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 “科学种田”
农忙还没结束，大队就连续召开三次“以粮为纲、围溪造田誓师大会”，准备“与天斗、与地斗”，“修补地球”。原来这个大队的腹地有一条溪流穿过，由于历史上多次改道，形成一大片寸草不生的沙滩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九六四年社教时都有人提出要把它改造成“良田”，因为工程浩大，动不起来，此次趁着“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机会干一场。没有人敢反对，对于乐西大队几千人来说，这个工程可以同秦始皇筑万里长城相比，甚至更艰巨，而且最终能不能产粮食谁都不敢“打保票”。 我属于第一批“上战场”的“勇士”，到现场一看傻了眼——一望无际、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先要建一条几公里长的溪堤，单单石头就得把远在十几公里外的一座“石头皮山”的石头用尽！沙滩的平整工程量也是巨大的，平整完还要在上面填土，土也得从几公里到十几公里外“搬”过来！须知这些“搬运工作”全部得用肩挑手提——当时整个大队连一辆手扶拖拉机都还没有呢！ 有“愚公移山”精神的中国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支部书记已经在“誓师大会”上讲了：“有人说这么浩大的工程要到猴年马月才能完成，我们不怕！五年不成，十年；十年不成，一百年！子子孙孙干下去，还怕不能完成吗？！” 我的工作是挑沙石，一天十几小时地干（真的是“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照样一天拿八分工分。百无聊赖，幸好有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相伴，才不至于闷死。《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的“主旋律”乐曲我能一个音符不差地哼出来，至于里面的插曲当然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说来也怪，劳动真的可以改造人，这样没日没夜（经常加夜班）高强度地干活，我再也不敢想什么“科学种田”、“高科技农业”了！只想把自己改造成没有头脑的“机器人”，省心！ 有一次听到广播里叫喊着：“热烈庆祝范飞治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范飞治当人大代表，我们贫下中农一百个放心，一万个支持！”、“范飞治是毛主席的好干部！”我偷偷问一个大队干部：“这范飞治何许人也？我们什么时候选她当代表了？”对方狡黠地笑着回答：“你还不知道？县革委会主任的情妇，跟陈知笔睡过几次当然有资格当人大代表了！” 这一年大年三十、正月初一大队都不“放假”，也不许“请假”，不过这样也好，省得为没有钱过年烦心。“围溪造田指挥部”特地在大年初一这一天在沙滩上召开批斗会，把原县委书记赵大任抓来批判，罪名是社教时本来要拨给乐西大队“围溪造田”用的款和建筑材料被赵书记“挪”去建县城的一条新街。赵反对“围溪造田”的理由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会半途而废的”，现在把他“请”来看看“人民群众”的干劲有多大！赵大任跪在溪堤上，面对着沙滩上辛苦劳作的男女老少，不停地说：“我有罪，我有罪！”，“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然后又高喊：“毛主席万岁！”“人民群众万岁！” 我猜不出赵说的“我有罪”是什么意思，是以前有罪呢还是现在有罪、或者今后有罪？但不管有没有罪，赵书记得留在这里参加“劳动改造”赎罪，白天同样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被关在溪堤附近的一个牛棚里与牛为伴。可怜一个堂堂的县委书记竟然沦落到吃不饱穿不暖的地步。好在看牛的老头出于“人类同情心”，经常偷偷给他一点番薯吃，才不至于饿死。 我同几个不会“打小报告”的回乡青年开玩笑说：“机会到了，你们赶快去巴结赵书记，以后他如果再做官肯定会照顾你们的！” 有一个人回应：“怎么巴结？” “只要送几个大番薯去，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要知道朱元璋一直忘不了落难时乞丐们给他吃的‘八宝珍珠饭’。” “那你为什么不去巴结呢？” “我又不想做官，巴结他干吗？” （仅仅过了两年，赵书记果然官复原职，很快又升任地委书记，一直做到省人大主任。赵知恩报恩，那位看牛的老头被“亲切接见”了两次，听说得到一笔数额可观的金钱，只可惜他一字不识，要不然也做官去了。） 乡下的夜生活其实并不“贫乏”，每天吃过晚饭到队部参加“政治学习”，“评”工分，实在没事就学唱“革命歌曲”。每个生产队的队部里都有一个小喇叭，除了每天晚上七点整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外，“上头”有什么“指示”都是通过小喇叭传出的，不过小喇叭最忙的是听公社党委书记讲话，这书记名字叫做王霜降——大概是他出生在“霜降”这一天吧，我猜的——爱出风头，喜欢卖弄小聪明，听说曾经念过高中，这在当时可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了。但他的“知识”只是从县里批发再拿来公社零售而已，连最基本的政治术语他有时都没有搞清楚，比如他面对全公社几万人解释“形而上学”这个词，说是“形势大好，上学的人多了”，还有像“人民公社几百年前就有了，比如‘巴黎公社’”、“‘略尽地主之谊’是反动口号，为地主阶级翻案”等等，就被我们几个下乡知青当做茶余饭后的经典笑话。 一天晚上，王书记亲自通知全公社的农民都要到县二中的操场上集中观看革命样板戏，说这是“严肃的政治活动”，不去看就是“现行反革命”。我们早早吃过晚饭，走了五公里到操场，只见黑压压一片都是人，几万人是肯定有的了。几个边远山村的农民翻山越岭走了十几公里，还自带干粮在操场上吃。 听说今晚是“跑片”，不知什么时候才轮到我们观看，王书记在土台上指挥大家唱革命歌曲，一个大队一个大队轮流吼叫，此起彼伏，却也热闹异常。但样板戏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直到半夜时分，小孩子都已经累得躺在地上睡着了。忽然人头攒动，都在说“来了，来了”，我紧盯着进操场的大路，果然有拖拉机“突突突”开过来，只见王书记领着几十个公社干部毕恭毕敬地跪在拖拉机前，迎接样板戏拷贝，干部们赶忙带头呼喊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又折腾了十几分钟，电影总算开始放映，一看字幕，是《智取威虎山》，还好没有白来一趟，因为这出戏相对来说还是耐看一点。不过，说实在话，刚才那一幕大小官员的“跪接”戏更有看头，比威虎山上的群魔乱舞好看得多。 为了落实“一户一猪、一亩一猪”的号召，生产队买了猪苗让各家各户养殖，还派人帮助盖猪舍。我家也得养一头，但饲料是大问题。我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试试“发酵饲料”呢？当时正推广部队叶洪海的“中曲”发酵技术，我嫌麻烦，试着用农村做馒头、米糕用的酵母来发酵稻草、花生藤等，取得成功，就给队里所有家庭讲解推广，后来全大队也都普及这种发酵饲料了。 我乘机“怂恿”几个回乡青年一起搞“科学种田小组”，大队也支持，就派我去省真菌研究所，拿来几个菌种，开始试制“920”（赤霉素）、“白僵菌”（治松毛虫用的）、“青虫菌”、“5406”等等，搞得有声有色，引来附近几个大队都派人来参观学习。接着我又试验用段木种白木耳、香菇，用稻草、牛粪等发酵后种草菇、蘑菇，这些技术现在一般农民都会了，可在四十几年前农民们却把我们看作是“神”——我们说相思树的段木可以种菇，全省的相思木头立马涨价；我们说番石榴树的枝干粉碎可以做各种真菌的“培养基”，第二年番石榴果实都不容易买到了。 我把家里的一角也摆弄成一个小“实验室”——“烧杯”是用缺口的罐头瓶做的，“恒温箱”是用木箱、铁皮和煤油灯自造的，“天平”是用铁板和木棍架的，而“砝码”用的是沙包和小石块（拿去大队医疗所用托盘天平校正重量）……这恐怕是全世界最低级的“实验室”了！几乎一分钱都没有投入！ 在这个小小的“实验室”里，我根据自己做的一些实验数据写出了洋洋数万言的第一篇论文《高等真菌的综合利用》寄给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办的刊物《微生物学革命》发表，北京为此还“开了专门会议”，“印发专门材料”给各地学习——参加会议的专家们做梦都不会想到这篇论文的作者是一个十八岁的仅仅念到初中的知青。 《微生物学革命》是我当时唯一看得到的科技刊物，虽然里面充满了空洞无物、政治口号、吹牛拍马的大字报、大批判式文章，但我还是从中找到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只是要剔除那么多的糟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一九七零年第一期的一篇“重要文章”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是无敌的》，报导内容是无锡××厂学毛选小组工人“敢说敢干”把国外“资产阶级权威”确定的α-淀粉酶的液化温度从88℃提高到92℃，产生多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九七一第一期又是一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是无敌的》，报导内容还是无锡××厂学毛选小组工人“敢说敢干”把国内“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确定的α-淀粉酶的液化温度又从92℃降低到88℃，又产生多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编辑部可能忘了去年的报导了。这样的报导在那个时候的报刊杂志上比比皆是，随手拈来要多少有多少。 更有趣的是《福建日报》多次报导的福州西湖几次“变迁史”——文革前，当时的省委书记觉得省城没有一个公园有点“说不过去”，于是就学慈禧太后建北京颐和园的做法，让全市干部、职工和郊区的农民到西郊的一块地里义务劳动挖出一个大坑，把它建成一个有山有水的还算漂亮的公园。文革开始后，红卫兵“造反”了，说建公园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建议把它填平恢复原样。农民们也自发去填地变成一块一块的菜园。省革委会成立后，革委会主任又“号召”全省各地派人来福州建设“西湖公园”，又是挖水坑，造假山，种树植草，折腾了两年多，建得也差不多成个样子了。革委会主任调走以后，新来的省委领导说要“以粮为纲”，再一次发动全市工农商学兵把西湖填了种水稻。这每一次《福建日报》的报导都说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到了七十年代末，又轰轰烈烈地调动几万个“志愿者”到省会建设西湖公园了，不过这一次用的大标题换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是后话。 农业“科研”搞起来了，“名声”也有了，但我的命运并没有改变——天天挨饿！白天饿着肚子做实验，晚上饿着肚子写论文。早稻登场的时候，我跟着队里其他社员到生产队仓库分粮食，却被告知我们家还欠生产队几十块钱！ 分不到粮食，我问队长为什么，队长说：“根据‘预分’方案定的”。我又去问会计，会计告诉我“‘预分’时每个工分只按一分钱计算”，我们家四个“壮劳力”干了六个月挣得五千多个工分，折算为人民币五十几块，扣去买猪苗、盖猪舍还有一些“公摊”费以后已经是负数！ 我跑去找大队支部书记，对他说：“我是回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毛主席不会让我们饿肚子！” 书记被我的“大理论”搞糊涂了，就叫队长先按“口粮”借给我谷子，总算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我还是觉得不对，为什么别人都不会“欠”队里的钱呢？又去找记工员，记工员很老实，把所有的工分簿都拿来给我看，我指出几户社员的工分“超高”请问记工员，答曰：“他们肥料工分多。” 我算了一下，才知道原来一头猪一天拉的粪尿折算成工分比一个强劳力干一天还要多！ 我又注意到工分簿里有新的笔迹，甚至有涂改的痕迹，就笑着指给记工员看，不说一句话。第二天借着“昨天有些地方没看清楚”为故又向记工员要工分簿看，一看我们家的工分一下子增加了两千分！笔迹当然也是新的！ 第二十章 赤脚医生 有工分没有钱用还是一个大问题，我和大哥去邻近村子里买了几十根竹子，全家人动手破竹、修蔑、编制了几十个很漂亮的竹篮、竹筐，向生产队长请了一天假，挑着这些竹制品到小镇卖。刚走到镇中心十字路口，就看见几个胳膊上套着红袖章的“市管人员”凶神恶煞般的跑过来，领头的是以前经常在我们家里同我父母打麻将的黄立忠，手上还拿着一个扩音器，我本来还想跟黄立忠打个招呼，没想到他抢先一步到了我跟前，对着扩音器叫着：“这姓林的是四类分子家属，竟然还敢来这里挖社会主义墙角！把他的竹制品没收充公！”说完就来抢，旁边围观的农民也跟着起哄，把我们全家一个多月的劳动成果连同买竹子的本钱抢了个一干二净！ 在我旁边卖农产品的人们见势不妙纷纷跑路，有个卖鸡蛋的老太婆被人群撞倒在地上，蛋清蛋黄流了一地，老太婆哭着闹着，黄立忠一巴掌打过去，老太婆趴在地上不作声了。 看到老太婆的遭遇，我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不同他们计较了——其实计较不但没有用，可能会更惨！赶快回家去向父母亲哭诉吧。 从此我们再也不敢有任何“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想法，宁愿挨饿受穷，没有“资本主义尾巴”谁也不会来“割”的。一段时间竟也平安无事。 报纸上连续报导了一系列“一根针、一把草”治病的文章以后，公社也号召社员上山采草药治病。我同队里一个懂得不少草药的中年人一起到附近山上采集到一些能治疗感冒、头痛、皮肤病等小伤小病的植物，在生产队的仓库门口搞了个“植物标本展览”，详细列出这些草药有哪些性能、能治哪些病痛，受到好评。不久公社通知要培训“赤脚医生”，生产队、大队推荐我去，我巴不得有机会学习，马上就去公社报到。 “赤脚医生”学的就是“一根针、一把草”，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掌握了“一根针”，主要是因为在所有的学员里我第一个敢在自己的身上扎针，人身上一百多个重要穴位的名称和它们主治什么，我很快就倒背如流、熟记在胸，不久已经可以用一包银针给社员们治病了。队里有个老农因为跳“忠字舞”兴奋过度中风，那种症状极容易造成半身不遂，我及时给她针灸，治好以后很快又能下田劳动了，一时传为佳话。直到现在我身上还带着一包银针，碰上有人偶有小恙，不管认识不认识，“略施小技”就可以治好。几十年来确实也救过不少人。 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一把草”，植物里蕴藏着太多的化学知识。我的师傅——陈老医师带着我们十几个学徒爬遍全县海拔一千米以上的所有山峰，采集平原上难以一见的珍贵中草药，并在山区向村民们传授用草药治病的知识，到处受到热烈欢迎。 有一天在一个大瀑布后面采“石斛”、“虎杖”、“金线莲”等，我迷恋那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竟与众人拉开了距离，看不到一个人影，使劲叫唤也没有回音。早已听说这个地方毒蛇、猛兽经常出没，我惊恐万状，身上又没有“七叶一枝花”（一种宝贵的蛇药），只好先采了几种可以解蛇毒的草药拿在左手上，右手抓了一根木棍，以备万一，一面寻找、分析同伴们可能走的方向。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一阵冷风吹过，乌云飘过来，马上就要下起暴风雨。我心里想：不好，这样的气压蛇要出洞了！刚动了这念头，前面已经一条毒蛇飕飕地窜过来了。我屏住呼吸，盯着毒蛇，却见它到我前面不远处竟转弯溜走了。我惊魂未定，走了几步，又碰到一条蛇！十几分钟时间就与五条蛇相遇！我念着观世音的“六字真经”，只求菩萨保佑了！说来也怪，蛇们就象没有看到我一样，一条条在我的身边消失。大雨倾盆而下的时候，我才说了一句“阿弥陀佛”！ 蛇没有了。趁着下雨，我离开了这个危险地带，找到一条小道，回到村里，见到同伴们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在山上也到处找我，直到下大雨的时候才下山。 那天晚上住在大队办的小学校里，校长同我聊天，后来竟问我愿意不愿意留在这里教书（代课）？我说“我出身不好”，留在这里甚至有可能连累他。校长笑着说：“我才不怕呢，这地方天高皇帝远，谁管这么多！”又给我讲这里的村民对老师非常尊敬，而且关怀备至，经常给老师送粮送菜，同山下有天壤之别。说得我真有点动心了，就老实对校长说：“这事情还得我父母同意才行。” 第二天大家收拾行装动身到“对面”的另一个村子，“对面”是真的，但要走到那个村子得走整整一天！两个村子中间隔着一条深不见底的大“坑沟”，而且分属于两个县管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们天不亮就出发，每个人背着几十公斤的药材和简单的行李，互相搀扶着下到沟底已经是晌午时分，本欲找一块平地休息做饭，却赫然看到几堆白骨！陈老医师告诉大家：那些（人的）白骨有的是不小心从悬崖上掉下来摔死的，有的则是自杀死的，本地、外地人都有，这里有一个风俗，死在这沟底不能“收尸”，否则死人还会“找替代”，大家听得毛骨悚然，顾不得肚子咕咕叫，急忙离开，往上方爬去。 一只小小的飞虫在我嘴唇上叮了一下，我一个巴掌把它打死，一看象蜂又象蝇，刚在琢磨它是什么种类，嘴唇已经肿了起来，脸部很快就肿得象猪八戒！幸亏陈老医师马上捣碎一撮草药涂在我脸上，过了一个多小时才消肿。 爬到一半开始做饭、休息，看到旁边长着许多贵重的中草药，一行人又忙着采摘起来，忘了沟底那一幕。采了一会儿，陈老医师说不要再采了，否则爬不到山上天就黑了。大家把药材捆绑好，连同行李分给各人背着继续往上爬。看到村庄的时候太阳果然已经下山，有人尖叫起来：“陈老，你看那是不是‘钩吻’？”陈老医师走近一看，果然是。这“钩吻”又叫“断肠草”，极毒，陈下命令要大家把今天采到的药材通通倒掉——这是采药人的规矩（怕药材里混进毒物）。人们都有点舍不得，但也得照做，不敢怠慢。 第三天吃过早饭，因为不能在此地采药材了，我们准备出发到另一个地方，只听有人吹着哨子叫“出工咯”，一会儿看到农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向田里走去，男女老少每个人都从路旁摘一叶“断肠草”放在嘴里，用牙齿嚼着，然后吐掉。我不解，请问陈老医师，答曰：“他们的老祖宗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想在这地方发展又怕子孙后代中毒，就传下这么一个风俗，提高消化道的耐毒性能，村子里的人即使不小心误食一点钩吻草，问题也不会那么严重。”原来如此。 又爬了一座高山，在山上看到要去的地方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盆地，几个村庄整整齐齐地分布在一条小溪（小溪尽头肯定又是一个大瀑布！这是我凭这几次“进山”总结出来的经验，问过陈老医师，没错！）旁边，山清水秀，好象一幅画。下山走进靠近瀑布（陈老医师好像“特别喜欢”在瀑布周围采草药！）的一个村子里，找到大队长，说明来意，同过去的几天一样，大队长还是把我们安排住在小学校里——此时老师和学生正放暑假。 在这个村子里住了几天，天天在悬崖峭壁上行走，脚下虽然是万丈深渊，我们也已经习以为常，可以坐在大石头上一面谈笑风生，一面欣赏大好河山的美丽景色了。 村子里的人们朴实而好客，对客人们礼貌有加，我听了许多在山下从来不曾听说过的奇闻逸事，但最有趣的莫过于这里的人们把所有的外地人都称作“山里人”或者“内山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平原人”，因为所有的外地人都是从山上到他们这里来的。他们编了许多外地人又“村”又“俗”又“土”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问我：“全世界有没有五万人？”我反问他：“这盆地有多少人？”他说“足有两万人了”，我笑着给他讲了“夜郎自大”的故事，他百思不得其解，回去不知还要请教多少人。 几天下来“战果辉煌”，采了几十担珍稀草药，走的时候每人挑一担，其余的雇人挑到山下，再雇了一辆货车拉到公社卫生院。我又学了不少“炮制”药材的技术，有些是用“现代”方法制作的，如胶囊、浸膏等。其中有一种贵重的草药叫做“球兰”，叶子很厚，捣碎成浆涂在胸脯上可以治疗小孩肺炎高烧——这种病在那时每年要夺去不少儿童的生命。我在一个废旧的仓库地面上铺一层细砂，种上球兰，获得成功，引得其他公社甚至外县的“红医班”也派人来参观学习。 省卫校来我们这里招收了两个女学员，男学员们也都翘首以待，期望有一日能“飞黄腾达”圆当医生的梦。陈老医师告诉我，他已经向公社党委报了三个准备推荐去省医大学习的名额，其中一个就是我。 正当我踌躇满志的时候，谁知“后院”却“起火”了。“火”是“汉奸”在生产队里放的，他不知从那里打听到陈老医师的安排名单，就唆使队里几个回乡青年到大队和公社“告状”，说陈老医师“有意培养反革命分子家属”，让“臭头痞”的弟弟取代了我。（后来“臭头痞”的弟弟呆了不到半个月就因为懒惰、捣蛋被开除回生产队了。） “汉奸”对公社分管“医卫”的干部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反革命分子当医生，只能实行反革命的人道主义”。这话倒是事实，我如果当医生，肯定“有医无类”，是不会歧视任何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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