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地下黑工厂”
由于各地武斗不断，虽然报纸上天天在吹“抓革命促生产”，即使还有一些工厂勉强维持生产，但交通经常出故障，日常用品常常无法供应。先是煤油买不到了，城乡都“恢复”用食用油（花生油、茶油等）做灯油；接着是火柴短缺，让我们有幸看到古人用“打火石”点火甚至“钻木取火”的真实情形；肥皂没有了，只能用草木灰、茶枯饼洗衣服；药品也缺这个断那种，于是“鸡血疗法”、“六二六疗法”（把盐卤煮干烤成灰，据说可以“包治百病”）大行其道；镇上有人收购旧棉絮，弹过以后纺纱，织成“土布”，再用青黛（靛蓝）、荔枝树根等染成蓝黑色、黄棕色出售，古代的“汉装”衣裤开始“流行”…… 邻居陈高产，跟“官府”往来多些，有时候高朋满座，有时却门可罗雀，偶尔“拿”到一些小工程，出去当当“黑包头”，赚了钱回来吃好的穿好的，香烟要抽名牌的，“飞马”、“大明珠”、“老头”、“大前门”烟壳丢得遍地都是；酒要喝“四特”、“双沟大曲”、“春生堂”的；茶要喝高级的，茶具也都是上等级的——从他嘴里我才懂得什么叫做“铁观音”、“大红袍”、“普洱茶”，还有宜兴出产的“紫砂壶”。但有时候好久不出门，钱赚不到了，让他老婆到集市上摆个粥摊卖粥，他在家里熬粥。 陈是个“瘾君子”，一个小时不抽烟就会打哈欠，在过穷日子的时候“发明”了一种“生财”的办法——用番薯叶、龙眼树叶、番石榴叶、樟树叶和其他各种无毒的树叶、草叶，或者去茶厂捡些人家丢弃的茶梗回家煮水当茶喝，一天多小便几次，以便多卖些尿液给农民，得到的钱用来买土烟丝和土烟纸，有时发动邻居几个小孩到街上捡别人抽烟后扔下的“烟屎”，撕开去掉烟纸，再用其他纸张包装成为“烟支”吸，我常常帮着他卷制这种又脏又臭的大杂烩烟支以满足他的烟瘾。 陈高产有个女儿叫秀贞，在这段时间里和我经常同进同出，我们两家有时吃同一锅饭，喝同一锅汤，我还常常同她一起抬着一大桶粥到集市上给她妈妈卖。秀贞把我当成是自己的亲哥哥，我也有同感。 陈高产夫妻俩有意与我们家结成“秦晋之好”，许多事情故意让我们一起去做，可惜我的妈妈却不喜欢秀贞，有一次看到秀贞光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紧挨着我在玩“五子棋”，大发雷霆：“女孩子长这么大还不知羞耻，赶快回家去穿好衣服，别把我孩子也教坏了！” 我听到骂声才瞟了秀贞的上身一眼，第一次发现女孩子跟男孩子真的有点“不大一样”。 陈高产喜欢我还有一个缘故——他喜欢猜谜语、玩智力玩具，他出的谜语每一次都是我最早“猜”出；有一次他不知从哪里得到一个“九连环”（一种古代传下来的玩具），自己解了几天解不下来，我拿过来一会儿就解开了；“五虎将捉放曹”（有的地方叫做“关羽放曹操”，一种古代传下来的智力游戏玩具）到我手上也是几分钟就“玩完了”；…… 陈还喜欢同我的爸爸谈论“国家大事”、名人轶事、小道消息、八卦新闻，讲周恩来的口才有多棒，讲陈毅让红卫兵找“毛语录”里面“陈毅是个好同志”的故事，讲老蒋娶了几个老婆的故事，当然“顺便”也讲老毛娶了几个老婆，刘少奇的老婆有多漂亮，讲梅兰芳男扮女装让一些高官们看得口水直流的故事。我爸爸小心翼翼不敢多讲，要讲的话也是讲“东周列国”、“楚汉相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里的故事，但我觉得爸爸每一次讲的故事好像都有所指，跟竹器厂的黄师傅讲的故事如出一辙。 一天清晨，我还在睡梦中，被一阵阵叫喊声吵醒。走到大街上，看到几个公安人员把蔡维涟押上刑车，我问一个熟人：“发生什么事了？” “听说蔡维涟刚才用斧头破开文化站大门，进去里面把毛的石膏像砸碎了，好像还喊了几句反动口号。” 谢如明的三哥谢汉全有一天在车站边碰上一个熟人请他帮忙看管一下几包化肥，扯上了一桩“偷窃案”——有一伙人偷窃农资公司仓库里的化肥。公安局把谢汉全抓去关了一年整，严刑拷打也审不出任何证据出来，只好把他放了。放人的时候有人到看守所对他说：“你没事了，滚蛋吧。”于是他灰溜溜地回家了。 我问谢汉全：“你当时为什么不问‘我犯了什么罪把我关这么久’？” 汉全说：“一听说放人，我高兴都来不及，还敢问话吗？再问的话，说不定又弄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再关起来。” 汉全给我们讲述了蔡维涟的故事——他在看守所里同蔡关在一起，本来就是同乡，现在同病相怜成为好朋友，蔡有一个亲戚在公安局里当个小官，劝蔡说：“你只要承认那天喝了酒或者让你的家人举几个实例说明你精神有点毛病，就不会判死刑。” 蔡的回答非常坚决：“我没有毛病，也从不喝酒，我就是恨死这个杀人魔王！我要是能找到他就拿包炸药把他炸死、跟他同归于尽！” 有一天早晨看守所来了几个人对蔡说：“你的死期到了。”把他五花大绑、往喉咙中插了一个竹管（怕他在刑场上呼唤“反动口号”）押去枪毙了，真可怜。 陈“狗头”当上镇革委会副主任兼竹器厂厂长，其他“红联”成员也大都“官复原职”。而“红总”的头头们本来全部是“无业青年”，这一次彻底失业了，又不能“重操旧业”当小商小贩，但每人都有一群“小喽罗”愿意跟着自己“干一番事业”，就利用各个居委会的名义办了几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化工厂——东街办了个蜡烛厂，我的同学黄家喆是厂里的技术头；南街把原来的鞭炮厂恢复起来；北街生产蚊香和“臭丸”（樟脑丸）；西街想做肥皂，请我当厂里唯一的技术员。 我教会工人们制造纯碱、烧碱、泡花碱，再用这些碱和各地收购来的废杂油脂（“地沟油”）、松香等原料熬煮做出了质量相当高的洗衣皂，销路极好，在临近许多地方要“凭票供应”或“开后门”才能买到。 几个化工厂全都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掌权的“八派”哪能容许昔日的敌人在他们眼皮底下过好日子！于是动用“无产阶级专政工具”把厂长们通通抓起来判刑，罪名是“办地下黑工厂”、“复辟资本主义”、“挖社会主义墙脚”，侯“司令”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其他人有的被判三年、有的被判两年。我因为年龄太小逃过了一劫。 镇上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是有一次公安局接到邮电局送来的一个电报稿，内容是“大炮试制成功”，惊动了上头，认为这里有“反革命分子准备武装暴动”的苗头，于是下来追查，真相是南街的鞭炮厂厂长发给销售科长的电报，原意是“大型鞭炮已经试制成功，可以订货了。”这一次追查连累到所有的街道工厂全部倒闭。我觉得哪有这么简单。 第十六章 “消灭城镇居民” 县革委会主任陈知笔是个不可多得的乱世奸雄，他的口头禅也是一生信奉的教条是“材料都是人造的”，公开宣称“满清时代做官靠风水，民国时代做官靠狗腿，解放后做官靠奸宄”。据说一九六四年陈伯达来我们这个县“社教”蹲点时是他陪同，其时他只是县里某科室一个小小的“科员”而已，善于钻营的他充分发挥阿谀奉承拍马屁之能事——有人说他用人参熬汤煮“番薯粥”给陈伯达享用，这一招深受陈伯达的赏识。陈伯达接见各地的红卫兵时曾说过“我在南方有两个狗腿子”，其中一个就是陈知笔。 此公看到全县各市镇大部分居民的“观点”都倾向于“战派”，对自己的“交椅”构成威胁，便想尽千方百计要“治服”这些“刁民”，却都不太“奏效”。看到《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导《我们也有两支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甘肃省会宁县城镇191户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和伟大领袖“再一次”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新指示”，陈知笔一夜之间想出了一条“彻底消灭城镇居民”的妙计——先是大力宣传“备战备荒为人民”，说是“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要“准备打仗”，在全县狠抓阶级斗争，把地富反坏右资黑一个个分别游街示众几次，接着株连九族，不让做生意，工厂也几乎全部停工，切断所有居民的生路，然后百般威胁所有不“自觉自愿”的人们。 陈派出一个心腹干将名叫“许一贯”的组织了一个工作队来小镇“动员”全体居民“上山下乡”。许表面文质彬彬、笑容可掬，人称“笑面虎”，办起事来却“雷厉风行”，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指示，短时间内即搞得全镇鸡犬不宁——街道上天天可以看到有人被游街示众，先是批斗像我爸爸这种“死老虎”来“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接着揪斗各种小商小贩，罪名当然是“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再后来连在国有企业、集体单位工作的职工也开始遭殃。 “侯司令”的爸爸侯起在县供销社的一家食杂店当店员，这食杂店有时候炸油条卖给镇上的居民当早餐。工作队进驻以后让每个人自己写一份“罪状”上缴，否则就没完没了。侯起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自己犯了什么错，交了白卷，工作队队长把他叫进办公室审问： “你炸的油条好吃不好吃，自己知道吗？” 侯答：“当然知道，我吃一条试试。” “你炸的油条用什么包装？” “用废报纸。”（当时没有“报纸不能包食品”这种说法） 队长又问：“你上厕所时用什么擦屁股？” 侯答：“也用废报纸。” “一天上几次厕所？” “一般是一次，拉肚子的时候好几次也有。” “那好，每天按两张算，一年七百多张，十八年你总共盗窃了一万多张报纸！加上你一天吃一条油条，总共吃了几千条，贪污了多少你自己算一算！” 于是就把侯起抓起来批斗，然后“下放”了。 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做法在古镇里天天上演着，不久镇上所有的公职人员都“下岗”失业了。 由于被惩罚、批斗的人太多，小镇直至今日还流行一种吓唬儿童的有效方法——晚上小孩子哭闹时只要说“笑面虎来了”，小孩便吓得不敢再哭。许一贯则装出一幅大慈大悲的样子，对居民们说：“还是上山下乡好，不愁吃，不愁穿，又不会犯法。” 起初“上山下乡”还打着“知识青年自觉自愿”的旗号，许一贯创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新量词——“公岁”。起因是这样的：镇上有个五十几岁还没有结婚的老光棍陈大花，是全镇居民人人知晓的“名人”，绰号“丙花”，也就是我们从小就会念叨的“丙花今年五十七，没老婆不用急”那个“丙花“，镇上几乎天天都有他想讨老婆想疯了、被一些无聊的年轻人骗了的“新闻”和笑话。许一贯骗他说“山区漂亮的姑娘多的是，你到那里一定可以娶到老婆的。” 在填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登记表》时，许在“丙花”的“年龄”一格上填了“29”，填完后对周围的人说“像他这样的人可以按公岁算，一公岁等于两市岁！”从此“公岁”的说法传遍全中国。 很快地，全镇居民百分之百写下“申请书”并“强烈要求上山下乡”了。在周边有亲友可以投靠、该地公社和大队又愿意“接收”的家庭是最幸运的，否则只能到全省最穷的一个县——常田县的山沟里插队落户。我爸爸想起老家乐东公社还有族人，便去碰运气。起初大队、公社都不同意“接收”，因为当地人多地少，人均土地面积只有一分多，每年分的粮食根本不够吃，还要吃国家的“回销粮”。爸爸“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让居委会、派出所写一份“遣送四类分子下乡监督劳动改造”的“勒令”和“通知”，又到县革委会盖了个章，签了几个字，乐东公社一个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干部不知什么“来头”，只好答应“接收”，一家人又一次因祸得福。 我傻傻地高兴了好几天，期待着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一番。直到有一天决定“拍卖”家里唯一一件“值钱”的家具也是传家宝、就是当年我冒着危险保护下来没有被红卫兵抄走、破坏的红木大衣橱，无名的悲哀才袭进我的内心深处。 那一天兄弟几个费了不少力气才把大衣橱搬到操场“拍卖”。操场上人山人海，比“物资交流会”还“风光”，附近农民们都来看热闹，有的也想买点便宜货，四处都是讨价还价的声音。我们的衣橱几乎没人“问津”——实在太旧了，不实用。等到中午总算有人“看上”，随便地卖了十几块钱，够“搬家费”了——我们一家全部家当总重量不超过两百公斤，距离又不远，租一个手推车就可以拉走了。 “大分别”前夕，我和几个平时要好的同学和朋友们吕培明、黄家喆、戴金水、黄丽慧等在张水晶家里聚会。“最后的晚餐”一结束，大家迫不及待地从各自的口袋里拿出互赠的礼品。张打开我送给他的小笔记本，见扉页上有字，就念了起来：“离乡千里去，何日杀一棋？”几个同学顿时“诗兴”大发，当场做了几首诗词。即兴之作，虽然有的“不合平仄”，不讲究“格律”，其意境却是后来再次“创作”时不及万一的。 我写给众人的“七步诗”是： 谈笑夏日晚， 远别秋风软； 故乡冬无雪， 寒去春又转。 最后一句成了大家临别时郑重的话题：但愿今年冬天分别，明年春天就能相聚；明年聚不了，后年聚；后年聚不了，大后年……（想不到四十几年过去了，大家再也没能全部聚在一起！）在常田县聚也好，在小镇聚更妙。 提到“小镇”，大家心里一沉：陈知笔前几天已放出风声，等居民们一走，就让附近的农民来拆房，把小镇“从地图上抹去”。 张水晶八十几岁的老奶奶听到同学们的议论，又说出她已经重复说过好几次的话：“我是死也不会走的，他们要拆房，就让房子把我压死好了……反正我已经活够了，再活也活不了几年。” 大家急了，看着张水晶，张说：“不要紧，明天我那住在乡下的姑妈会来照顾她的。” 丽慧他们全家要到红梅公社插队落户，虽然离小镇不远，但今后见面的机会也不多。我送丽慧一个小小的日记本，希望她写一些“下乡见闻”，扉页上写着：“暂别不需流泪，欢笑直到永远。妹妹珍重！” 不知为什么丽慧不高兴了，托张水晶把日记本还给我。张对我说：“别自作多情了，人家一个千金小姐会看上你这个穷光蛋吗？！” 第二天拂晓，老天爷竟然动了感情，下起了毛毛细雨（古镇这个季节是从来不曾下雨的），操场上男女老少居民们的哭声和风声雨声交汇在一起，就是铁石心肠的人看了、听了也会掉泪。我送走了张水晶、陈琳、陈秀贞等要去常田县插队落户的所有亲戚、朋友和同学，然后回家收拾“行装”——我只关心那几本化学化工书籍，用一个大麻袋装好，其他“家私”也只用一个大麻袋装就够了。租了一辆手推车，全家人就一起推着车步行十几公里到乐东公社乐西大队种田去了。 陈知笔“消灭城镇居民”的“创举”得到陈伯达的高度赞赏，欲向全国推广。南昌军分区、江西省革委会、济南军区、山东省革委会、湖南省革委会等都派了大批人马来小镇“取经”，回去也着手“开展”起来。湖南的行动较快，在短时间内已有几个城镇做好“坚壁清野、准备打仗”的前期工作了，长沙、株洲和湘潭的街道上贴满了“消灭城镇居民，彻底消除脑体、工农、城乡三大差别，快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其时红色高棉的头头们正在湖南的某山区里学习游击战，“消灭城镇居民”的口号和一些做法让他们牢记在心。几年后，他们回老家“解放”了柬埔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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