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面镜

父亲是一面镜

      又是一年的忌日。父亲离开我们已七年，冥寿也98岁了。

      普通的墓碑上用阴文镌刻着父亲的生卒年：1917——2008。当年栽下的两颗小翠柏,如今长成了大树，已能够遮风挡雨了。每每清明祭扫，我都会用那首词忆秦娥来寄托哀思：

      风萧咽，绵绵细雨情悲切。情悲切，声声祈祷，墓陵参谒。

      魂牵梦绕清明节，泪飞祭扫阴阳绝。阴阳绝，爱思泉涌，恸然哀却。

      按说父亲驾鹤西去已过耄耋，算得是长寿之人。但比起现在同龄健在的老人，父亲显然走得早了些。关键是有所遗憾，没能赶上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假如不是不慎摔了一跤，连他自己也自信能活到一百岁。那样的话，便能和我们一起过上小康社会的生活了。

      父亲信共产党一辈子，可他自己却白丁一个。填报干部登记表政治面貌一栏，始终庄重地提笔写下“群众”二字。小时候，我总是不解，为什么父亲是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怎么连个中共党员都不是?在那个特殊讲政治的年代，我多么希望我在填表时，父亲一栏的政治面貌是中共党员该有多好。虽说那时我还不懂，党员和非党群众有什么不同之处。但从党员子弟的同学眼神中，感到他们有一种骄傲自豪感。有时我好奇地问父亲，你为什么不是党员？父亲总是莞尔一笑地回答，当一名普通群众不挺好吗?不是一样地为党工作，况且党员也要依靠群众嘛。还给我举出了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像宋庆龄、黄炎培等都是党外人士，但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我似懂非懂，心里还是解不开这个疙瘩。想起同学家长是党员，那副神气活现的样子。难免让人心里羡慕嫉妒。

      其实当年父亲的老领导吉伯伯、焦伯伯都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应该说介绍父亲入党，有着非常有利的条件。但父亲很耿直，不想靠关系贪图名利。其实，父亲之所以总是徘徊于“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实际他很清楚，囿于自己内弟的海外关系，他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被吸收入党的。以至于后来作为“内控”人员，连重用都没有可能。这在后来，我的人生轨迹，得到了佐证。

      作为当年的下乡知青，我曾任青年点点长、团支部书记、大队团总支副书记，不管我写了多少入党申请书，都未获批准。大队书记不落忍，找我谈话交了实底，是因为我的那层“海外关系”没有办法。我终于恍然大悟，同样的“海外关系”竟耽误了两代人。假如不是因为它，父亲也许早就是大型国企的总会计师或提拔到更高层次。我或许当年就去大连理工深造了。还好我比父亲幸运，赶上了粉碎四人帮，1984年时隔12年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父亲除了平反昭雪蒙受九个月的不白之冤外，临近退休的他已不可能再得到重用了。

      父亲是典型的陕西汉子，有着陕南人大山般的性格，说话铿锵有力，快言快语，不拐弯抹角。也正是因为这种性格，他倔强刚正不阿，宁折不弯。也因此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吃了不少苦头。最典型是在“三反”初期被当“老虎”打，“文革”时期又被当“特务”抓。后来长期被“内控”得不到重用，从一家大型国企财务科长的位置上，转任处理积压物资的闲职，再下放劳动被折腾成半身不遂……可谓命运多舛。直到退休前尽管他一人承担3个人的工作，只给他一个“会计员”的职称。而早年父亲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直属企业，已是出类拔萃的会计科长，即使解放后他的委任状分明写着“副管理师”（相当于副总会计师），尔后又曾任国家机关某生产调度处财务科副科长。这些磨难和对他的不公，并未让父亲意志消沉，依然保持心底里的那份忠诚。

      父亲是无党派人士，却对共产党人十分敬佩。源于他亲身经历了解放前后两个时代的统治，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权腐败，共产党政权的清明。尽管他曾受到过不公平的对待，但共产党讲求“实事求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的一贯政策，还是让他深信不疑。事实上，两次冤案都得到了平反昭雪。最让父亲感慨的是，建国初期他现场亲耳聆听刘少奇、陈云同志作报告时的情景：几个小时的报告，不拿讲稿，甚至连口水都不喝，党的方针政策和革命道理，讲得入情入理深得人心，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心悦诚服。每当讲述给我们听时，他都会眉飞色舞的赞不绝口。父亲打那时起就笃信，在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建设一定会成功。也正是在如火如荼的建设新中国的年代，他随同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领导重返东北重镇沈阳。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厂的生产建设中去，用他精湛的会计专业，帮厂里建立起完整的会计核算系统，并实行财务垂直领导，很快帮老领导打开了工作局面，生产经营水平直线上升。父亲就像“拼命三郎”，以厂为家，“掯劲儿”时几乎吃睡在厂里，以至于他后来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整宿地睡不着觉。记得那时母亲为让父亲休息好，带着我们姊妹三个睡在外屋，把里屋专门让给父亲做卧室。夜深了，父亲卧室的灯光还亮着，他是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啊。

      父亲虽然是党外人士，却每每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方面，甚至做得比党员还党员。1958年大跃进时期，父亲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做出一个让我们匪夷所思的决定。率先让出了使用面积超40平方米两水两气的大房子，搬到使用面积不到20平方米两家共用厕所厨房还得生炉子的小房子。当时因原两家公用厕所，谁也不肯打扫，下水道堵塞粪便溢出，只好把厕所门钉上。父亲搬过来，便先把厕所维修一新，用他的话说，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嘛。以后自然成了公厕的清洁员。

      在我们的抱怨面前，父亲给我们的道理很简单，人家老少三辈9口人，我们只两辈5口人，作为领导理应帮人家解决困难。在那个住房困难的年代，这个两户人家共用厕所厨房的职工宿舍，竟让我们一住几十年再没换过，直到1992年拆迁。房子小东西摆放不下，心灵手巧的父亲，就动脑筋想办法。用劈材板板在房间过道厨房都打起“吊柜”，被服、衣物、杂物统统有地方放了。占完“天”又去占“地”，父亲把地板割出一个半米见方的活口，利用地板下空间做储藏室，不常用的破东烂西放到“地下”空间去。不想文革期间，被别有用心的人小题大做，诬陷父亲是国民党特务在地板下面藏电台，引来身陷囹圄之祸。

      父亲是个热心肠，常常乐于助人不计后果。父亲工资较高，源于他是旧制转职人员，原职原薪是当时的政策。解放伊始，他挣126元，后来有了活工资4元，月收入达130元，也因此到他退休没加过工资。不加工资的事，父亲倒是常耿耿于怀。同事邻居月头钱花完了，或遇到大事小情，向父亲借钱是常事。父亲有求必应，常常是借出去不知道要回来。这样的糊涂账，不知有多少。有个叫江胖子的师傅，肝腹水挺严重，一大家子人口，靠他每月六十多元工资生活，每到月下旬，江胖子就来我家找父亲借钱，其实根本就还不上钱。只是借比要好听体面些。母亲因此总嗔怪他“寿头”（南方方言傻子的意思）。可父亲却淡然一笑，该帮人处则帮人嘛。在外头如此大方，在家里却成了小气鬼。他是会计出身，精打细算是强项。每月把工资分成若干个小信封口袋里，分别写上生活费、水费、电费、煤气费，还有定期储蓄等等。他自己勤俭得不得了，粗茶淡饭，粗布旧衣足矣。与书香门第的母亲在一起，简直就是个“土包子”。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父亲为他同事叶青的申冤昭雪。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叶青到南方出差，顺便为一位退休还乡的老同志捎带退休工资。总共只有五十多块钱，途中不慎遗失，并有一路随行的叔叔作证。叶用自己的工资把丢失的钱补上了。原本不算什么事，但向领导汇报后，问题便严重了。非说叶是监守自盗，定性是“贪污”行为，于是受到开除党籍、调离财务岗位的处分。叶对此感到冤枉，一直上访申诉无果。已退休的父亲知道这件事后，立即调阅案情全部资料，挺身而出愿意为叶作证。并亲自奔波于市里相关部门讲述事实真相，书写详细证明材料。八十年代初，叶青的案子终于水落石出，推翻一切不实之词，做出了恢复党籍、恢复原职决定。这也让晚年的父亲得以慰藉。

      父亲的二三事，总是回忆不完。他做人做事的风范如同一面镜子，始终映照着我像父亲那样敬业忠诚，做事一丝不苟、循规蹈矩。镜子里那慈祥的面容，时时浮现在我眼前。不过。每每想起未能帮父亲实现他生前的一个夙愿，我内心深处总会感到很痛。

      父亲16岁离开陕西旬阳老家，翻越大巴山赴重庆求学，而后颠沛流离在外闯荡，于川陕湘贵京津东北数十载，直到1956年因家庭成分问题返乡核实，就再没能回去过。晚年的父亲，曾无意中和我叨咕想回老家看看，可我却没太在意。总以为父亲不过说说而已。其实我是未能理解父亲的心，他年少背井离乡，不想数典忘祖，又自知身后不能魂归故里，只想在有生之年，能再看一眼生他养他的故乡足矣。

      有一天我忽顿悟，想安排一次陪父亲陕南之行。可父亲又怕耽误我工作，一推再推，甚至一竿子支到等我退休。我想也罢，父亲一直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来日方长，等忙过去一阵子再说。不曾想，这一念之差竟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原创于2015年7月24日 谨以此文纪念父亲逝世七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