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的三妹出生，由于那时父亲己有六个子女，三妹行七，所以母亲爱称其：七仙女。1952年夏，我家搬到长春，住在南岭的东北气象专科学校。我在南岭街小学就读，母亲在长春八中任教。每天早我随母亲上学，中午去妈妈工作的学校就餐。两校距离很近，相距一条马路。入冬后东北的雪大，风也大。若顶风行，我有时竟迈不动腿。这时妈妈转过身子让我用头顶住她的胃部，用她的身体挡住刺骨的风雪，倒着一步步艰难的走。
雪大风急天更寒， 上学路上举步难。 慈母用身挡风雪， 送我一路不畏险。 1952年秋，长春市教育系统举办运动会，母亲参加了女子一百米赛跑，夺得冠军。那时妈妈己经是七个孩子的母亲，三十八岁的人，要不是当年基础好，也不可能会有如此成绩。 到长春的初冬，我与大弟都惹上头虱，一时头痒得难受。若用手顺头发抓一抓，甚至可以抓出一、二个虱子。母亲知道后，将我俩头发翻动，可见虱子，赶紧拿理发推孒，将我俩的头发剃光，又用热水加少量消毒水反复洗几次，过了一段时间，头虱一扫光！ 有一次妈妈趁我们住的单位浴室，没人空闲之际，她将我们六个孩子，带到浴室，一个一个的给洗干净，又挨个换上干净衣服，当我们在外面的休息室等她时，母亲又赶快将脱下的脏衣服洗净。一直忙了有快一小时，回家后妈妈直用于捶腰。 1952年底，父亲受中央气象局调到北京，筹建北京气象专科学校。当时大哥要上中学，随父亲同往。我们其它人待父亲安置好再去京，那时我在南岭街小学三年级，班主任宋老师是位四十多岁的人。她待人和蔼，尤其喜欢我。当我向她说明要转学去北京，她听完后很高兴，说：北京是首都，是个很古老美丽的地方。我儿子就在北京地质学院上学，我也去过北京，能在北京上学真好！努力！ 到了53年初，妈妈忙活一个多月，总算打理好行理。大舅听说母亲要去北京，除赶来帮忙外，也嘱托母亲想法在京，也帮助他找个差事，也好有机会到北京与我们一块生活。可惜大舅因患病离世，母亲念及此事，也遗憾不止。 收拾行理完毕，母亲也办好调动手续，择日我们到长春火车站，大人们忙活一阵子，己近晚饭时刻，为答谢父亲的老同事的协助，妈妈在火车站的饭店，摆上一桌，让我做陪记得那顿告别东北餐，最好吃的是：哈尔滨红肠、木须肉、肉炒白菜木耳。 到火车硬卧车厢，妈妈将我们的下铺中间，用箱子，包袱、大衣铺好。晚上我们几个孩子分两排睡觉，晚饭是买的义利果子面包，因头次吃，所以印象深刻，至今仍喜欢吃义利果子面包。到北京前门火车站下车，父亲及大哥来接站，一家人相聚，高兴自不必细说。然后乘车去西直门，途经天安门广场附近，那时广场尚没有扩建。但天安门对我来讲，确实引起一阵激动！到西直门内，换乘32路汽车，是开往颐和园的。上车等待发车期间，有卖香烟、瓜子、花生米、糖果、冰糖葫芦等小贩在车下周围呌买，争揽生意。汽车行至白石桥站下车，白石桥是从玉泉山流出的长河，途经京城郊外的一座知名的桥。长河据说是明代刘伯温建都北京时，从西边玉泉山引出的一条，供京城饮水之用的河。也有许多关于此河美丽的传说。不过那时走过长河（又称高梁河），水清见底，水势平稳，水量也不小，殊不知后来我竟在此河里，学会游泳、钓鱼。中央气象局在长河北边，北京气象专科学校即在气象大院的东北角。由于学校主体工程尚未完工，我们安家在气象大院最南部的平房宿舍。平房的好处是接地气，出门空间大，活动场所宽敞，自由度大。加之平房周围绿化好，还有几棵玖瑰香葡萄树，枝繁茂，每年结果很多，让院里的小孩尝尝。 1955年，中央以反 胡风反革命集团为信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肃反运动。我父亲因两次留学到日本，被列肃反审查对象。更让人雪上加霜的是：有人揭发我家有枪！？据揭发人讲：曾经在听到父母亲之间的谈话中，不至一次的提到什么枪？提审父亲也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专案组的人反讲父亲态度不老实！母亲因父亲的事也受到株连，专案组的人多次找母亲谈话，让其揭发问题。现在又整出了个枪的问题，家中藏枪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母亲为此十分担心，父亲会因此加重责任。那时晚上我多次听到母亲的哭泣声，我真想去劝她，但是我又能如何呢？那年我刚上初中，一天晚上专案组的人，来到家中找到我说：你父亲有事让我过去看看，一听可以见到父亲我很高兴。但是到办公室，并无父亲的影子，付们骗我！我愤怒指着对面坐着的几个专案组的人，不停的哭闹。那些人急忙劝解，哄我。此刻专案组办公室一时间，人声大作。后来有人大声的伸斥我：你哭什么？？这时有人推门进来，只见那些专案组的人都站起来，定眼一看，原来是我们的邻居，长征老干部、校专案组负责人、学校副校长黄伯伯。他看看我，用手指指点那些专案组的人说：你们搞得啥子名堂？找个娃娃子办案、调查？乱弹琴！！他向我挥挥手说：娃儿子，回家去吧。我如缷重负，回到家讲此事告诉母亲，她听完后，眼涙直流，一把将我抱到怀里，大声的哭出来。我也跟着流淚。后来专案组弄清楚：枪的事是个误会，据父亲讲：日本投降后，家里收留了一个日本女孩子，名字呌偶内呛！也就是日语中的姑娘的意思，后来她遣返回国。可能是父母亲交谈过程中，说到偶内呛，恰巧为他人听到告发。尽管枪的事弄清楚，但是父亲两次留学日本，专案组认为有疑点，但又无确实证据，所以内定为特嫌？？？！这是后来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恢复名誉对才得知。谁也想不到的是：竟然如此无凭无据的分析，让父亲背上近二十年的政治历史问题的包袱，让父亲母亲及我们所有人，都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精神损失，身体的打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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