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农村见到了弟弟 我弟弟在家排行老二，下乡的时候比我早两天。是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走的。 走的时候哭得够呛，把我妈、我奶和两个妹妹哭得像个泪人。我弟弟小时候就爱哭，虽然长得个子比我高，但没我有刚，比我眼泪窝子浅，有点什么事，或是在外面挨了欺负就是掉眼泪，袖头总有鼻涕抹来抹去的痕迹。总的说就是有些“孬”。胆小，腼腆怕事，还爱惹事，挨熊的时候都要我上阵，替他“平事儿”。 我弟弟篮球打得不错，在龙凤有一支挺有名的业余篮球队，就是他们。他在学校是校队的，后来回城又成了矿队的一员，投篮很准，投进一个球一定会低头用手把嘴捂一下，不敢抬头看人，好像做了什么错事。挺怪的。 他下乡的地点是锦州义县刘龙沟公社红石砬子大队，全班分到四个小队，他在第四小队。我下乡是在锦州锦县班吉塔公社羊草沟大队第二小队。虽然在锦州的两个县，却是近邻，相距也就四十公里，但我不知道，他也不知道。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天气很冷了，地上有厚厚的积雪。冬天没什么活，都在家里猫冬。我住在一个老乡家，在被窝里偎着，盖着被，抵御着屋内的寒冷。傍中午，有人来喊：“小王，快起来，来客了！”我好纳闷儿，没什么客人来看我呀？要是其它青年点的同学来，一定会到点里去，怎么直接找到老乡家来了。还没等我穿好衣服，只见两个大个子，推门进来了。 “哥”，一声略带哭腔的喊，把我从疑问中惊醒。这不是我弟弟吗?他怎么来了，就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确实是弟弟——维刚。他穿着棉大衣，带着狗皮帽子，脚上的胶皮靰鞡都是雪，面裤腿儿湿了半截。还斜挎着一个鼓鼓囊囊，那时候都有的“军挎”，身后是他的同学富营国，比他还高，两个大个子往屋里一站，小屋里立刻就满了。 弟弟眼泪流下来了，这是我们下乡后第一次见到家里的人，好半天我们哥俩没什么话说，觉得嗓子眼里有什么东西梗着。我仔细地看看小我一岁，比我高半头的弟弟，模样没什么变化，就是瘦了。 “你怎么找到我这里了，挺能耐呀？”我有意冲淡忧郁的气氛，虽然我也有眼泪要流出来，但我是哥哥呀。我不想让爱哭的弟弟，控制不住眼泪，故意把话说得轻松一些。“快上炕，暖乎暖乎，我去添点柴火。” “你们那里怎么样？还能吃饱不？几个人一个点儿？离我这里有多远？”我一边忙活一边问，不允许弟弟有哭的机会。记得小的时候他一哭起来就没完，越哭越挨打，弄得我净跟着陪跪。 “离这里有四十多里地，我们俩天没亮就出发，好不容易找到这。快给整点儿吃的吧，饿的前心贴后背了！”弟弟说，话音里还带着哭腔。他从小没这么出过门儿，冷丁出门在外，又是偏僻的农村，十八岁的他难免会感到孤单和害怕。 “ 好，你们等着，我去小卖店给你们买点儿吃的，先垫吧垫吧”。 小卖店没什么好吃的，只有硬得像石头似的饼干，一块钱买二斤，再买两个水果罐头，就算是不错的午餐了。他们两个看来是真饿了，不大功夫，二斤饼干两个罐头就造没了。 “我们小队是刘龙沟四队，那个地方叫红石砬子。是义县的东南边，你这里是锦县的西北边，两个县正好挨着。我们下乡后一打听，离你们这里还不远，现在没什么活，我俩就仔细打听好了路线，就找来了，还算好走，没有山道，都是羊肠小道。”真没想到弟弟还能走这么远的路来看我。这回该轮到我流泪了。 弟弟是初二的学生，实际也就是念完了初一，然后就“文化大革命”了。在“文革”中，和我一样，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憋气，脾气又倔，索性和家里提出“划清界限”，下乡前和家里闹得挺不愉快，下乡后也不给家里写信，也不要家里给寄的钱，就差没登报声明不是老王家的孩子了。为这事爹妈也很生气，很伤心。都说：“这个二倔子什么也不懂！”生气归生气，伤心归伤心。但还是挂念他，不知道这个“倔儿子”会怎么样，照样给他每月寄五元钱的生活费。 “哥，我入团了，你要想入团也得和家里划清界限。我和大队说了，我和家里划清界限了，不花富农家的钱。”我没话说，我知道他的倔脾气是有名的。再说我和家庭划什么界限。我的血管里流的就是老王家的血，划得清吗？团爱入不入，我就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共同语言。 “入团好，在那好好干，别老犯倔，争取早日回城。现在我爹也下放到‘五七干校’了，在新宾北四平，不大离写封信问候一下，听着没？”他哼哈答应，我知道，他是不会写信的，都划清界限了，还写什么信！这个弟弟呀！ 弟弟在我这住了两宿，回去了。之后我去了好几次，有时候徒步走，有时候借辆自行车去。每次都尽可能地给他带点儿好吃的，也到他们同学的几个点儿去看看，毕竟我都认识，同学们都跟我说弟弟的一些故事。都觉得他挺“左”的，有些做法不可思议，过年都不回家。我只能心里叹息，没什么好办法，何况我也在许多困惑中呢！ 我们好在离得不远，但心里老像隔着什么，比几十里路还远，真怪！ 弟弟比我晚一年回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份，矿里点召。在谁回来的问题上，弟弟高风亮节，提出让我先回来，说：“我哥比我大，还是让他回去吧。”就这样我先回了城，下了矿井。我挣钱了，每月给弟弟寄十元钱，那时候一个月就开五十多元。一九七三年他回城了，也分配在龙凤矿开拓区，他们队叫“五四青年掘进队”。他肯卖力气，干活很好，不久就当了班长。后来又到了矿救护队，当上了一名中队长，矿里给分了两居室的房子，还给安装了电话，比我们都强。 但就有一点不好，就是耳朵根子软，就听争强好胜、极力攀比的媳妇的话，结婚买的嫁妆要比别人的强，你有“英哥”的表，我就要买“梅花”的，你要一个孩儿，我就要两个孩儿，因此超生被罚了十多年。日子过得老是紧巴巴的。退休后又去打工，在开原的一个山沟的小煤矿当副矿长，生活无律，起居无常，饮食无度，烟酒无控。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六日凌晨，突发脑溢血。幸亏弥留之际还记得我的手机号，我带车赶去，见了最后一面，将遗体拉回，瞒着父母给他操办了丧事。但还是让父母知道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伤痛之极，不忍再说。那一年他才四十八岁，扔下多病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走了。 我的弟弟，让我怎么来评价你呢？没有评价，有的只是怀念，尽管那时候你办的事让人不理解，但我理解了，爹妈，弟弟、妹妹原谅了你，就在那个年代，谁没办过错事、傻事呢？ 2016年2月2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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