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鼻子品天下（连载2）：民办小学 第四十四章 文/林翔云

第四十四章 中外合资
几个月后林山带着儿子林行又来大陆，除了还清向我借的钱以外，还多带了三百万元投资到我的企业里，说是让林行在这企业里“学点本领”也好。
县里有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林山的钱是以香港一家公司的名义进入的），省、市、县、镇政府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非常高兴，这是他们“招商引资”的“重大成绩”，要“好好庆祝一番”。我不想铺张浪费，但又怕得罪官员们，只好随他们摆布，花了几十万元，各级官员都应邀来了，全县所有机关单位、学校、企业也都派出大批“代表”赶来祝贺。我看到古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扛着大旗汗流浃背地走在庆祝游行的队伍前面，于心不忍，把小学校长拉到一边，叫公司的出纳员拿出一个大红包让校长回去后分发给学生们。
其实林行在台湾已经学过并有了MBA学位（工商管理硕士），我让他当总经理，张继做他的副手当副总经理。林行不敢领命，我说：“生产技术有我全面负责，你只要一心一意管好销售就行”。林行勉强应允了。
闲聊时我问林行：“你爸爸做什么生意发了这么多财？”
“我爸爸哪会做生意？十几年前有人劝他到台北市郊买了一块地，没想到十年后这块地升值数百倍，一下子卖了几个亿！”
“现在中国大陆这种机会多得很，让你爸爸再来买几块地，准定几年以后也大发。”
“那你为什么不做房地产生意呢？这买卖不是更好赚吗？”
“房地产是官商勾结的产业。我不喜欢，也不会做。”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有个朋友黄明从小最怕的是读书，小学都没有念完，现在搞房地产。有一天我有事到他的办公室找他，那办公室够气派的，只是所有的人员一天到晚都无所事事，上班时间看小说、画画，就像《一江春水向东流》里面那个张忠良“上班”的样子。我问黄明：“你高薪养着他们又没事干，这不浪费钱财吗？”
黄明说：“这你就不懂了，他们都是各级官员们的亲戚，比如那个穿红色裙子的是区长的儿媳妇，那个穿牛仔裤的是市委副书记的侄儿……”
古镇的人们按财富论“英雄”，所以我曾经当过几年的“英雄”，但很快就被黄明取代——黄明的财富早已是我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了，所以镇上的人们开始不让小孩子上中学，说是人家黄明小学都没有毕业发的财比谁都多，还是不读书好。
戴金水的钱财也不少，只是没有人知道他一年能挣多少钱，镇上的人们只听说他在广东汕头一代走私石油、汽车“很赚钱”。有一次他同我聊起走私的一些内情，我才略知一二。据他说，在广东同他一起“做生意”的朋友们都是世世代代“做这种生意”的，有的人从爷爷、爷爷的爷爷就开始做了，所以他们很有经验，也很少出差错。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总有“马失前蹄”的时候，但这也都早已计算在他们“走私成本”中了。
他们总结了几十年来走私的“风险”，竟然计算出大约每走私十二次就被抓一次，而每一次被抓“亏损”多少，包括钱财的直接“损失”、几个人被抓进监狱后他们得照样发给工资、给入狱者家人生活费等等，摊销到每一次走私的“成本”中去，这样，他们即使被抓也不觉得“亏本”。
他举了一个例子讲给我听：他们前一次“不小心”被抓了，“损失”五百多万元，但他们每一次走私平均下来净赚一百二十万元，十二次就是一千四百多万元，扣去五百多万元，他们“实实在在地”赚了九百多万元。
原来“做生意”也有这样子的！
度新村有个王剑易一夜之间成了“首富”，全镇人都在互相传告着他的“英雄事迹”——他长期在外，据说有一次回到村子里，听到村里人说要集资修一条村道，他说：“不必集资，这修路钱我出。”人们以为他在说梦话，没想到他真的到银行转来几十万元给村委会。于是大家纷纷到处打听他的“发财史”，比较令人信服的一个版本是：他追上了一个女朋友，这女的爸爸竟然在“朝廷里”当大官，掌管着全国的矿产业，“权力很大”，但极力反对女儿这“门不当户不对”的亲事，但女儿铁定了心不回头，活脱脱就是古戏里面演的“郑元和与李亚仙”、“王宝钏与薛平贵”现代版，女方的兄弟姐妹也都看不起王剑易，不跟他来往。有一年他的老丈人得了癌症住院，所有的子女都觉得他“没有希望”了，看都不去看他，只有王剑易跟她老婆死心塌地连续几个月陪在医院细心服侍。结果他老丈人从死亡线上捡回了一条命，“很随意地”批给王剑易一个煤矿，由此大发了。他的财产到底有多少至今还是一个谜。
原来在程东公社当社长的林明闵逃到香港后，不知做什么生意也发了大财，有人说他在香港的富翁堆里可以“排在前几位”，看来也不可小觑。不久前回到古镇“荣宗耀祖”，全市的大小官员都来捧场，古镇又出了个伟大的“爱国华侨”。
实际上，古镇最有钱的是任书则——他在镇上办了第一个针织厂赚到“第一桶金”后，李真元每年不断地给他增加投资，现在已经在省内外办了几十个针织厂，一个比一个大，总投资达到几十个亿，任书则也从市政协委员到省政协委员“升”到全国政协委员了。
但任每一次跟我们见面都说：“其实同你们比起来，我是最差的人——我靠的是我伯父大笔的投资，而你们一切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也办起这么多的工厂，生意做得比我还好。尤其是云，完全靠自己的智力，没有任何背景，还能从事真正高新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我真的很佩服。”
有一次任跟我坐一个车去泉州，路上指着一个小山包对我说：“这块地我已经买下了，所有手续也都办好了，明天我就叫工程队来把这个山头推平。”
我说：“山坡上那么多的坟墓怎么办？”
任说：“推掉再说吧，该赔就赔。”
后来我听任的一个亲戚说：“那个山头上有一个坟墓，埋葬的就是告发并枪毙任书则爸爸的那个民兵。”原来如此。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多次往返香港。记得第一次从深圳进入香港时，我站在罗湖桥上，呆呆的看着对面的山头和后面的高楼大厦，思绪万千，想起小时候一次次的梦境，想起了柏林墙，想起了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偷渡”而被打死在这附近，想起我的亲戚朋友们不同的命运——真象是古人所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想起父辈们的忍辱负重，耳朵又响起爸爸一句常常挂在嘴边的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人健在，我们不知还要看到多少风景！这个社会的万花筒！
我每一次到香港都要去侨办中学香港校友会同校友们见见面，聊聊天。大家分享了一些校友现在的情况。大多数校友都自己开办贸易公司或到深圳、东莞等地办工厂，但也有一些校友还在打工——他们觉得给别人打工虽然赚的钱少一些，但轻松、自由，活得更愉快。
陈孝英嫁了个香港富豪，同老公到深圳办了个灯具厂，生意兴隆，大发其财，把已经退休的父母双双接到深圳安享晚年，古镇的人们纷纷称赞陈孝英是个“大孝女”。我每一次见到陈孝英时脑子里都会闪过文革初期“女学生批斗并毒打亲生父母”的情景，心想要是再来一次文革的话，这陈孝英不知又会有什么惊人的举动？
听说黄丹萍几年前也来到香港定居，我就向校友们打听她的近况。有位校友说：“丹萍来香港的时候已经病入膏肓了。”
我问：“丹萍得的是什么病？”
“肯定是精神方面的病——她多次服安眠药自杀未遂，精神受了很大的伤害。听说后来进了哪一家疯人院了。”
我打听丹萍在哪一家疯人院，打算去看望她。校友说：“等我打听清楚了，下一次你来香港的时候我带你去。
在铜锣湾林山的贸易公司里，我同林山谈论合资公司的前景，都觉得我们现在从事的芦荟化妆品前途无限风光，一片光明。林山感谢我对他儿子的信任，也相信林行有理论基础，现在又有了一定的实践机会，加上我“世界领先”的技术、全体员工的努力，公司很快就能成为中国大陆化妆品的一面旗帜。
林行果然不负众望，带领着全公司几百个销售人员走南闯北，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大城市设立了十九个“办事处”，进行各种各样的展销活动，召开一场又一场的订货会、产品推介会。古镇出名了，古镇人也以“黑牡丹”和芦荟产品的产地自豪。
芦荟产品在许多地方成为抢手货以后，各地几乎同时出现了各种各样假冒的芦荟产品，有的在原来生产的日用化学品商标上直接加了两个字“芦荟”就作为“芦荟化妆品”销售了，消费者不明就里，买回去使用以后发现没有什么特色，对真正的芦荟产品失去信心。
我到华侨大学化学系，同几位教授探讨芦荟产品的检测问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提出了一个简易可行的“荧光光度法测定芦荟素”标准方法。我又在这个基础上，起草、制定了几十个芦荟产品的检测方法标准。这些标准直到现在还是国内外所有芦荟产品开发、生产、评价、买卖的依据。
但假冒伪劣的芦荟产品还是层出不穷，到处浑水摸鱼制造混乱。有时候我们到工商局去“检举”要求“打假”，回答是“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们拿着部颁标准和省级地方标准给他们看，他们要么说是“没有接到通知”、要么说“这标准不适合我们这个地方”，有时候到市场上买到假冒的芦荟产品给他们，又推脱说“没有地方可以检测。”往往花费巨大却又达不到“打击”的目的。
当然也有几次工商局在我们锲而不舍的努力下查封了几个制造假冒产品的厂家、窝点，但不久以后，这些产品又死灰复燃，待到我们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再一次去当地调查、“打击”的时候，才领会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威力！“打击假冒伪劣”的行动几乎都是以失败告终。
除了技术开发和质量监督外，我在公司里还负责一件事——媒体宣传和广告设计创意。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设计的每一个广告、每一笔宣传投入的金钱得到的促销效果别人用十倍以上的金钱都做不到。比如芦荟产品一开始投入市场时，我们在电视上的广告语只有一句话：“你知道芦荟吗？”在南方各地，许多老人听了广告词后，会主动向年轻人讲解以前芦荟在民间的使用和各种传说、风俗习惯。几次广告就可以让芦荟在一个地区家喻户晓。
芦荟青春膏在上海试销的时候，我们在几家报纸上登的广告语：“要青春，不要痘！”、“芦荟能战痘”，这些广告语至今都还有人继续在用。
我在一份销售量巨大、几乎人人要看而广告费又极低的报纸上固定租下一个“报眼”，每周几十个字的广告词，我设计的广告词都很有“嚼劲”、耐看，引人注目、深思，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后来，我又发明了“谜语广告”、“智力游戏广告”、“有奖证联广告”等等，使得这些广告成为市民们街谈巷议、茶余饭后的话题。
“有奖证联广告”最成功的一次是“黑头发黑眼睛都爱黑牡丹”征上联，全国各地寄来了几百个上联应对，有的很有创意，但都不太令人满意。我还是从中“评出”一、二、三等奖，奖励应对者的积极性。
在我们成功地把芦荟洗发水和芦荟护发素合二而一变成一瓶产品的时候，为了这个新产品的推出，我在一份报纸上买下一个整版，登出一个悬念广告
1+1=1！
过了几天，我又在这份报纸的同一版面上登了一个招贴画，画的是一瓶洗发水加上一瓶护发素等于一瓶二合一洗发香波。
这个广告当年荣获全国广告创意一等奖。
有一天我乘坐大巴去省里参加一个会议，听到坐在前排的几个年轻人吹牛，其中一人说：“‘黑牡丹’的董事长要高薪聘我，我还不想去呢。”另一人接着说：“那天‘黑牡丹’的董事长托我去市政府办一个批文，要不是我去的话，谁都办不下来。”我走到这几个年轻人面前，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所有的人。
到了省会，我上台发言完毕回到座位时，旁边一个人说：“我爱人提起你多次了，今天才有缘见到。”我问道：“你爱人是谁？”对方笑着说：“等一会我带你到我家里就知道了。我叫王穆。”
会后我跟着到了王穆家，王穆的爱人开门，我一看，竟是陈琳！几十年不见，两人都有点突然，竟找不出一句开头语。我见陈琳住在“法院公寓”里，家具也都是旧的，显得有点寒酸，心里想：这么一个官家的千金，怎么会嫁给一个普通的法官呢？但想想不对啊，刚才那个会参加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小小的法官不可能参加会议。
看到我脸上的疑惑，陈琳开口了：“我爸爸平反复职以后，就把我嫁给王穆，一直住在这里，他现在是省高级法院副院长。”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个副院长还住这么破烂的公寓？又不好意思问，只好同他们谈论其他事。
我瞥见茶几上有个档，上面有句话看清楚了是“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去年全国一审判决的案件错判率为百分之五十二”，我对王穆说：“这个数据有误吧？应该是百分之五点二才对吧？”
王穆说：“错不了，每年抽样调查结果都差不多是这个数据。”
我说：“冤枉率不止一半，那老百姓还指望谁呢？”
王答：“其实老百姓真没必要来我们这里打官司，原告被告一起去菩萨面前发毒誓或者用“卜杯”（掷茭用语，一平一凸称之为‘圣杯’或‘圣茭’、‘信筊’表示神明认同，可以看出，卜到‘信筊’的几率是百分之五十）定是非，产生的冤案肯定比我们少。”
第二天，陈琳突然到宾馆找我，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住的房间？”陈琳答：“我问宾馆总台就知道了，这办法谁不懂？我们以前不是也很会找人吗？”陈琳讲的是我们小时候为学校募捐的事。
陈琳带着我到楼下，看到一辆崭新的“宝马”车，陈让我坐在“副驾”座位上，自己驾车发动。我说：“你会驾车？”
陈答：“当然会啦，这车是我的。”
“你要带我去哪？”
“到了你就知道了。”
车子开到郊区一片高级别墅区，在一栋极其豪华的房子前面停下来。陈琳带着我进了房间，装修、家具、布置都显得异常气派。我已经看出这都是陈琳的，不想发问，只听陈琳的介绍：“我知道你这几年做化工发了，其实我比你还发。不过当官也有不好的一面：再富也不敢张扬，有钱偷偷地花，也是一件难受的事——我只让你一个人知道，家乡的人都不知。要是让王穆知道我带你来，非把我打死不可。”
我说：“我只懂得搞科研，钻研技术，公司的生意也不是我做的，当官的事我更不懂”。
回宾馆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社会到底是做官好呢还是做生意好？如果只是为了发财，看来还是做官好——做生意可能一本十利、一本百利，也可能一本万利，但做官却可以做到无本万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