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末的一天,同事告诉我:这几天有一位女士天天打电话给你,说是你过去的“荒友”(北大荒下乡时的战友),她从上海来京出差,很想见到你。我看了对方留下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很陌生,一时真想不起来她是谁。 晚上打电话去宾馆,的确是一个很陌生的声音:“39年前,你是不是在伏尔基河农场?是不是和一个叫‘小孩’的女孩演过《红灯记》?是不是……”对方一口气问么那么多的是不是。 是啊,1970年麦收结束,我和一个叫“小孩”上海知青演《红灯记》。那是我第一次登台演出,心里紧张得要命,还是把台词忘了,是“小孩”突然冒出一句:“爹,去看看咱家的粥糊没糊?”说完还故意抽抽鼻子。我差点儿笑出来,赶紧跑到后台问了台词,又跑回来:“铁梅,咱家的粥没糊。”惹得台下哄堂大笑。 在农场一直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是跟哥哥一起来北大荒的,比我们都小些。印象中,她总是扎对羊角辫,牙齿齐齐的,石榴粒般晶莹,终日阳光灿烂般地蹦进蹦出,老职工都喜欢叫她“小孩”。秋天刚过,“小孩”就盼着下雪。第一场落雪,她就急不可待地跑到院中,用双手接那飘落下来的雪花儿,然后看它在手里融化成晶莹的水珠。 像火柴擦亮的一瞬间,我的记忆全恢复了。我们在电话里谈了许久,最后她说:“我找你,没有别的事,只是想跟你在一起聊聊。”我们相约两天后在麦当劳见面,相隔近40年,不知彼此还能认得出对方吗? 相见的那天,我莫明地不安起来。出门前女儿提醒我:不该穿得那么随便,要换上笔挺些的服装。在女儿看来,一个当初的小男孩去见当初的小女孩,是一件十分难得而又庄重的事。 我们全凭着感觉在人流中喊出了对方的名字,她的变化不小,全然没有了当年“小孩”的感觉。终于,我们又坐到了一起,向对方讲述自己这些年来的故事。我告诉她:返城后,我当过工人,做过编辑,现在又做生意,她用心地听着,眼睛依旧亮亮的,还反复说着那句话:“今天能见到你,真的很开心。” 再见到“小孩”,才会感到人生如水。真希望她永远长不大,真希望她依旧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孩”,怎么30多年过去了,还是这种感觉,其实这种感觉很美。 寻找当年的荒友,也是为了寻找蕴藏在内心很深的那份真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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