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自学成教授7 钻研历史现状为冤屈者平反昭雪

双泡子生产大队是一个有二百多户人家、一千多口人的自然村，以农为主，兼有一点牧业，在通辽县经济状况和生产水平属中等。

按照当时的阶级成分划分，有一户地主，一户富农，两户坏分子，没有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两户上中农、一户中农，剩余的都是雇农和贫下中农。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的任务，也是当时对知青的要求。经过调查，我了解到，最“苦大仇深”的雇农叫田中德，扛了27年的“大年子”。扛大年子就是扛长活，这是当地的习惯说法。田中德可算是我们屯子扛活年头儿最多的雇农了，1968年已经快六十岁了，当时和老伴相依为命。有一个女儿叫田凤芝，多年前就嫁给了辽宁省鞍山市的一个工人。田中德还有个同胞弟弟叫田中元，也是双泡子社员，曾在通辽的饭馆当过厨师。田中德在队里干点菜园子或场院的轻活儿，老伴儿料理家务。田中德对屯子的历史和现状了如指掌，记性也还不错，正好是我最合适不过的老师了。他家就在知青集体户院子正南第一趟街，当地发音gai，带儿话音。

还记得第一次去田中德家的情形。走进秫秸扎成的院门，一条土路通往屋里。我看到小院挺干净，西侧是一大垛苞米秸秆和高粱秸秆，码放整齐，小路两侧是小菜园子，东侧有一间小小的下屋，供放置农具和粮食等物。靠近门口处是一眼压把儿井，屋檐下挂着一串儿红辣椒。

走进作为厨房的外屋，正面三口缸：一口水缸，一口酸菜缸，一口大酱缸。两个锅台分布在外屋两侧，锅盖擦得干干净净，土地面平平整整。左拐进了西屋，这是卧室，南边是一铺炕，炕梢处有一个小炕柜，上边摆放着两个旧木箱，箱子上面摆放着红花面儿的被子。显然，老两口挺好强也挺讲卫生，家里可以说是一尘不染。

我看了看卧室的墙壁，大吃一惊，竟然是用《毛泽东选集》中的一页页纸张贴起来的！我壮起胆子问：

“田大爷，您知道吗，这可是毛主席著作呀！怎么用来糊墙了？”

他笑呵呵地回答说：“队里发的，我们老两口都不识字，就糊墙了贴在墙上。这样还能天天看毛主席的书！”

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帮助二位老人从压把儿井里打水、替老人灌满水缸，和老人唠嗑儿拉村史和家常，尤其是为老人给女儿写信。当然，由我替老人提供八分钱一张的邮票和二分钱一个的信封，差不多每季度写一封信，并负责寄出，直到我被调到通辽县委大院为止，从未间断。自然，女儿回信也由我来替老人读信。直到2010年我坐在电脑前写回忆录的此时此刻，还清晰地记得每封信的开头都是“唤臣、凤芝: 你们好！……”

从村史开始唠嗑，到日本鬼子进通辽，直到公社化之后，每家每户，无所不谈：“大旱那年（是指1943年）颗粒没收，那日子真是没法儿过了……,下冰溜子那年（是指1944年），天儿贼冷贼冷的，那冰溜子足有两尺长……，闹大鼻子那年（是指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来的真是一群牲口，见了女人就不放过，吓得大姑娘小媳妇都穿男人衣裳，往脸上抹锅灰，往高粱地里躲……”犹如一幅幅历史画面展现在我的面前。田中德是我了解双泡子历史的好老师，值得我感激终生。

那时我通过很多老年人了解了差不多双泡子每一家的大致历史，甚至对于村里的亲属关系也做过细致的研究，画出图，熟记在心。以至于能给两个村民通过曲折的关系证明并非是八竿子扒拉不着的亲戚，他们听了都不知道我是从哪里了解到两家历史沿革的，有点困惑和震惊。搞落实政策时，询问情况过程中我能自然说出你说的这件事应该是你多少多少岁时候的事情，对吗？被询问的人往往睁大了眼睛，感到震惊。其实他说什么下冰溜子那年，我就自然根据他的出生年头算出了他的年龄。老年人是不知道什么公元多少多少年的，只知道发生什么大事的那一年。而我，边听着就边在心中理出了他大致的履历表。

军宣队进驻双泡子大队后曾经找我长谈过一次。知青和农村家族没有瓜葛，没有派别倾向，解放军愿意问我。我就把村子历史沿革和现状和解放军讲了将近两个小时，当征求我的意见问我落实政策从哪里下手时，我说：“有人把匿名信寄到公社，说双泡子的杨副书记是逃亡地主。我觉得先内查外调看看是不是。如果不是逃亡地主，这就是最重要的落实政策了，还能增强大组织的领导作用，也能推动其他人昭雪平反。如果是逃亡地主，也能查证落实，对他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军宣队和大队领导商量后把我吸收到双泡子大队落实政策领导小组。我是知青中唯一的一个进入大队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知青。

我还有一个优势：会速记，能把询问记录整理得连语气词都原汁原味地写上去，漏不掉任何重要内容。

1971年秋天，913事件宣讲结束后，我被大队吸收进入落实政策小组，协助进驻屯子支农的解放军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落实政策。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还真不少，需要调查核实的事情非常多。支农的解放军直接介入到落实政策小组中，和我们共同工作。可能是看到我文笔还可以吧，再加上我对村情和解放前通辽的历史情况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就让我负责调查和整理材料。后来才了解到，913事件后县里派来了工作队，让每个知青都发言，带头落实宣讲人物。我的发言得到了县里下派的工作组的肯定和认可，还让我专门在全村社员大会上专题宣讲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历史。工作组的负责人向大队推荐了我，认为我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可以被吸收进入大队落实政策领导小组。我们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中还有当地的一个社员叫袁佐文，是个高中毕业生，工作十分认真负责。这段时间里，我每天都和解放军生活在一起，增加了对军人的了解。

落实政策小组派和一个1956年出生的解放军战士李建社一起到辽宁省的几个地方，包括原杨副书记的老家辽宁省康平县大四家子公社在内，去外调核实几个人的情况。李建社是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性格开朗活泼，老家在河南省道口镇。我俩很是投脾气，无话不谈。

下面是我和李建社的合影：

我们出发时，已经是腊月了，天寒地冻，大雪纷飞，好一派北国风光。

我们到了大四家子，找到了村革委会，找到了好几个证人，都详细询问了，取了证。事实证明村党支部杨副书记是个实实在在的老贫农，与逃亡地主连边儿都不沾。事实立刻得以澄清。那个年代，贴上八分钱邮票的一封匿名信就足可以把一个干部诬陷得几年翻不过身来。

使我终生难忘的却是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

首先是当时的辽宁省农村墙壁上到处都刷着大标语：“辽宁农业不翻身死不瞑目！”人们的衣着远远不如通辽，大姑娘小媳妇也穿的挺破旧的，往往是补丁摞补丁。只有极少数人家盖了石头打底儿的房子，多数农舍是破旧的土坯房。

我们的外调任务非常艰巨，要跑好几个地方。我俩希望赶回双泡子过春节，就拼命地工作和赶路。结果，我感染了大叶肺炎，高烧不止，不省人事，被送到康平县的医院中。这一住院就是将近一个星期，每天加倍剂量打青霉素针剂，才把我从死神手中拉回来。医生后来在我出院时对我说：再晚来几个钟头你就有生命危险了！

我的体重骤减是好几斤，使本来就十分瘦弱的我变得更“苗条”了。住院期间多亏了李建社的悉心照顾，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他才好。出院后咽喉部位的白色脓点直到三个月后才开始变小，后来逐渐消失了。

大年三十那天，我们正在辽宁省康平县北行的火车上。其中好几节车厢里都挤满了衣衫破烂的“跑盲流”的农民：举家从辽宁去黑龙江省开荒谋生。他们面无表情，不愿意和别人交谈。每个人说话都十分谨慎。交谈中我们得知，他们家里的日子已经没法儿熬下去了，只好往黑龙江跑盲流。据说先前到黑龙江的乡亲来信说那里还比较好谋生，他们就都投奔过去了。之所以赶在大年三十这一天跑盲流，是因为这一天火车上没有什么乘客，不会影响到铁路的正常运营，可以免费乘车。好象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这一天铁路乘务人员允许他们免费乘车。只是把他们单独安排在几节车厢中，以便管理。

我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查阅了通辽县的县志和有关资料，就连当地解放前土匪的情况，我也搜集了不少。

有的村民曾经被绺子抓去做过饭，文革期间被检举说是土匪。我在公社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工作期间用上了搜集到的有关知识仔细询问，一位村民仅仅被抓去为土匪做过几天饭，就被诬告当过土匪。了解到事实真相后给甄别平反了。到通辽县委大院也负责做过平反昭雪工作，积累了较多的地方历史知识，还亲自为一百多名“挖肃内人党”时被害致死的人员家属发放了抚恤金。我的工作卓有成效，获益于对当地历史的关注和潜心研究。为冤屈者平反昭雪，是我感到很欣慰的一段做出微薄贡献的经历。有的冤屈者很纳闷：一个天津大城市的知青怎么对通辽历史上那么多的事情了解的如此细致？殊不知我是在努力读懂社会这本无字的书。

我们1968年7月下乡插队到通辽时，正是“挖肃”运动最厉害的时候，到处都在抓“内人党”。好在双泡子大队蒙族很少，而且没有蒙族党员，所以就没有抓出“内人党”。这也从客观上成全了知青，否则，知青是必定会被卷入其中的，而这种卷入难免是一场悲剧。

队里开会时，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猜测谁会先发言，会说什么；谁会反对，又会提出什么主张等，就是努力读懂周围的人，读懂人。读懂人这个习惯一直伴随着我，以至于后来在哲里木盟建筑设计院当翻译和情报站负责人时，坐在宽阔的图书室办公桌旁，有时竟然能凭借楼梯上的脚步声在没见到人的情况下召唤出来人的姓名。

在县委大院，我曾被安排在收发室暂住，与我同住一屋的是一位姓穆的近五十岁的山东老汉，大家称呼他“老穆头儿”，他的工作是看收发室。有一天早晨起床后，老穆头问我：你晚上说梦话基拉哇啦地说的都是外国话，咋儿地了？原来我那些天挤时间精读俄文版毛选二卷中的论持久战，太入迷了，夜里说梦话都是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