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木算盘

——回忆我的父亲

小时候，喜欢看父亲打算盘。那乌木的算盘珠子，在他的指尖拨动下，上下飞舞，噼里啪啦作响，犹如清脆的打击乐，令人十足的亢奋。每当这时，我总会放下手中的事情，专心致志地欣赏。

父亲对算盘喜爱有加，常对我们津津乐道，这是他吃饭的家什。我很好奇，仔细观察这算盘，与一般的算盘没什么两样：红木框、梁，框与梁连接处有铜皮加固，珠杆是竹子的，杆上串着上二下五的算珠。不过，倒是这91颗乌黑铮亮的算珠，一看就是用了年代许久，上面遗存着岁月的留痕。果然，父亲揭秘了乌木算盘的由头。

原来，父亲早年就读于黄炎培先生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会计培训班。他的恩师，也是他在安康中学的班主任何凤源，非常器重学习刻苦的父亲。他知道父亲家境贫寒，未等毕业便提前找到一份工作，很不容易。于是，在父亲离校之际，何老师特意将从宁波老家带来的这只乌木算盘送给父亲，既作分别纪念，也寄予父亲能够事业有成。当时，父亲还不知乌木算盘的贵重，只是到了綦江矿冶公司，听那些识货的资深老会计讲，才知道手中这只乌木算盘“分量”不轻。原来乌木是一种阴沉木，至少在地下埋藏千年以上，有的树种甚至长达三、四千年，是稀有的木材。尽管这只算盘的红木框不是乌木，但仅铁力乌木的算珠，就足以让许多摆弄算盘人青睐。因为，乌木本质坚硬，尤以铁力阴沉木最硬，一般的刃具很难在其表面划出痕迹，更何况要把它加工成一个个算珠，还要在中间钻上孔径标准光滑的圆孔，制作难度大，可想而知，也使这种铁力乌木算盘并不多见。所以，老会计们十分羡慕这个刚出校门的后生，能够使用这么“高级”的算盘。不过，父亲也很争气。别看年纪轻轻，算盘打的毫不含糊，既速度快，又准确率高，让那些老会计们刮目相看。

每当父亲谈起他过硬的“功夫”，总是眉飞色舞，引以自豪。而他的“功夫”，全凭在中华职校会计班的勤学苦练。记得父亲经常教诲我们的口头禅，就是“要干一行，爱一行，干好一行”，并且现身说法。其实他自己并非钟爱会计这行，对摆弄数字，写写算算，貌似账房先生的行当，他从内心排斥；倒是对机械制造情有独钟，志向是当一名机械工程师。但是命运多舛，他没有选择，要走出大山，要到外面闯世界，要新生活、要养活自己，惟有选择当时能够免交学费，能够即时就业的会计班。既然务上了这行，就要千方百计地干好它。所以，父亲在那个时候，仅以中华职校会计班肄业的学历，居然脱颖而出，成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所属“国企”的会计科长，让许多高学历老资格的会计人员，不得不佩服父亲的专业水平。也许是那只形影不离的乌木算盘，为父亲在事业上带来好运，也许是父亲没齿不忘老师送乌木算盘的初衷，发奋不辜负恩师的期望所致，也许他这一生注定与会计结下不解之缘。

解放以后，父亲先后从天津到北京又到东北，在一家国营大企业继续做他的财务科长。体制变了，会计核算方式采用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为了适应新体制、新模式，父亲白天工作，晚上到夜大学习。至今我还保存着，父亲上世纪五十年代夜大学习时的财经教材读本和学习笔记，当年父亲的学习工作情况可见一斑。父亲对工作一丝不苟，要求属下也十分严格。当时，厂里从科室科员到车间的核算员，里里外外有将近30人，光副科长就有3个。由于人员业务水平参差不齐，许多人是从工人岗位选拔上来，根本不具备专业知识，父亲既要经常进行业务培训，还要检查成本核算、账务处理是否正确。每当月末、季末乃至年终决算，父亲总是早出晚归，加班加点，忙的不亦乐乎。有时星期天，干脆把账本带回家里来做。我们小孩子不懂大人的事，见父亲紧锁眉头，一脸严肃的模样，便会乖乖地做好作业，到外面去玩了。

记忆中，父亲很少与我们交流，学习生活上的事都是母亲来管。除非我闯了祸，因为只有我是男孩，只要不是在外面做坏事，父亲都不会过问。即便有一次，我出于好奇，把家里唯一的闹钟给拆坏了，父亲也没责怪我，而是拿到钟表店重新修好。长大以后，我才领悟到，父亲是满足我的好奇心，他知道孩子好奇心和求知欲是紧密相关的，他是在保护我的求知欲。我想，大概自己从小养成了好动脑思考，好研究琢磨的习惯，与父亲保护我的求知欲不无关系。

虽然父亲不大管我们，可有一样他很上心。也许是职业习惯的缘故，父亲对我们的珠算学习，特别关心。闲暇之余，总喜欢教我们打算盘，书写阿拉伯数字。原来，这是一个好会计必备的基本功。他是希望我们当中有朝一日，也能够继承他所干的专业。只可惜，我们姊妹三个，无一人能以做到。父亲虽嘴不说，但心中的遗憾总还是有的。在父亲的教授下，我的珠算水平提高很快，没事就打一趟“九盘清”，久而久之，常以速度快、准确率高，名列班级里考试测验的榜首。

父亲为人耿直刚正不阿，求真务实，当年时任厂长——他的老领导吉合群，这位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就是看重父亲的这一点和财务专业水平，才把父亲从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局带到了东北。在财务管理中，父亲善于坚持原则，按财务制度办事，即使厂长拍板定的事，他也敢于谏言，坚决予以纠正，有时也会让厂长很为难。每次吉合群厂长，都会认真听取最终采纳父亲的意见。也正是由于父亲的铁面无私，让后来的厂长很难接受。

记得“文革”前一年，父亲虽然还是财务科长，但却被“临时”安排到积压物资办公室当主任，显然是不予重用了。后来才知道，并非完全是后来的厂长对父亲有成见，而是政治气候使然。在极左路线时期，对于像父亲这样有海外关系，又是旧社会当过旧职员的人，是不宜委以重任的，必定财务科是掌管财经大权的重要部门。一年后，文革正式开始了，父亲彻底地靠边站了，并且被专政关押了9个月，后来被下放到运输队当搬运工……直到粉碎四人帮，父亲才从“劳动改造”中解放出来。不过，从此永远离开了他干了一辈子的会计专业。伴随父亲半生的那只乌木算盘，也在文革中神秘地失踪了。在归还的被抄家的物品中，少了什么也没有比少了乌木算盘，更让父亲心痛。

如今，世道好了，我竟在不经意中，在网上看到有卖乌木算盘的，不过现在卖的已不再是它的使用功能，而是它的收藏价值。我多么想为父亲买回他那只，仅仅属于他的那只乌木算盘，以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啊！

（原创于2012年11月7日 谨以此文纪念父亲诞辰95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