培养出来的，怎么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他的观点得到广大教师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