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花,你现在不用着急了,”周文抹了抹眼泪说:“刚回城的日子,他确实是不太好过,现在没有问题了。” “真的!你见过他妈?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吗?”桂花焦急地坐了起来问道。 “刚回城的时候,因为他手上的残疾,没有单位乐意要他。你们想呀,那会儿一个正常人找工作都很困难,何况他手上还有那么严重的残疾,谈何容易! 他家附近方圆十公里之内的单位,他前后都跑遍了。可他是四处碰壁,没有一个单位乐意要他。不过最后总算还好,经过多方托人打听,一个战友的哥哥在海淀区委工作。在几个月后,他哥哥跟一个做搪瓷器皿的集体所有制单位联系好了,人家同意让他给单位夜里值夜班。 他老实巴交的在那个单位一干就是十几年,可是这岁月不饶人呀!眼看着他都三十多岁了,还没有成个家。这期间,左邻右舍的同事们都没少给他介绍对象。见了他的姑娘,也都觉得他人挺老实的,长得还不错,也并没有太在乎他手上的残疾。可是每回人家姑娘一去他家里看过之后,就都摇着头和他吹了。 你猜怎么着,他爹妈都是一个小工厂里普普通通的工人,常亮他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他父母的单位从来就没分过房子。几十年了,常亮一家五口人就挤在房管所给的那么一间十二平米狭小的屋子里,别说是卫生间了,摆下两张大床后,屋子里就剩下一个走路的地儿了。 他家人不要说是洗澡了,就连上趟厕所,还要走出两百多米远,才有一个公共厕所。风雨天,一路的泥泞,里面的状况是又脏又臭,夏天蚊蝇到处飞,上趟厕所能叮你身上好几个大包。到了冬天,寒冬腊月漫天飞雪,胡同里的人,谁能一天不上厕所呀!大家每天也得顶着刺骨的寒风去呀。里面是四处漏风,你也得撅着屁股忍受着凛冽的寒风袭击。唉……就这条件,多少人不就是这么过了一辈子吗! 可不是吗,就凭这,你也不能都赖人家姑娘吧。谁不想想,这往后真跟他结了婚,那家里头可怎么住呀?往后的日子,可又怎么个过法儿呀? 所以,人们给他介绍一个、吹一个,常亮他对这事,逐渐也彻底失望了。往后,有好一阵子,他索性不再让人给他介绍对象了。” “你说常亮怎么这么倒霉呀!好人却没好命!”桂花拍着大腿着急起来。 “桂花,你先别急,这可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天上还下着大雨,工人们都下班了,大家都赶紧往家里跑。常亮等大家都走了,他就按部就班地锁上了工厂的大门,又挨个把每个车间办公室都检查了一遍,看看有没有屋子灯没关呢,门窗没有锁好的。等他挨个屋子转完之后,就回到了传达室,打开了小收音机听起了评书。 可是没多一会的功夫,他就听见外边“砰砰砰”的敲起了大门。常亮赶紧打着雨伞跑过去打开了小门一看,原来是三车间的董师傅。这个老董师傅,五十来岁,人挺憨厚,就是脾气平时有点倔,平时很少跟别人闲扯。可今天他却一反常态,走进了传达室,笑呵呵地从兜子里掏出了一瓶二锅头,又掏出了两个纸包,一包花生米,一包猪头肉。于是,两人往碗里一人倒了三两老白酒,就开喝起来。 原来这董师傅呀有一个侄女,家就住在昌平农村。上中学的时候,因为一次意外的车祸,把女孩子的一只脚给压坏了。姑娘就被从小腿那里给截肢了,现在她就拄着一个拐。这姑娘比常亮小五岁,人也很老实,长的不错。 老董认识常亮十几年了,也知道他找对象的情况。于是,他跟侄女把常亮这事一说,他侄女也没嫌弃常亮家里的状况,就同意了。所以,今天老董高兴地带了侄女的相片,买了酒,特意来找常亮说这事。 常亮听老董这麽一介绍,又看了相片,虽说他心里挺高兴。但是,他对这事已经是心灰意冷,生怕自己再碰钉子。所以,他就跟老董说了,他已经不想再谈对象了,就这么一个人将就着过了。 可是老董一听就急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呀?你都多大岁数了,还不赶紧成个家,后半辈子谁来伺候你呀?你是嫌弃我侄女呀,还是有什么原因,你必须给我说个清楚。’老董本来是胸有成竹,没想到常亮会拒绝他。 ‘老董师傅,我现在还嫌弃什么呀!你是没看到过我那个家,过去人家给我介绍过那么多姑娘,跟我见面时都聊的都挺好的。可是一看到我们家的那景象,就都寒心地跟我吹了。我并不埋怨人家姑娘,我的这点情况确实让见过面的姑娘有点寒心。您现在又介绍的是您的侄女,到时候让人家高高兴兴的来了,最后一看到我家那窘迫的情况,又让人家姑娘扫兴而归。您看,那该有多不好呀!’ 老董一听,心里明白了,马上他就笑着说:‘来,常亮,咱俩先把这碗酒干喽。’ 两人碰了一下碗,一口都周了进去。老董又把酒瓶里的酒倒进两个碗里,然后说道: ‘唉,常亮,你别看我没去过你家,可是你家里的情况我都打听的一清二楚了。我也如实的跟我侄女把你得情况说清楚了,人家听了很乐意。她不会在乎你家里的情况的,其他的事,咱们以后再想办法慢慢说。你就跟我说个痛快话儿,你自个愿意不愿意吧?’ ‘我这那还有啥说的,人家你侄女都没嫌弃咱,咱就作揖叫好吧。’ 于是,常亮的这事,就这么成了。” “那他们结婚以后可怎么个住法儿呀?” “桂花,你先别着急呀,天底下真是好事要多磨呀。 两人见面以后,双方都挺乐意,于是老董就带着他们登记结婚了。随后, 老董可就帮助忙活开了。老董他有一个老乡,就在花市房管所工作,老董让单位开了个住房困难证明,两人又拿着结婚证跑了好几趟房管所。人家也确实没有房子给常亮,人家说了,这片胡同里面,比常亮家还困难的还有好几家呢。 可是那老乡,却给他们出了个主意。就在常亮家路对面的一片平房里,有一个小胡同,平时那里挺僻静的,可是老有人在那胡同口拉屎、撒尿。尤其是夏天,那条胡同臭哄哄的不说,它招蚊子、苍蝇呀!附近居民跟房管所吵吵反应了很多次,让给砌堵墙拦起来。没人走了,那地方不就干净了吗。房管所是答应了,可就是没有工夫去砌。那个老乡叫老董和常亮,星期天再叫上两个人,他们房管所去两个师傅,一天就可以在胡同口把那小房盖起来。 老董一听,这主意好啊。于是星期天,老董师傅就从车间叫了两个徒弟,他们几个人就忙活开了。一大早房管所拉去了一车建筑材料,老董带着两个徒弟跳水、和泥。房管所的两个师傅非常麻利地一砖一砖地在两排房子的北头,砌起了一个三米高的大墙,又在高处开了一个小窗户。然后,他们又在南边砌起了两米八的高墙,在南边墙上大门的左边,也开了一个又高又大的窗户,这样既可以提供很好的采光,又能让风能顺畅地对流。顶子上师傅用木板、油毡、石棉瓦一铺,齐活,一间十平米的小房子,天黑前就盖成了。 老董和同事们又帮助他收拾了几天,屋里头又买了桌子、床,所有生活必需品。半个月后,老董招呼了厂里的一些熟人,在这个小房子里举行了简单而又隆重的婚礼,当晚,常亮终于入了洞房。” “哎呦!这帮同事朋友们太好了!可怜的常亮总算有了家了。”桂花乐的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腿。 邓丽看着周文讲的津津乐道,打心眼里替常亮高兴。真是俗话讲的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只要有个窝,起码常亮能生活有个奔头。邓丽和桂花刚高兴了一会儿,就见周文的脸色又沉了下来。 “你们说人生怎么会老是有不断的沟沟坎坎,”周文皱着眉头说。 桂花一看周文的发愁的样子急忙问道:“常亮他又怎么了?” “唉!常亮结婚没两年,刚有了一个小女儿,一家三口人虽然生活过得不富裕,可是小日子过的也挺高兴、挺红火的。他和老婆计划着,每个月攒上十块钱,这样两年后就给家里添上一个小的黑白电视。以后再攒点钱,就添个冰箱,再攒点钱,再换个新自行车。 虽然那两年他家里生活上还是有点儿拮据,不富裕。但是两口子憧憬着未来幸福的生活,一家人小日子也过得其乐融融。此时,他深深感受到了生活对他充满的崭新意义。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厂子里忽然一下子就开始搞起了下岗,说是天润恒佳公司要兼并他们厂子。这下子工人可就倒霉了,乱轰轰地吵吵了有大半年,最后,一人给了三万块钱,都回家了。你说那年头,好人找个合适的工作都不容易,更何况常亮手上还有残疾,那他找工作就更不容易了。 从此,他就到处打零工,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紧巴。一提起那段日子,他就忍不住掉眼泪。他自己是省吃俭用,但绝不亏待孩子和老婆。牛奶、鸡蛋、炖肉,他都紧着孩子老婆吃,自己就拣人家冬储大白菜扒下来的菜帮子,用那个炖肉剩下的汤,自己炖巴炖吧吃了。要不然就是把白菜帮子剁成馅儿,放上一斤肉,包上四十个大包子,吃上一个多星期。 夏天,他不吃西瓜,他专等孩子吃完了西瓜,他再把那瓜皮啃一遍。他还自嘲的对老婆说,我这是为了不得糖尿病。唉!要听他老婆一说起来常亮来,那段苦日子、遇到的苦难,那可就太多了!那些年对常亮来说,真是苦不堪言。 由于那会儿我们大家伙也都是刚回城,个个也都是自顾不暇。邓丽,你想呀,咱们这拨人充其量也就是个小学文化,能干什么呀?除了那么一点工农兵学员,工作能分得好一点,其他大部分人,不都是得从最基层干起吗! 有能力的,赶紧托人找路子弄个好工作。有智慧的,也得赶紧学习补课再充电。为了前途,大家那些年也都是东奔西忙自顾不暇,哪有闲着的人呀!命运真是捉弄人呀!咱们这帮人呀,倒霉的事基本上全都赶上了。 六零年,咱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挨过饿。六九年,咱们是一锅端,都被赶下了乡,不是内蒙就是黑龙江。七八年,好不容易大家都熬到回到城里吧,咱们念书的好时光又都给耽误过去了。而且那些年,咱们在这里光种地了,大家伙又都是豪无一技之长,被别人看不起咱就不说了。可咱为了自身的生存,还不是得想方设法,拼命地往前闯吗! 前些年,社会上陆续的搞下岗,这首当其冲的又是咱们这帮人,谁让咱们没有文化呢!前些年,陆续又有退休的、退二线的,大家含辛茹苦终于把孩子们培养长大毕业了,工作了。这时,大家才闲下来有功夫互相间联系联系,不时的聚聚、聊聊。可是每次聚会,大家都见不到常亮,大伙就开始有点儿纳闷了,怎么这么长时间就是找不着他呀? 后来,还是安毅和文杰,找到了他们家的地址。等他们去到他家住的那边一看,好家伙!大片的胡同都给拆光了,常亮他们家已经完全变成一片瓦砾,说是要盖小区了。可是安毅他们一打听常亮,人家说,这的人全搬走了。南边有搬到大红门的;西边有搬到石景山的;北边有搬到天通苑的;东边有搬到通县的。你说,这么偌大的一个北京城,要想找一个人,那不是跟大海捞针一样。 那年正好上映一部电影,叫‘一个都不能少’。安毅说了,不管多难,咱也是一个都不能少。 一到周末,安毅和文杰就开着车,跑到常亮家过去住的那一片地方去问人家。也不知他们跑了有多少趟,足足跑了有三个多月仍然没有打听到丝毫线索。就在他们都快要绝望的时候,真叫是皇天不负苦心人! 有一天,他们问到了常亮家过去的一个邻居,那个人指着瓦砾最北边的一排房子说‘你们看见那一长排带小窗户的平房没有,只有中间有一个小门的那里,就是常亮的家。 哎呦!他们总算是找到常亮了!两个人谢过了人家,就高高兴兴的就跑了过去。 尤其是马文杰,那个激动呦,可就别提了!他们兴冲冲的敲开门进去一看,床上坐着的正是常亮。可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常亮靠坐在床头上,长发散落在迟钝的前额上,额头布满了皱纹,嘴里露出稀疏的牙齿。他脸上和身上的皮肤,都是被太阳晒成的古铜色。上身穿着一件小背心,背心上有好几处大小不一的破洞,他木讷的连话都说不利索了。生活的重负,这几年几乎是要把他给压垮了! 下岗时单位给他的那三万块钱,他花了一万多给妻子安了个假腿。老父亲得病住院,又花了一万多。剩下的钱,这些年全给孩子上学花光了,平时两口子省吃俭用。早上中午,长亮都咸菜泡饭,晚上孩子回来了,才有点鱼或肉。可是长亮自己还舍不得吃,都紧着孩子和老婆吃。平时要是孩子老婆有病了,他是家里、医院,不辞辛苦地跑来跑去。可是常亮要是自己有病了,他一点药都不舍得买,就是一个干扛着,多喝点水,或者捂着大被睡一觉。 孩子要是说想买新衣服,他是毫不犹豫掏钱就给买。可是,你要是让他给自己买一件新衣服,那可没门。那段日子过的,听他老婆说起来别提是有多苦了! 你们知道,安毅和文杰那是多么刚强的汉子,看着常亮痴呆的样子,听了他老婆讲述完这些年的遭遇,也都啪嗒啪嗒一个劲儿的掉眼泪。” 说到这,周文呜咽的说不下去了。邓丽不知道,怎么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事情。邓丽不解地问:“周文,不是每个人都有社会保险吗?” “国营的职工都有社会保险,大集体的职工买断工龄后,就没有保险了。” “怎么保险,还分国营和大集体呢?” “唉!邓丽,一两句话跟你也说不明白。就是在国内,有一些人,像常亮这样的,没有保险。” “这么分,社会也可太不公平了。” “唉!这个事说起来复杂了。咱还是说常亮吧。 你说就靠常亮在这个单位干三月,在那个单位干上半年,挣得那三瓜两枣,怎么能长期维持这一家老小的生活呀!安毅了解清楚常亮的情况后,在单位的人事处,查阅了有关国家文件,他仔细研究了一遍,一拍大腿,有主意了!” 桂花忽然打断了正讲得津津有味的周文说:“你跟安毅是一个单位的呀?”。 周文莫名其妙地看着桂花:“我跟他不是一个单位的呀!你怎么会想到我跟他是一个单位的呢?” “你不是看见安毅一拍大腿,有主意了吗?” 邓丽看着桂花那个认真劲,又看了看周文,两个人面面相觑。忽然,忍不住她们两个人全笑了。邓丽心想,这东北人真实诚,她太不了解北京人侃山的文化了。不过,这也不是一般人在三天两天能整明白的。 “桂花,北京人聊天,经常顺嘴跑火车,她就是顺嘴那么一说。”邓丽赶紧帮着解释了一下。 “那安毅有啥好主意呢?”桂花焦急的等着听结果。 “安毅研究完文件,他一琢磨,常亮的手是在兵团时干活给铡断的。咱兵团是国有企业,那就应该算是公伤,如果是公伤,那就不应该给他推到社会上不管了。只要现在的农场能承认他过去这件事,给开个公伤证明,那后面的事就好办了。 于是,安毅和文杰就利用休年假的时间,跑回团里了一趟。你别说,农场的人事科虽然全换成新人了,可他们办事还真挺热情认真。 他们首先找到了古连长,让古连长给常亮写了当时事故的过程和证明,他在老连长家还住了一夜。他嘴上是不会赞美老连长的,但你从他带给老连长的礼物,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感情。他特意给老连长带去了三瓶茅台酒、三条中华烟、三大盒龙井茶,还有一大包北京特产。这些东西,那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呀! 随后,他们又跑到团部医院,翻出了常亮当年的病历档案,全都给复印了。他又让医院给开了一份正规的公伤证明,并盖上了医院的公章。安毅和文杰拿到了这个东西,满怀欣喜地高高兴兴就了回北京。 他们本以为有了这个证明,后面的事就好办了。可是没想到,回了北京后,他们是找谁谁不管。街道说,你这事得找民政局;民政局说,你这事得找劳动局;劳动局说了,你这事得找他原来的工作单位。好家伙,他们找了一溜八开,等于全是白找。那一年给安毅累的,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什么信访办、二轻局、残联,只要沾上点边地单位,他全去过了。最后,常亮的这事儿,还是毫无结果。 这下可给安毅气坏了,他想来想去,最后直接跑到了市委办公室。接待他的是一个值班的处长。他说:‘你们这事是历史遗留的问题,现在还不大好办。目前市里、国家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你们再等一等看看,以后会有新政策。那时,你们的这事儿就可以解决了。’ 安毅一听可真急了,他气得拍着桌子对处长说:‘哎!我先声明啊,这可不是我瞎编,这都是文杰在旁边看见的。安毅说,你们这里是北京老百姓的最大的父母官了,你们做事总不能向基层的小干部那样,能推就推,能糊弄就糊弄,不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呀? ’ ‘我们现在不也正在研究这个事情呢么,很快就会有一个结果了。你们还是需要再有点耐心等一等。’那个处长很客气地解释说。 ‘你一句话,就想把我们打发了。我们为这事,前后跑了一年多了。走到哪,都总是说等等等,你能告诉我个具体日子,让我们要等到何年何月啊?’ ‘具体的日子我实在无法告诉你,但是,肯定时间不会太长。’ ‘说了半天,你还是推了个干干净净。你们高高在上,就知道整天混日子,享清福,对老百姓的疾苦不闻不问。你们还讲不讲点儿良心呀?’ ‘同志,我并没有唐塞你,我说的都是实话。这个事情很快就会有个研究结果了,但是你要非让我告诉你具体的日子,我也确实不知道呀?’ 两个人越说越激动,谈话没想到逐渐演变成了愤怒的争吵,似乎眼看着就要到了动手的地步。但是实际上,两个人谁都不会真正动手,只不过是情急之下,两个人都有点激动罢了。尤其是安毅,他显然是内心焦急,有点沉不住气,说话有点毫不客气。 他说,‘我们上山下乡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你知道吗?现在好不容易回到家了,临老临老倒下岗没有工作、没有依靠了。你良心上说得过去吗?我可不客气地跟你说,这个事,一个月内再不解决,我也没有其别的办法了,我只能带着我们兵团战友,二百来号人,每天坐在你市委门口等消息了。’ ‘同志,我问你,你下乡了多少年?’ ‘我下乡了五年多,没有吃过闲饭。’ ‘那好,那我们应该有共同语言了。我下乡了十年,绝对也不像你说的,不知道人民的疾苦。我这事也就是跟你说说,我从来也没有高高在上,我每天都在认真的工作和生活。你对我个人有什么看法都不重要,但是你刚才说的一些话,我可不赞赏。我也可以郑重地告诉你,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干任何违法的事,有事,我们可以慢慢地商量吗。’ 安毅一听,这老兄也下过十年乡,也是个知青,那应该有感情基础了。 他也不好意思地说,‘同志,我跑这事已经有一年多了,你推给他,他又推给你,推来推去到今天,什么事也没解决呀。短期我们的战友可以接济他,但这总不是一年半载的事呀!这事要搁在你的战友身上,你说你能忍受的了吗?既然你也下过乡,你就更应该帮帮咱这个阶级兄弟了。 你如果有空,你可以先跟我们去常亮家看看好不好?他家本来就是大家伙帮他,临时搭的一间小屋。这么着,才帮他凑合着取了个媳妇儿。他家进了屋就上床,下雨天满屋子漏雨。一家三口,两个残疾人,老婆没有了一条腿,他自己在兵团时,被轧草机轧掉了一只手。一个上中学的孩子,没有一分钱固定收入,你总得让人家像一个人似的,有尊严的活着吧!’他瞪着眼睛,跟处长把常亮家地情况说了一遍。 我是从来都没有见过安毅生气的样子,听文杰一说,简直真是不可想象安毅当时的样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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