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老古董 萧毅 小时候，住在中山公园旁边的福寿新村。在高墙铁门的新村里，共有三排三层楼的老式洋房和两栋两层楼的独立小楼。我家就住在中间那排最后第二幢房子的底楼，前门天井外面是前弄堂，后门出去是后弄堂。 前弄堂入口处大门旁那栋独立小楼，住的是看门的小季及其全家。我家后门对面后弄堂转角处那栋独立小楼，住着一对老妻少夫。女主人姓金，四十多岁，二婚头，拖油瓶带来一个女孩；五官端正、皮肤细腻、身材匀称，长得眉清眼秀的、很漂亮，徐娘半老风韵犹在；虽是家庭妇女，却很能干，能说会道，经常走门串户，张家长李家短的，里里外外一把手。大家都称她金师嬷。男主人姓田，三十来岁，大小伙子，主要是靠印照片营生的；国字脸，小眼睛，高个子，长得黑不溜秋的、很健壮；沉默寡言，不善交际，平时进进出出总低着头，从不和人打招呼，看上起挺老实的。 每年夏天的晚上，那家男人都到街上摆地摊，给路人印照片。 记得我刚上小学时，对印照片感到很新鲜。夏天学校放暑假，一到晚上我就上街去，好奇地蹲在那男人的地摊旁，看他是如何印照片的。时有过路人停下来印照片，只见他把底片和相纸一起夹在两块玻璃的中间，对着微弱的酒精灯火曝光。然后从玻璃夹中取出相纸，投入一只盛有显影药水的塑料盘中，一会儿，相纸上渐渐地显出了黑白图像。当照片的层次和光色等达到最佳时，就用竹夹取出照片，浸在另一只塑料盘的药水中进行定影。几分钟后，再放在装满清水的脸盆中浸泡，并用夹子夹住照片，在水中不停地来回晃动。最后，把清洗干净的照片贴在一块玻璃上，贴近酒精灯罩加热烘干。这几道工序完成后，照片就印出来了。 “滴~呜~~滴~呜~~滴~呜~~” ……突然有一天，我家门外响起了一阵冗长而沉重的警笛声。我赶紧打开后门张望，看到有一辆吉普车停在弄堂口。 不一会，两位身穿制服的民警，押着那家姓田的男人，从他家住的独立小楼里走了出来，快步穿过后弄堂，押上警车开走了。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他是个坏分子，被公安局抓去劳改了。姓金的女人，也要被遣返回乡下去。 几天后，金师嬷开始变卖家产，在独立小楼前的地上，摆了一大摊家里的杂物准备卖掉。围了一圈人在那里观看，我也挤进去看热闹。 “弟弟！这陶瓶是我家祖传的老古董，便宜点卖给你算了。”她看我两眼直盯着一件陶器，就笑着对我说。 “多少钱？”我问。 “就5块钱吧！”她回答。 “行！我马上回家去拿。”我一口答应。 我飞快的跑回家，从储蓄罐里把平时积蓄的母亲每天给我的5分零用钱统统倒了出来，点满了5元钱就奔了出去。 “给！”我迫不及待地把钱交给了金师嬷。 “拿去吧！”她收下钱，把那个陈旧的陶瓶递给了我。 我细看那陶瓶，粉红色的瓶体上，雕有银白色的立体塑像，一队头戴钢盔、身穿铁甲、手持长矛、胯骑战马的卫士正在巡逻，栩栩如生，跃然瓶上。 我双手捧着陶瓶，兴冲冲地跑回了家。 “你把这破玩意买回来干嘛？乱花钱！”爸没好气地说。 “他喜欢就好了，搁在家里吧！”奶奶护着我说。 我小心翼翼地把陶瓶放在了五斗橱上，从那天起，它就伴随着我度过了小学和中学的时光。 1969年，我下乡离开了家。1979年，我从部队回到上海。没想到这陶瓶还放在家里的五斗橱上，被用来装小东西，里面插满了尺和绒线针等，也没有引起家人们的关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逐渐兴建高楼，我家搬进了文化局分给妈的小高层。 搬家时，老妈关照我：“阿毅头，把那陶瓶带上，路上别摔坏了，兴许这旧罐子是件古董呢！” 老爸也奏趣地开玩笑“说不定还是出土文物呢！” 听了妈妈的话，我用毛巾把陶瓶裹起来，紧紧抱在怀中，坐在搬场卡车的驾驶室里随身携带，路上格外小心，轻拿轻放，生怕给碰坏了。就这样，陶瓶也跟随我全家迁入了新居。 打那以后，这陶瓶一直安放在我妈卧室的镜台上，陪伴她老人家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 妈妈逝世后，没多久她屋里的陶瓶就不翼而飞了，原来是小妹拿回了她家。 近十年来，电视上推出了淘宝和鉴宝的节目，不少人把祖传或淘宝的古董，拿去请专家鉴定真假和估价等，我也从中增长了一些有关古董的知识。 有一次家人聚餐，酒后话多，我说：“家里原来那陶瓶，说不定也是老古董，现在可能挺值钱的。” 妹夫应道：“我拿去古董店鉴定过了，是明清时期的文物，估价约有万把块。” “是吗？”我听了后说，“5元钱升值到1万元，看来真是老古董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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