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燃烧的岁月 ——三次参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纪实 萧毅
我一生曾去过北京十一次，有三次是上北京大串联，参加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 1966年下半年，毛泽东前后八次接见全国红卫兵1200余万人。我亲历了10月18日第五次、11月11日第七次和11月25日第八次的接见。9月9日，是毛泽东主席逝世纪念日，回首往事，情景再现。 当时，我在上海初中学习。1966年下达“五.一六”通知后，学校停课闹革命，组织师生学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批判文章。六月份，学校筹建“文革”小组，我是中学少先队大队主席和团总支委员，被全校师生投票推选进入“文革”筹委会。七月份，学校又成立红卫兵组织，我也参加了。 九月下旬，学校推选了10多人，组成了师生考察团，我有幸被推荐为考察团成员，赴北京调研大中学校开展“文革”运动的情况。 到了北京后，我们被安排在一所中学接待站住宿。每天都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市一零一中学等学校看大字报取经。 国庆节前夕，因赴京参加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人太多了，压力很大；所以各接待站极力动员广大师生回去或去其他省市串联。我校考察团的老师胆小守纪，带头并动员大部分学生一起离开了北京。也有一些胆大的学生，脱离了大部队另辟蹊径。我和陈龙喜、包关金、李蔺元三位好哥们，跑到别处重新登记，被安排在北京市列车管理局。 接待我们红卫兵的干部姓蔡，国字脸，紫红脸膛，浓眉大眼，中等身材，气度不凡，是位副局长。 在接待站，到管理局食堂就餐，粗细粮随便吃，有馒头、粥、米饭和窝窝头，尽吃管够。从未吃过窝窝头，我好奇地尝了一个，顿时觉得喉咙火辣辣的，难以下咽，北方的白面馍馍到挺好的。 国庆前，管理局局长和副局长一起出马，做红卫兵的思想工作，天天动员大家回去。 局长约有五十上下的年纪，稳重老练，操南方口音，讲话挺有水平的，身着军绿色呢制服，一看就知道是个老革命、老干部。蔡副局长大约三十多岁，精明能干，一口北方话，口才很好，讲话头头是道，穿一身线条笔挺的藏青色卡其布中山装，系中青年干部。在他们的劝说下，不少红卫兵离开了北京。 10月1日，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住宿在北京市列车管理局接待站的外地学生没有参加。蔡副局长解释说，“十.一”国庆节是全国军民欢度建国17周年庆典的日子，150万名首都人民和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大会，但在京等待接见的红卫兵人数远大于150万，因此部分接待站的红卫兵无法参加这次接见，也不知要等到哪一天。”又有一些红卫兵被蔡副局长说服后回去了，我们三人总算坚持了下来没有走，并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和游览了动物园、颐和园等名胜古迹。 10月18日，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 为保障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50里长的接见路线上的安全，采用了军、警、民(民兵、治保组织)三结合的警卫布势：武装哨与便衣哨结合，地面警卫与立体警卫结合，对沿路两边建筑物的住户、临街危险窗口、制高点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警卫和监控。北京卫戍区4个师中的机动兵力全用上了，还调动了驻京军兵种的部分力量，采取了全方位的警卫措施。 上午10时，蔡副局长率管理局干部，组织带领我们到达建国门外大街。解放军在我们前面站成一排，我们在解放军后面站成两或三排，等待毛主席接见。 12时45分，宣传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沿线逐步向前，开始广播接见《通知》。12时50分，天安门广场上空响起《东方红》乐曲，接见开始了。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各乘1辆敞篷吉普车，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和部队组办公室副主任蔡洪江同乘的敞篷车在主席左后侧，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等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5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12辆敞篷吉普车开道和警卫车的引导护卫下，首先接见了广场上的红卫兵，再沿着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路、北三环路缓缓地驶进。 当车队行驶到建国门大街时，“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由远渐近、此起彼伏，一阵高过一阵，响彻云霄。毛主席身穿绿军装、佩戴红领章，向夹道欢呼的红卫兵不停地挥手致意，高大魁梧的身影映入了我的眼帘。因车速较慢，所以看得较清楚，平生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红卫兵都按照广播《通知》的要求，在原地原位和有准备秩序井然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接见。只用了1个多小时，就接见完排了50里长的150万红卫兵。 10月20日，我们四人离京返沪，乘坐的绿皮慢车一路上走走停停，整整开了两天两夜才到达上海。车上挤满了各地串联的学生，车厢里的座位和座位底下、中间走道、行李架上到处是人、寸步难行，别说站起来活动了，就连上个厕所也很困难。由于坐得时间太久，我的右腿下肢脚背肿了起来，裸关节（距骨小腿关节）长了颗液体泡，周围青筋爆出也红肿了，还有点发烧。 回家后发高烧，只好去医院就诊，医生诊断是流火。除吃退烧药外，还打了一个星期的青霉素，热度和红肿等才消退。又休息了一个星期，再次出外大串联。 11月初，我和学校初二、初三年级的小王、小许和小肖等5位同学组队，北上串联。沿途顺路到苏州虎丘剑池和南京中山陵、雨花台等景点一游。于11月中旬抵达北京，被招待所安排在朝阳区一处回民集聚的住宅区。我们居住的四合院内，住有多家回族居民，房东老大娘对我们十分关心和体贴，平时送水送饭、问寒问暖的很热情。 第二天，有位干部模样的解放军进屋，操着天津口音自我介绍：“我姓张，是驻京部队总参二局（部）的参谋，是你们的领队，你们就叫我张参谋吧。” 张参谋一身笔挺的军服，几乎没皱折，帽徽和领章鲜艳夺目。大约二十五六岁左右，长方脸、白皮肤，高个子、直腰板，两道剑眉下有一双乌黑闪亮的明眸，长得眉清目秀、英俊威武，从面容到体形，都够得上标准的仪仗队员了。 张参谋和我们5人同吃同住，有时还带着我们参加部队组织的接见模拟演习。平时喜欢抽烟，香烟抽多了，右手食指和中指被烟熏得蜡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有空常跟我们闲聊，并询问我们几个的学校和家庭等情况，我们也问一些有关他家人及生活的情况，因他是部队机要部门的，所以不便打听有关工作情况。 进入11月份以来，北京的天气逐步变冷，立冬后再接见红卫兵，其衣食住行将遇到极大的困难。为了尽早结束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活动，11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署发出紧急《通知》，规定红卫兵和师生们“暂停来京和到各地串连”。可是，红卫兵来京的势头不但未减反而更猛了，这个最高权威的“红头文件”，已经对他们没有约束力了。 为了尽快接见红卫兵，让他们早点回去。在第六次接见后的第七天，又安排了第七次接见200万红卫兵。因这次接见的人数太多了，所以分成两批接见。 11月10日、11日，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 11月10日上午10时，第一批接见150万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和接见。 11日，第二批又接见50万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乘坐9辆敞篷吉普车，接见了集结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上的红卫兵。 各处接待站及红卫兵居住的每个大院和屋子，都有解放军带队的。张参谋带领我们，到指定地点集合后，随大队人马徒步来到东长安街上。张参谋等带队的解放军，站在红卫兵前面的第一排，一直等到中午时分。当车队行驶到跟前，我们几个也随着人群，激动地挥舞毛主席语录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车速较快看得不太清楚，我感到没有看够。 我们被接见后，其他六位同学都离开北京回上海去了，只有我未尽兴，便留下来等下一次的接见。 再次登记后，我入住了一所中学的接待站。接见前，解放军也入驻了学校，每日白天，组织我们进行模拟接见的排练。晚上可以自由活动，我就到长安街上的电讯大楼发电报，向家里报告被毛主席接见的喜讯。发报后，再到街边的小餐馆吃夜宵，手削面片加入大杂烩荤素菜和调料等，味道好极了，吃得津津有味。 进入11月下旬，上次接见过还未走完的100多万师生，加上新来京的250万师生，在京的红卫兵将近400万人。 临近“小雪”，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寒风呼啸、透衣刺骨，沙尘纷飞、嘴唇干裂。这些离家过早或从南方来的红卫兵，绝大多数都穿着单衣，没有御寒衣物。最大困难和压力，是给这些衣食住行全免费的“客人”解决御寒被服，可是北京市的库存物资已经全部拿出来了也无济于事。为了防止发生冻伤事故，只好在工商系统和北京市进行全面动员，号召工商部门、工厂、商店、仓库等，把棉被、棉衣、毯子、绒衣、球衣等御寒物品全部拿出来，才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11月25日、26日，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 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250万红卫兵，因为人数太多分成两批进行。11月25日接见150万，26日接见100万，以减轻老人家的劳累。 两批接见均把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西郊机场，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乘9辆敞篷吉普车进行接见。 25日上午，由部队严密组织并带领我们，从学校整队出发，步行来到东长安街。解放军站在人群的最前面，以确保毛主席接见时绝对安全。我们等了2个多小时，肚子饿得咕咕叫。 突然，人群激荡起来、群情振奋、一片欢呼，车队快速驶来，毛主席乘坐的敞篷吉普车从眼前一闪而过，只能看到面孔身型的轮廓，还是未尽兴。可能是连续不断地接见红卫兵，老人家太疲倦了。 接见完广场、东西长安大街的红卫兵后，毛主席和总理等中央其他领导人到大会堂休息一会后，又一起出发去西郊机场。继续接见红卫兵。 在70天里，毛主席8次分10批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国家消耗了不少人、财和物力等，负面影响也较大。后来，狂热的红卫兵又被造反派取代了。 不久，父母被打成了“走资派”关进了“牛棚”，我也被学校红卫兵团驱逐出队，远离“文革”运动，退隐家中。后来，又卷入了上山下乡的滚滚浪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