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鼻子品天下（连载2）第十一、第十二章

2015-5-9 20:19| 发布者: 开心| 查看: 232| 评论: 0

摘要: 第十一章 “革命”与吃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也不能当饭吃——因为社会动荡，我的母亲不敢再去“偷割柴草”卖钱，就同几个邻居到蔬菜大队买菜挑去十几公里远外的村子里同农民们换番薯，我经常走几公里 ...

第十一章 “革命”与吃饭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也不能当饭吃——因为社会动

荡，我的母亲不敢再去“偷割柴草”卖钱，就同几个邻居到蔬菜

大队买菜挑去十几公里远外的村子里同农民们换番薯，我经常

走几公里到路上“接番薯”回家，弱小的肩膀已经能承受一百斤

左右的重物了；第二天再挑到集市上卖，母子俩就这样辛辛苦

苦每天也能挣几毛钱，或者赚几块番薯作为全家的口粮——因

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包括后来“上山下乡”在农村插队的时

候，我每一次看到毛语录“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

的……”我都在心里把它改成“世间一切事物中，番薯是最宝贵

的……”

我的五弟六弟出生和命运都差不多——都是送人抚养又被退回

——六弟三次送人都是因为“不吃不喝”被退回来的，兄弟姐妹

总算留下一半。

母亲的第八个孩子——我的七弟出生得真不是时候，竟然

在“文革”的第一年出来这个世界看热闹！很快地，我妹妹、三

弟、四弟同样的命运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刚出生就要送人抚

养——母亲背着我们偷偷把他卖给邻县的一个农民，我和哥哥

恨死了母亲。

星期天的早晨，我和哥哥约好，想到七弟的养父母家偷走七

弟，正张罗着准备出发，却听到小客厅有动静，我们蹑手蹑脚

地走到客厅门口往里面张望，只见妈妈跪在奶奶的相片前，流

着眼泪说：“娘，新妇（闽南人称呼儿媳妇为‘新妇’）不孝，我

知道你恨我，又一次把你的孙子卖掉了！你的孙子们也都恨

我，但我实在没有办法，不卖的话，全家人都会饿死。”

我和哥哥面面相觑，从此再也不敢动“偷回七弟”的念头了。

同我妈妈一起卖菜的一位邻居叫“阿妹”，丈夫是个搬运工人，

虽然家庭成份“很好”，但也同众人一样过着苦日子。一个儿子

小时候得过脑膜炎，成了弱智，与我同岁，我初中毕业（已经

差点就被“保送”去念大学了）时他小学一年级还没念完，天天

跟五六岁的孩子们一起念着童谣、唱着儿歌。我一听到他唱的

儿歌就头痛，替他难受。

弱智儿的祖母有一次对我妈妈说：“我的孙子就是永远留级念

小学一年级，按现在的政策到十八岁时政府也会给他安排工作

的；你的孩子读书读得再好，政府也不会给他安排工作。你这

么多孩子以后不知还要吃多少苦呢！”

她是非常“现实”的人，黑市上的大米涨价的时候她就骂“臭政

府”，经常挂在嘴上的话是：“如果大米的价格降到一斤四毛钱

就‘光明成气’了”，真要降到四毛钱的时候她就改口：“降到三

毛五就‘光明成气’了”。

弱智儿的姐姐陈琦比我大两岁，小学时与我同班，那时候我们

常常一起上学，一起回家。中学时虽然不在一起了，但周末回

家时还是经常在一块玩。突然有几天陈琦见到我就马上躲开，

好像躲避瘟疫一样。我不解，有一次见四周无人，便追上走在

前面的陈琦问：“你最近怎么一直躲着我？我得了麻疯吗？”

陈琦答：“我妈说了，你比麻疯还要可怕！”

“为什么？”

“我妈说：万一有一天我要是爱上你，一辈子可就完了！”

我心里想：要是她真的爱上我，我的一辈子才真的完了呢——

单单照顾她那弱智的弟弟就让人够烦的。

学校通知“复课闹革命”，我以为又能安分守纪地专心读书了，

急忙带着一个星期吃的、用的物品到学校报到。一进学校大

门，迎面走来一队老师，个个蓬头垢脸，手上都拿着锄头、粪

箕、竹扫把等劳动工具，唱着“我是牛鬼蛇神”之歌，黄老师看

到我还对着我扮了一个鬼脸，分明是说：“I have money，I

like money。”我不敢面对着他，低头走过。

从几个同学的叙述里我基本了解这一个多月来学校发生的大

事，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们几乎是在十八层地狱里煎熬，

已经有好几位老师被斗死或不堪折磨自杀了，最惨的是有一位

老师竟然投入学校的夜间厕所里自尽，第二天叫他的家属和其

他“牛鬼蛇神”老师把他捞起来继续批斗，说是“畏罪自杀”。

原来“复课闹革命”是假的，通知全体学生到校是为了“推选”一

些同学去北京，据说“毛主席要亲自接见百万红卫兵”。我们班

可以“选”一个，条件是家庭成员和亲戚里不能有“反动分子”。

全班一个一个“站队”，全都“不够格”，最后勉强推出一位三代

赤贫的侯施恩同学赴京。次日中午，有同学又打听到侯的一位

姑父是国民党员，但侯已经起程，追不回来了，同学们非常担

心，万一到北京“暗杀毛主席”该当何罪！

过了几天，没等到去北京的同学们回来，“大串联”开始了。有

的同学还是想去北京，有的要去井冈山，有的说要沿着红军走

过的路来个“两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去……我年龄太少，胆子

也小，哪里都不敢去，只能回镇上老家。有几个同学去井冈山

后失踪，再也没有回来。

镇上的红卫兵组织象雨后春笋般一个个冒出来，起初都叫

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后来各种名称出现了，如“捍卫真

理”、“毛泽东主义”、“驱虎豹”、“过得硬”、“刺刀见红”、“漫天

雪”红卫兵，还有“工人赤卫队”、“鲁迅兵团”、“挺进队”、“特

务连”等等，这可乐坏了我的一个邻居黄昆，这位老兄原来是

削木屐的，偶尔煮点浆糊、配一些墨汁卖，后来开成印染店，

印背心、袋子。“运动”一开始，他便印些语录在原来印校徽的

徽章上，旁边贴着翻拍的毛泽东像头，居然也卖出不少，赚

了“第一桶金”；用薄薄的铝片冲压出毛泽东的头像（毛主席像

章）又赚了不少；后来红卫兵经常“城头变换大王旗”，把“战

旗”和袖章上的字洗掉换上其他文字，这更是他的拿手好戏，

除了“红卫兵”三个字用“毛体”以外，其他文字都要请我的爸爸

书写——我父亲的书法尤其楷书在当时可是全县鼎鼎有名的

——黄昆发“国难财”，我爸爸也跟着拈光，“发”一点小“国难财”。
有一次一个红卫兵组织要印战旗“红卫军”，“红卫”两个字有现

成的，“军”字一时找不到“毛体”，几个人模仿毛的笔迹在纸上

乱写一通，我爸爸写的最不像，黄昆从来不曾写过毛笔字，这

一回“涂鸦”竟然涂出“最像”的“毛体草书”文字出来，众人都

称“奇”。后来黄昆逢人就讲：“别看我不会写字，‘毛体’我可是

一流！”

黄昆偷偷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年轻人写信给人民日报总

编，询问毛的草书算“什么体”？总编回答：“这叫‘龙飞凤

舞’字。”这年轻人找词典，查出“龙飞凤舞”的意思就是“涂

鸦”。

其实那时候“发财”的机会还是有的，但我的父亲不敢“发”，怕

惹是生非，他只敢在春节前几天写几张春联在街上卖，赚点钱

过年——我常想，要不是卖春联的话，我们家几十年的春节都

不知要怎么过了。

父亲偶尔偷偷代人写家书，“润笔费”随你送多少都可以，穷人

家不给也行，我们家还得倒贴纸笔墨汁。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

太婆又来“烦”父亲写信，唠唠叨叨地说了半天，我看到信纸里

只有寥寥几个字：“母一切均好勿挂，儿在外身体自珍。”但父

亲还是按老太婆刚才说的话一句不漏的重复说了一遍，阿婆显

得非常满意，末了我的父亲问：“地址呢？”阿婆急忙说

道：“我是信女，不是弟子！”显然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这里人信佛很简单，拜佛却挺复杂而又麻烦，成了镇上妇女们

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佛”在这里包罗万象，观音、土地、

玉皇大帝、地藏王、“王爷”、“将军”、关帝爷、关平（这里

叫“平爷公”）、周仓、灶君公、财神爷、“康王公”、孙悟空、

猪八戒、二郎神、海龙王，还有“普度公”、“七娘妈”、各路“仙

姑”等等，无所不拜，应该算是各种“民间信仰”的大杂烩，也

有点像印度教，万物都是神，都要拜。有人千里迢迢去山西拜

关公，有人则每年都要去浙江普陀山拜观音，而且据说要连续

三年每年去拜一次，不可间断。

我从小就看到祖母对佛很虔诚，每年三个“观音佛诞日”是不吃

荤的，但平时有吃一点荤菜，所以还够不上“菜姑”的标准。我

妈妈也虔诚，但没有钱买票乘车、船去普陀山，只能在家里拜

拜观音、土地公和我们家几代的祖先。

“破四旧、立四新”轰轰烈烈地展开，镇上有点历史、文化的物

品被一扫而光，地藏王宫和关帝宫一夜之间变得空荡荡的——

有人听说第二天红卫兵要来“破封资修”，连夜把佛像等转移到

哪里去了，庙里庙外贴了许多毛的图片和语录；康王宫本来就

已经兼作“文化站”，这一次彻底变成“文化宫”了；镇西北的雪

峰寺，红卫兵冲进寺里，把和尚、尼姑通通赶走，给住持广培

大师戴上高帽游街，说他“跟尼姑睡觉”，寺院被“改造”成“耕山

专业队”，让农民进去加工茶叶；……

红卫兵越来越“革命”，命令全镇的“四类分子”出门时要带黑色

袖章，上面印着“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字样，以便“革

命群众”容易“辨认”他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无情打击”。医院

的“挂号单”上面印着“家庭成分”一栏，明明白白告诉病人和家

属：“阶级敌人”是不准看病的，这叫“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

当然没有人会在这一栏上面填“地主”或“富农”字样，所以其实

人人都可以挂号看病。现在有了“黑袖章”就不会有人“混水摸

鱼”了。

我爸爸也领到一个“反革命分子”黑袖章，但从来没有带上过

——他干脆不出门，在家里看报纸，练书法。幸亏这一段时间

没有得什么病。
第十二章 “破旧立新”
“革命”总是不彻底的——有一个“满清的遗老遗少”还留着半个世纪多的长辫子，人站着辫子垂到地上还可以饶两圈，红卫兵硬要把它剪掉，他是宁肯掉脑袋也不掉辫子，被拉出来游了几次街，辫子竟然还是保下来；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家庭妇女在街上摆了一桌酒菜然后点上三支香、烧着“金纸”拜“天公”，路人劝她不要这样“明目张胆”，“被红卫兵看到了会游街戴高帽的”。
她的回答也有趣：“我这么虔诚，上天会保佑我的”。
还有一件事直到今日还被镇上的人们津津乐道：有一个当年的“武装部长”、民兵营长在受命砸一尊泥菩萨之前，嘴上念念有词：“佛祖佛祖你不要怪我，是头头们叫我砸的，你如果要惩罚就惩罚他们吧”。
几年以后此人还是疯了，人们都说是“报应”，“菩萨找他算帐”。
读书人诚惶诚恐地把所有“封资修”的书本（几乎所有的旧书，包括大学教材和参考书，除了马恩列斯毛的原著以外）交出来烧毁或冒着生命危险藏在不易找到的地方。红卫兵随时都有可能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家，街道上天天有人因为“私藏”什么东西而被游街示众。有个大学生写的日记被抄录成“大字报”贴在“专栏”上供大家“批判”，我一字不漏地看完，非常欣赏这位大学生的文采，“相见恨晚”。
我们家本来也有几件比较高级的家具，小时候我就非常欣赏，但被我的奶奶在“大跃进”年代捐出来“大炼钢铁”烧掉了，只剩下一个衣橱，外表雕刻得很精美，两扇橱门分别刻着“藏珍”、“蕴玉”，我用墨汁把这四个字涂黑，两边的雕刻部分贴上一幅对联：“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这个唯一的“传家宝”总算逃过一劫。但弘一法师亲笔书写的几张字条——那可是我的伯父因为与法师挚交才“有缘”得到、我的爸爸视为命根子的无价之宝——却还是被红卫兵抄走了，不知被烧了还是流落在哪里。
父亲有一位好朋友陈旻，听说抗战时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解放前当过云南省或者昆明市的邮电局局长，这一次被整得很惨，红卫兵因为他是福州人——与邓拓同乡，加上吴晗又是他的老师，就认定他是“三家村”的一分子，批斗时把他的一条腿都打断了。有一次陈旻对我的爸爸说：“腿被打断我都不觉得怎么样，就是闻一多先生亲手给我刻的印章被‘抄’走我最痛心”！听他们的讲话后我才知道，闻一多就是因为不给当时的昆明市警察局长刻一个印章而被暗杀的！
我曾问他：“你当‘官’的时候有没有‘腐败’过？”
他想了一会儿，说：“有。有一次我午睡睡不着，就打了个电话给远在玉溪的手下给我放一首流行歌听。现在想一想，这得占用一条宝贵的线路多长时间啊？！”
陈旻的家庭很不幸，老婆出生于云南一个少数民族——彝族或傣族？——家庭，人虽然长得标致，脑筋却不会“急转弯”。有人怂恿她揭发自己丈夫的“罪恶”，全家人就能“过关”，她竟然真的去“自首”，讲了一些丈夫在家里说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害得丈夫被斗得差点没命。“运动”结束以后，她不能原谅自己，只要一看到丈夫就神经错乱、呼天喊地，直到老公“走”了，她的病才不治而愈，这都是后话。
吕培明的妈妈学习裁缝，用报纸练习裁剪，不小心把报纸上的毛泽东像剪破了，闯下大祸，被剪了阴阳头、戴高帽游街，脖子上挂着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还用红墨水划了一个勾（判死刑的意思），斗得死去活来。
有一位邻居因为年仅八岁的儿子撕了一张“毛语录”擦屁股，也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游街示众，一时想不开自杀了。
镇上有个油贩子偷偷地做食油买卖，被红卫兵抓到，戴上一个高高的纸帽子，上面写着“投机倒把分子、贩油犯×××”游街，红卫兵叫他敲着锣吆喝“我是投机倒把分子”，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就要站在凳子上猛敲几下锣，然后讲述他如何贩油、如何“挖社会正义墙脚”的“罪行”。一个外地的油贩子跟着走了一个多小时，直到红卫兵离开、围观的人也不感兴趣跟了才凑上来：“你家里还有多少花生油？”当场成交了一笔大买卖。以至于这位油贩子后来还在“想念”“运动”、游街给他带来的好处：“我不用做广告就财源滚滚！”他真的挺喜欢戴高帽游街呢！
有一天我看到红卫兵们“抓到”一个“特务”正在游街，听周围的人们介绍“抓特务”的过程：原来是几个小孩看到山上有人吃树叶、喝脏水，到镇上一说，红卫兵们便认定这个“怪人”就是“特务”无疑。游街的当天晚上，“特务”饿死在街上。第二天红卫兵们又叫来医院里的医生解剖了这个“特务”的尸体，发现胃里只有嚼碎的树叶、草根，跟抗战英雄杨靖宇将军一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标语高高地飘扬在全镇最高的建筑物上面，像我们这种“混蛋儿”都只能龟缩在家里面不敢出来“乱说乱动”，以免引火烧身。但随后的一场演出却又唱出“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大家又无可适从了。
不久传来中央“某位领导同志”的讲话，说是“有成分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镇上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又蠢蠢欲动加入各种红卫兵组织。我仍然乐当被“滚蛋”的“逍遥派”，不为所动。只是看到有些同学“大串联”回来、吹嘘外面如何如何又让我心里痒痒的，但周恩来的一席讲话（大意是“大串联暂停、明年四五月再举行”）就让我“吃了定心丸”了。
为了布置“红海洋”，红纸、红布供不应求，黄昆用红色染料染纸卖得很红火，我爸爸为布店把白布染成红布也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俩都真心实意地希望文化大革命“深入、持久地”一直开展下去。
很快地，草绿色的布匹（用来制作红卫兵服装）也告罄，我帮父亲试用黄、绿、棕三色染料配出草绿色，连附近几个市镇的百货商店都用车拉着白布到我们家排队等染了。但好景不长，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染料买不到了。我到学校找余老师，他对染料也不熟悉，就介绍我到厦门找另一位在大学里教有机化学的老师，借来一本《染料化学》，我硬着头皮“啃”了几个日夜，发现有一个方法可以试试，于是就用米糠、稻草、造纸厂排出的废碱液加上硫磺等化工原料试验，竟然制造出父亲日思夜想的草绿色染料出来！
染料解决了，其他化工原料还是经常买不到。我不得不自学起《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制碱工学》、《生物化学》等大学里化学专业的所有教材，这些教科书是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借的，“参考书”则是到各地的旧书摊甚至废品收购站里找出来、用极其低廉的价格购买的——一本几分钱，最“贵”的一毛钱——有的书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找出来“参考”。
我试着用草木灰、石灰、碳酸氢铵（化肥）、食盐、硫磺等容易拿到的材料制造纯碱、小苏打、大苏打、烧碱、硫化碱、液体肥皂、“太古油”等等染化助剂，全部获得成功。也曾想过偷偷地卖一些赚钱，但父亲“胆小”不敢卖，少量制造都只是自用而已。
有了这些成功的实验以后，我甚至设想将来要是写一本小化工科普书——《新编鲁滨逊漂流记》，描写一对情侣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利用化学知识求得温饱的故事，肯定会有销路的。
有一天夜里我和父亲一起在做硫化碱实验的时候，由于需要高温反应，虽然已经做了一些防范措施，但还是发生了爆炸，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把我们都吓懵了，气浪把“实验室”冲得一塌糊涂，灯也灭了，室内一片黑暗，我叫着“爸爸”，爸爸也应了一声——没事，等到点灯看清楚，所有实验器材都碎了，而我和爸爸只是负了轻伤。
邻居们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我轻描淡写地对他们说：“刚才不小心打破了一个热水瓶。”他们信以为真都回去了。
像这样的爆炸后来又发生了一次，所幸没有伤到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做实验更加小心，也就没有再出什么事故了。
看电影是年轻人当时唯一真正的“文娱活动”和“夜生活”内容。离镇上不远有两个部队营房，每个星期天都在露天放映电影，老百姓也可以站在旁边观看。“运动”一开始就放映“批判片”——据说都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旗手江青同志‘亲自’点名批判”的——单单这样的传说就让军民们兴奋不已了——有《早春二月》、《清宫秘史》、《武训传》、《万家灯火》、《一江春水向东流》、《林家铺子》等等，同学们消息都挺灵，每次有“毒草片”放映都会来邀我同行。有一次看《武训传》等到半夜后才开始，天亮看完回家，让家里人着急得到处找。还有一次跑了几公里又等了几个小时才放映，片名打出后才知道是《雷锋的故事》。
镇上的影剧院放映的影片越来越少，《草原英雄小姐妹》我总共看过几十遍，后来去看的目的是欣赏那几首儿歌，还有电影“正片”放映前加映的《新闻简报》。有一次看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的时候，后面突然一个农民叫起来：“糟糕糟糕，中央出奸臣了！”大家都回过头去，听他继续在讲：“毛主席身边那个长着奸臣脸！”一下子整个影剧院大乱起来，几十个年轻人围过来把他扭送去派出所，后来听说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罪名当然是“现行反革命”，直到“林彪事件”过后差不多一年才释放出来。（林彪死了、甚至几个月后全国的报纸都已经公开了这个“天大的新闻”，而“反林彪”的人还不能放，理由是“谁也不可能比毛主席聪明”，这种荒唐事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理解”，现在的年轻人是绝对“想”不出来的）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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