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夜行军赴边陲 1969年4月，我离开上海下乡务农；1972年12月，又离开农村出塞从军。 当时，我在浙南山区插队地报名参军，出发的那天下午，我到区里报到，穿上了崭新的绿军装。 晚饭后，我们新兵集中在镇上的一个露天剧场，举行新兵誓师大会。由县武装部陈参谋作征兵总结报告，区领导致欢送词，部队首长致欢迎词。我作为新兵代表上台发言，表示要“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保家卫国的决心。 当天晚上，我和班里的新兵一起，睡在邮电所二楼的地板上。天上的月光和街上的灯光照射到屋里，我望着窗外，想到明天就要去部队当兵了，激动的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我们一直待命到下午三点左右才乘车出发，五点多钟到达温州新兵转运站招待所，在那里又住了一宿。 第三天中午十二点以后，我们步行来到江边码头，乘海轮前往上海。在船上住的是三等舱和四等舱，都是双层床，三等舱八个床位，四等舱十二个床位。我睡的是三等舱的上铺，那些来自农村的新兵蛋子不断地抽烟，船舱里烟雾腾腾的。 第四天下午二点钟左右，我们乘坐的船在海上行驶了一天一夜，抵达了上海十六铺码头。下船后，我们近千人的队伍排成一条长龙，沿着江西路横穿金陵东路、延安东路、福州路、南京东路和北京东路等，步行走到北站，准备乘坐火车前往东北。 进入火车站（老北站），一列长长的运兵棚车早已停在站里。我远远地看见父亲、母亲和留在上海的小妹妹正在站台上张望，赶紧向他们招手呼叫。他们也很快地认出了我，一家人团聚在车站，见面后格外高兴。原来是在上海铁路局工作的表哥，打听到运兵军列的发车时间，把他们带进了车站。五年未见面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父亲，见了我心情异常激动，握住我的手问长问短的。 这时，正好有一位两鬓斑白、个子矮小的部队首长，带着两个年轻的警卫员经过我们身边，见状便停下来，操着四川口音问：“小伙子，他们是你的什么人啊？” “我爸爸、妈妈和妹妹。” “你是哪里人？” “我是上海的！” “你怎么会从浙江来当兵的呢？” “我回乡插队，那里是我的老家。” “全家人在这里团聚挺不错的，到部队后一定要好好干！” “知道了，请首长放心！” “阿毅，别辜负首长的期望，为我和你妈长脸。”三八式老干部的父亲也激励我到部队好好干！ 首长和我及家人交谈了一会，又往前走继续视察和探望新兵。 后来到了部队上我才知道，这位首长是一位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军级干部。 下午五点以后，天色渐渐地黑了下来。 “呜——”汽笛长鸣，军列满载新兵离开了上海，风驰电掣地向北飞驶，跨过长江，越过黄河，经过秦皇岛，穿过山海关。车厢外的景色渐渐地由绿变黄、由黄变白，车厢里的气温慢慢地由高降低、由暖转冷。 我们排的新兵被安排在一节铁皮闷罐车厢里。排长姓丛，吉林人，中等身材，皮肤黝黑，眉毛粗浓，目光犀利，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说起来头头是道。 白天，我们坐在车厢的地上，靠着车壁休息，或闲聊，或向丛排长敬烟并打听部队的情况；腿坐麻了就爬起来，从门缝里往外看风景。晚上，我们躺在车厢的地上睡觉，车内很冷被子又很簿，大伙挤在一起互相取暖。“咕咚、咕咚……”车轮与铁轨的磨擦声不断地传入耳中，有节奏的拍子好像催眠曲似的，听了后昏昏欲睡。 第六天晚上七点钟左右，列车经过了两天两夜的长途运行后，停靠在辽东半岛的宽甸火车站，并被分成两列。一列上的新兵被送往丹东团部和一营、二营驻地，另一列上的新兵被送往长甸三营和四营驻地。我所在的新兵连也随车被拉到了距离中朝边境不远的一个小站，准备前往四营。我们下了车，部队派人前来接站。 新兵连连长姓王，江苏人。王连长方方的脸庞，黑黑的皮肤，矮矮的个子，棒棒的身体，双目炯炯有神，说话铿锵有力。 这里距离四营营部还有三十多公里路程，本以为会派车来接我们，没想到王连长却宣布要我们步行去那里，作为新兵到部队的第一次拉练。 我们背着棉被打成的背包，穿着笨重的毛皮毡靴，顶着寒风、踩着冰雪，行走在公路上，浩浩荡荡地向驻地挺进。 公路的左边是宽广的田野草甸，右边是陡立的山崖石壁，四周黑灯瞎火、静悄悄的，只有“嚓嚓嚓……”的脚步声，依稀可见远处隐隐约约的灯火。长长的队伍犹如一条蜿蜒的青蛇，爬行在皑皑白雪上。 没吃晚饭，又没水喝，口干舌燥的，肚子饿的咕咕直叫。时有人从地上抓一把雪塞进口中充饥，也有人从路边崖壁上扳一串倒挂的冰凌含在嘴里解渴。 一小时过去了，队伍中不知谁问了一声：“排长，离四营驻地还有多远啊？” 丛排长应答：“不远了，大家伙加把劲！” 走啊走的，又一小时过去了，大家又饿又渴、又冷又累，都盼望着早点到达驻地。 忍不住又有人问排长：“快到了吧？” 丛排长打气说“快了，快了，再坚持一下就到了！” 这时，大伙已经累得疲惫不堪，减慢了行军速度，队伍也渐渐地拉开变长。 我的腿也不听使唤了，又酸又胀的有点抬不起来，心里在嘀咕：到底有多少路？怎么还没走到！ 一路上出了不少状况，有的背包带松了，背包从肩和背上滑了下来，只好停下来重新打背包；有的脚磨出了水泡，疼的一瘸一拐地走路；还有的实在走不动了，落在队伍的后面…… 王连长和丛排长不断地给大伙鼓劲，要我们坚持走到底。 远处的灯光越来越近，越来越亮。“汪！汪！汪！……”小镇上传来了一阵阵狗叫声。 足足走了三个多小时，总算到达了营部。吴营长和刘教导员在门口迎接，并领我们到食堂里歇息。 不一会，炊事员送来了一大铁锅热气腾腾的手擀面条，用脸盆打满后分给各班。大伙赶紧围了上去，狼吞虎咽地往肚子里倒。 因四营十连和十一连营房里的老兵复员还没有走，所以我们新兵要到山沟沟里去驻扎和集训。 饱餐了一顿后，王连长宣布继续开拔，到三十公里外的新兵连集训地去。大伙一听惊得目瞪口呆，心里暗暗叫苦。 我实在忍不住了，从嘴里冒出了一句：“怎么还要走啊？” 王连长笑着说：“这回不用走了，派车把你们拉过去！” 大伙听了连长的话，这才稍微松了口气。军令如山倒，只好硬着头皮，分头爬上了停在室外的几辆嘎子车。 车子在崎岖的山路上疾驶，路面很窄，高低不平，右边是峭壁，壁上山石陡立；左边是悬崖，崖下激流奔腾，鸭绿江水犹如一条蛟龙从车道底下游过。江面上水雾笼罩，江对岸夜色苍茫，只有朝鲜的一些村庄里透出星星点点的微弱灯火。 天突然下起了大雪，站在车上，飞雪扑面刮来，呼啸的朔风直往脖子里钻，寒气逼人、冰冷刺骨。一会儿棉帽和棉衣裤就沾满了雪花，鼻子和耳朵冻得麻木了，浑身发抖，直喘粗气。路面又铺上了一层白雪，车后雪尘飞扬，留下了长长的车轱辘印。 开了一段路，我乘坐的那辆车子突然熄火了。司机赶紧下车检查，一会儿打开车前盖，趴在车头检查；一会儿钻到车底下，躺在地上检查。原来是天气太冷，晚上温度又低，油路受冻堵住了。 车子动不了了，大伙只好下车，围着车子干着急，被冻得够呛。有的搓手，有的跺脚，也有的来回走动，活动身体取暖。 好不容易修好了故障，可是车子在天寒地冻的野外停的时间长了，发动不起来。 司机只好用摇车把使劲地摇车，10下、20下、30下……1次、2次、3次 ……怎么也点不着火。 于是，站在旁边的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自告奋勇地上前帮助司机摇车，一口气摇了几十下，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其中有一人用双手握住摇车把连续转动，不料摇车过程中摇车把突然反转，重重地打在他的手臂上，伤的不轻。 第1位、第2位、第3位……在司机和他们几个的轮番摇车下，总算把车子给发动起来了。 站在车下的人冻了半天，早就等不及了，争先恐后地爬上车子，继续赶路。 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车速也越来越慢，又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古娄子，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钟了。 我们住进了村民石垒土砌的屋子，睡上了热乎乎的火炕，进入了梦乡。 经过了五夜五昼的车船劳顿和长途跋涉，我们终于抵达了部队，开始了新兵集训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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