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酒家——千帆过/文

老三届酒家

我下乡的地方全公社只有一家小饭馆，是在公社的所在地冯家的十字街口，饭馆好像没有名字，要不然就是今天叫红日，明天叫东升的换得太频，不知道叫哪个名了。饭馆很小，平时没什么人，只是赶集或者卖公粮时会有些吃饭的。我印象中那时几乎没有公款去吃的，就算是队长领着去卖公粮也轻易不会进饭馆，都是自己带玉米面大饼子就咸菜，随便找点水就是一顿饭了。好一点的，公社所在地有亲戚的可以喝上热汤，人和人的关系也很简单，很少你请我我请你的，当然来客人、串亲戚除外。如果上面来人，一律吃派饭。就是轮流到老乡家吃饭，由队里记账，分红时给点补助。也许我到公社去的少，没有看到哪个公社干部在小饭馆招待外来客人。相比之下倒是知青们去的多点，一是知青的家长惦记孩子，总要给孩子点钱，虽然不多。二来知青没有什么负担，我们自己也调侃：一人吃饱连狗都喂了，有点钱就得瑟，加上青年点的伙食清汤寡水，找个引子打打牙祭成了非常盼望的事情。当然，这种时候也不多，非有事到公社，决计不会专程去下馆子的。

我们青年点的克正兄弟、柏林兄弟、徐维定都是南方人，按说习惯吃大米饭，可是这里除了苞米就是高粱，上哪儿找大米去？我们都不喜欢吃高粱米，一是高粱出米少，本来粮食就不够吃，所以分口粮时，还是多要苞米，苞米连皮都能磨成面，可以多出点粮食。二是当时为提高产量，种的高粱品种是晋杂五号，连社员们都说“晋杂五晋杂五，不好吃不好煮”，我们就更不喜欢“晋杂五”了。但是永远的大饼子面糊糊，让人难免感到腻歪。于是哥几个常常在睡觉之前躺在炕上，先来一顿精神会餐。克正的点子多，他提议每个人提一种家乡的代表菜，于是柏林的梅菜扣肉、克正的白斩鸡、徐维定的西湖醋鱼、颜强的四喜丸子和我的猪肉炖粉条就成了“会餐”时永远的招牌菜。说完菜名还要说出如何做，再点评哪道菜好吃，然后在“会餐”后心满意足地睡去，明天还得干活呢。可以说那时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到饭馆大吃一顿。当然，最好是吃什么有什么，退一步有什么吃什么也不错，只要不是吃什么没什么就行。这个今天看来不是愿望的愿望，那时绝对是一种奢望。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和插队时相比可以说天天都是过年，可是却再也找不到想吃一顿好饭后的满足感了。人啊，有时候就是这么的不可思议。八十年代初期，个体经济已经初露头角了，这里就有许多回城后找不到工作的知青参与。其实当时很多人也是无奈之举。当然此后不乏成为知名企业家的，比如大中电器的创始人张大中先生。一次我在报上看到北京有一家回城知青开的饭馆《老三届酒家》，忽然有一种感动：知青真是太不容易了!他们把青春献给了广阔天地，回城后因为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没有专项技能，甚至已经不再年轻了，还是只能从头再来。我自己就是回城后当了翻砂工。都二十多岁了，还得从拿十几块的学徒工资干起。但是他们没有躺在国家身上，而是用不懈的努力去改善着自己的生存条件，这种自强不息的劲头也可以称作是知青精神吧。又有一种冲动：有机会一定要去《老三届酒家》看看，吃上一顿，算是对知青岁月的回顾，还上在农村的下馆子的愿，也算得上是对知青伙伴的支持，天下知青是一家嘛。很快机会来了。
    一次出差到北京，办完事我按着记忆中报上说的地方找过去，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老三届酒家》。酒家在中国美术馆后面的一条街上，应该是在大佛寺一带。在路东有一个不太显眼的店面，是用琉璃瓦装饰成的牌楼，门楣上挂着黑底金字的牌匾：老三届酒家。窗户是那种大橱窗，虽然没落地，但也很低，走在大街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饭馆的里面。进去后，店内的布置让我感到好像是回到了下乡的年代。迎面一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宣传画，墙上挂着草帽，成串的玉米穗，红辣椒，成把的谷穗，印着为人民服务的黄军挎、军用水壶。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而亲切。餐桌是农村的八仙桌，没有桌布。桌上面的桌牌都是6、16、26、8、18……这大概是按照农村的习俗，图个吉利吧。饭菜以东北农家菜为主，很便宜。看来开饭馆的知青应该是从北大荒回来的。记得很清楚，当时我选了一处靠窗的座，只要了一个老三届套餐，是八元八角一份。饭菜上的很快，因为太简单了。四个小咸菜：雪里蕻拌豆腐、盐水豆、炸小咸鱼、炒芥菜疙瘩。菜是用那种吃饺子用的小碟子装，量不多，但绝对够吃。一碗苞米碴子粥（不限量），两个玉米面大饼子（个头很小）。我慢慢地吃着，看着窗外驶过的车和步履匆匆的行人。此时随着雪花飘落，酒家外面渐渐的成了一片银白的世界。我慢慢地吃着，更多的是对往事的回味。我想起了知青岁月；想起在呼啸的北风中，我和同学们经历的坎坎坷坷，一路走过来的艰辛；想起当时哥几个躺在被窝里“会餐”时许下的下饭馆的愿望，说不上是满足还是伤感。因为当时睡在一铺炕上的兄弟中有的已经永远离去了。

柏林是“四人帮”垮台后病逝的，他没有看到改革后的变化，没有赶上恢复高考，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我和柏林之间文革前就有过一段密切交往。那是上高中时，矿务局总务处营缮队对我家住的日本房进行大修，我在柏林家借住过一段时间，所以彼此的感情更深一些。柏林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做事执着而认真，外表文雅却不乏胆识。比如，当年谁都对恋爱讳莫如深的时候，他敢于当面对心仪已久的女同学求爱；即使在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上山下乡时候，劳动之余的他也坚持学外语，这种学习的劲头为我所不及；就算回城后当个酱腌厂做咸菜的工人，他也是做得与众不同，赢来许多女工爱慕的眼光。可是我们回城后都忙着自己的一滩事，竟然没有一起下过饭馆，来还当年那个不是愿望的愿，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遗憾。
    结账了，我把身上的零钱都掏出来，大概有三十多元。我拿出三十元给服务员，说：不用找了。服务员愣住了，不敢收。我告诉小姑娘：你就和老板说，吃饭的人是个知青，说完我走出酒家。走在雪中的北京街道上，我真想对柏林说：兄弟，我们一起在北京下过馆子了，是在北京的知青哥们开的饭馆，叫《老三届酒家》。

 雪，还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