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忆（续5） —— 李新一 访颜益才 2010年11月1日，有缘与老师见面，有幸听老师讲述；看到同学的合影，还记得梁汝刚，冯柱，薛民和；看到老师的相片，惊叹其变化，回忆当年的摸样。几十年的岁月，坎坷的人生，丰富的经历。颜老师是1940年10月22日出生，印尼归国华侨，2010年正好七十大寿，初三6班同学于11月4日，和老师相聚祝福生日快乐。70届和72届的同学也为颜老师搞生日聚会。 《一》 颜老师回忆：1959年首次来北京，先在华侨补习学校，后在北京工农干部教育学院（后改为工农师范学院，又并入北京师范学院）读书，1964年毕业后分到北京马甸中学，在这里教书育人，在这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马甸中学师生结下深厚的友谊。还记得当年在学校五层与马健，王振一同住一间宿舍；还记得吕自敏是语文组组长；记得孙懿华老师课讲得好，有风格，有特色；还记得在生活上得到过杜玉琛老师的关照（多次给过红包），杜老师曾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前，代表北京队参加选拔赛，（史凤林入选）；在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中担任解说员；还记得在教学中，给同学讲语文课的内容，技巧，分段，但“咬字不清”请同学包涵。1973年离开马甸中学去香港。 《二》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在香港假日酒店及凯悦酒店各有三年经验后，于八十年代第二轮来北京，从事酒店管理，分别到访三家酒店，指导过华都酒店客房管理，筹建过香山饭店。老师回忆说，曾对香山饭店一流的设备，九流的服务，人员素质太差，向管理方多次提建议，都不被采纳。没有服务意识，没有严格的制度，再好的设施也建不好酒店。还去过桂林中国青年旅行社，在隐山饭店试点指导运用国外现代方法来管理，略有成效。自己多年来能通晓印尼文，中文，意大利文，英文四种语言，给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给老板提供信息，做规划，预算，建立各项制度。 《三》 八十年代，曾在瑞士公司干了十几年，做过销售，办公室管理，培训新人，常带内地客户代表团到欧洲各地，不少名胜古迹都游览过，有时一年去欧洲达12次，去美，澳，亚洲约20次。今年的上海世博会没去成，但其它世博会自己去过好几届，比较喜欢到处跑的生活，人脉较广，结识各种人，和各类人打交道，对腐败现象深有感触。曾在人民大会堂由李瑞环宴请（人很务实，很和蔼），在酒店管理方面，在中青旅稍有名气，胡耀邦当年关心过中青旅，也曾表扬过小小隐山饭店的新管理制度。谈到这些时，看得出：颜老师是满脸的幸福，曾经的辉煌，曾有的骄傲。 《四》 1996年12月左脑出血，右半肢受影响，经过治疗，经过锻炼，已基本恢复；曾患有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右手指畸形，四指改变方向。病情好转在广州三年后，到2000年又进入时装领域，谈项目，了解款型，学搞女装，男装，学尺码，学选型，掌握世界各地的新款服装，向老板提出专供内地企业有关设计的项目建议，经两年来的工作，大脑记忆也好多了。从1999年到2004年，每年都要在香港和广州，北京，华东，东北之间往返多次。2009年6月17日，带两位印尼客人去军博参观“孙子兵法”书法展时，有幸见到田雨新老师的《个人书法展》，成就非凡。 《五》 颜老师还向我讲述了一段怎样做乞丐的经历，有一次在深圳，因钱包及证件被偷，没有一点钱，无法过关回香港，无奈中找纸写了一页告示：“本人遭扒手被盗，无钱返港，请施救，如留有地址，回港后必归还”但没人相信你，来往的青年人很少给钱，中老年人到能给一点，最后遇到一位中年妇女，问我到底需要多少钱？我说“还需120元”，她给了200元，才补办了证件，还要住一宿才能返回香港，这是人生中唯一一次做乞丐 《六》 颜老师回忆从2000年后，在京有几次小聚会，主要是66届梁玉梅召集，70届付和平召集及72届郑佳珍设宴，还见过林琼藕等多位老师，当年马甸中学的印尼华侨有，张金英，吴柳絮，林琼藕，颜益才四人。老师还风趣的对我说：当年和别人把名字换了，原来自己是发财的“财”，被换的人后来在香港做了老板，发大财了，自己是人才的“才”，老了没用了。自己一辈子独来独往，因类风湿的关系，每天早上都是“晨僵”，手指及右脚难活动；到下午手指及右脚才慢慢好转。如果自己不能做了，也不想麻烦别人。 最后老师嘱咐我，今后见到所有知道他的老师，同学一定向大家转达一声问候，表示一声问好，传递一份思念。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活幸福，万事如意。 刘干老师 最近找到当年的总务处郭双起老师，得知刘干老师现住北京清河大桥向西300米处，有一敬老院。 我通过114查号台，查清河敬老院，告之“没有”，只好亲自跑一趟碰碰运气，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找到了。 2010年8月10日下午我骑车找到“养老院”,准确说应是“北京第四福利院五区”，位置紧靠清河边，二层楼房，住单人间，有独立卫生间，窗户朝南，空调，电视，冰箱，微波炉，一样不差，条件不错。从2006年12月21日入住，护工朱海燕（甘肃人）就一直护理了近四年。据护工说，老师刚来时，就患老年痴呆症，这几年不断加重，吃饭较好，饭量不小，外出离不开人，否则会走失。2009年6月患脑梗一次，治疗及时，没留什么后遗症，每天有医生查房。因刘干老师亲属都在美国，监护人由学校工会主席负责，住院费由离休工资支付。四年来回学校参加过两次聚会活动，没有校方批准，不让离开福利院。 刘干老师于2010年82岁，推算出生日为1928年10月1日，属什么？老师说“记不住了”儿子在美国生活了30年，每年飞回北京，住一周左右，每天陪母亲2,3个小时，老伴10年前去世，（当年曾在三建，和张柏发，李瑞环一个大单位）葬在万安公墓，儿子每年回来，陪母亲去墓地瞻仰一次亲人。我问，儿子在美国干什么？老师说“打工”。老师自叹“年岁大了，只是拖累别人” 据护工讲，刘干老师排行老五，上面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都还健在，大姐已90多岁了，大哥都快90了，可见真是长寿家庭，愿长寿基因保佑老师安享晚年。 我拿着部分老师的名单，一个一个的念，刘干老师回答，对张桂琴，李卓侯，唐秋华，崔志荣，由振英，牛锦文，金廉钟，李西美，刘福琴，杜道高，马永胜，郭双起，韩茜，林莲，祝杏英，刘慎行，还有些印象，起码记得名字。看到汪诚的相片，能认出这是汪诚，并说，由振英是普通员工。我拿着郭双起老师给我的一份退休教师联系网图，老师指着“刘干的名字”多次笑着告诉我，这还有刘干。老师平时能看书，看报，但一般一会儿就忘了，我坐了一个小时，多次问我，你在哪个单位？我回答后，一会儿又忘了，一会儿再问一遍。 一般很少有人来看望，我突然到来，老师还是感到很惊讶，很高兴。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我说，我是您40年前的学生，您没有亲自教过我，不记得我是正常的，但我知道您的名字。老师一会儿冒出一句“干不干，二斤半”。一会儿又问“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是谁？……” 文革期间，因刘干老师来自美国，有人批判她，你父母给你起这个名字，就是为了让你留下来，干反革命。有海外关系，就是罪状，在颠倒黑白的年代，谁说的清楚，又如何说的清楚。据文智远老师回忆，57年刘干被定为右派，每次运动都受冲击，但思想开朗，文革期间，白天挨批斗，下班回家坐公交，上车就能睡着，晚上能吃三两米饭，一份米粉肉，这种不管风吹浪打，能吃能睡的心态，就堪称榜样，够我学习一辈子。 据王长海老师回忆，80年代刘干老师从美国探亲回来，捐给学校几台计算机，建起计算机房，使学校较早地进入电化教育，受到广大师生的赞誉，体现出刘干老师对祖国，对学校的一片热忱，让人难以忘怀。 我们共同经历过那个年代，感受过那种岁月，40年过去了，我们仍然怀念老师，祝愿刘干老师健康长寿，在社会福利院，在祖国的关怀下，能安享晚年。 那时想 《一》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是我们这代人的生活背景。“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在阳光普照下，我们作为祖国的花朵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要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加入少先队，带上红领巾，那是红旗的一角，是被烈士的鲜血染红。少先队队礼，五指并拢，右手高举头上，表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正式场合，辅导员领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我们齐呼“时刻准备着”受父辈的影响，听老师的教诲，爱祖国，爱人民，崇尚英雄，放飞理想，憧憬美好，想往未来。那时追求德智体全面发展，尊敬师长，继承传统，学文化，学做人；学雷锋，学焦裕禄，学南京路上好八连。在火红的年代，受革命的教育。 在中苏论战，学“九评”，致前苏共领导的公开信期间，有一首瞿希贤谱曲的歌，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红日出山临大海，照亮了人类解放的新时代，看旧世界已经土崩瓦解，穷苦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已经到来”。从广播里听，那么多人聚集在天安门前学唱，唱得那么热血沸腾，唱得那么豪情激荡。那时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为拯救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们脱离水深火热之中，这是中国人的责任，是国际主义义务，要打倒帝国主义，抗美援越。在当时就是那么一种气氛，那么一种思潮，那么一种宣传，那么一种追求。 《二》 上世纪50年代，为集中资金发展重工业项目，国家曾发行建设债券，家中曾购买过一些，小时候听父母说过，好像也见过。每年兑换到期的那部分，到60年代初国家分批逐步兑换完所有的内债。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对我国发出照会，单方面决定：要在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的一个月内，全部撤回在华的苏联专家1390人，并对我国逼债。当时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折合人民币52亿余元（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借支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及利息）。按照原定协议，这些外债于1965年全部还清。当时我国建国仅十年有余，工业尚在起步阶段，所以只能用猪肉，鸡蛋，苹果，花生米等农副产品来偿还。1964年，我国提前一年还清了20世纪50年代欠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 记得那时有一句特别让人振奋的口号“我们国家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那时想：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志气，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坚持独立自主，坚持自力更生，那种精神顶天立地，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能战胜。在那么难的情况下还清了外债，在我心中为伟大祖国感到骄傲，作为一个中国人内心充满了自豪。 《三》 文革初期讲血统论，唯家庭出身。一种错误的理念，必然带来那么多错误的行动。在同学中很快就分成“红五类”，“黑五类”；前几天我还作为红卫兵小将于“8.18”在天安门西观礼台目睹毛主席向我们招手，没几天，我父亲作为单位一把手，无例外的成为“走资派”被打倒，受批判，几乎在一夜之间，我的家庭出身就从“红五类”变成“黑五类”，角色的转换，我还是我，但身份已从“革命小将”变为“黑帮子弟”。很快我就上缴了红卫兵袖章，离开了学校红卫兵组织，开始接受周围的“白眼”，开始老老实实停止一切活动，什么都不能干。落差之巨大，现实之残酷，不在其位，很难体会。 父亲革命几十年，从没被捕过，无法定为叛徒；我家土改时划为贫农，不可能改成分。文革开始破四旧阶段，我和红卫兵一起参加过抄家活动；变成黑五类后，我们家也同样被单位造反派进行抄家，所有的东西都翻一遍，抄家者认为有用的材料，书本，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没有道理可讲，因为他们所做的都是“革命行动”。记得那段时期，我们家的大门从来没有关过，造反派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这派来过了，哪派也要来，相互竞争，看谁更“革命”。单位大院里，写满大字报，单位大喇叭，一篇篇广播批判父亲的文章。被批判，被专政，所形成的心里压力，日子一天天的熬，白眼一天天的受，何时是个头？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在那种环境下，那时想：“黑五类”的帽子算是戴上了，还能不能摘，谁也说不清。也许被打倒后，北京不让呆了，再退一步，就是回农村呗。我老家在河北邢台地区广宗县董里集村，那里地势较低，易遭水淹；姥姥家在柏城村，地势高些。记得妈妈曾跟我商量，如果万一发配回乡，是在董里集，还是上柏城村，我理解妈妈的意思，还是想住柏城，那是她从小生活的地方，有她熟悉的亲人。那时我深深体会，人和人之间如在政治上不平等会是什么滋味。这种磨练，这番经历，让我懂得了更多。也学会设身处地的考虑他人的想法。 《四》 当兵提干后，在湖北革命老区麻城县山沟里战备值守。那时当军医，干体力活又不多。军需用品是按规定发放，每年春季发夏装，秋季换冬装，交旧领新。在年少时学雷锋事迹，其中一件是说雷锋同志在当兵期间，注意节约，发的军装省着穿，换装时，主动上交新军装，留旧装继续穿，为部队能省一点是一点。现在我当兵了，面对同样的事，那时想：一年换一套，自己的军装还能穿，少领一次，也为国家省一点。当年雷锋能做到的事，我从实际出发也能做的。所以，别人是领新交旧，我是领新交新。新军衣交司务长，司务长是自己留用了，还是上交团部后勤，就不得而知了。这样做完全没有出风头，争荣誉的想法，只是觉得自己已经够穿了，为节约资源考虑。这种事，当年不止做过一次，那时受党的传统教育，受正面教育，一种朴素的想法，一种为整体考虑的意识。大事小事尽量先从自己做起，是那个时代教育的结果。 姨姥姥 1968年秋，姨姥姥从老家槐湾来北京看望父母，难得来京一趟，让我陪老人去游览颐和园。老人是裹过足的小脚，但常年劳动，身体还好。我16岁，活蹦乱跳，从谐趣园处慢慢爬山，沿着台阶，告诉老人上面风景更好，老人就跟着我一点点爬到了佛香阁。当时年轻，不太理解65岁老人的体力，就从万寿山顶走南边的台阶直接下来，老人迈着小脚，走那么陡的台阶，让周围的游客都纳闷，老人是怎么上来的？ 从颐和园回来，一天走这么长的路，爬这么高的山，累得老人腿疼了好几天。 那天下午从颐和园回家，怕爷爷奶奶问我去哪儿了？因妈妈没说，今天的事要告诉爷爷奶奶。爷爷奶奶问，我又不会撒谎，又不敢跟爷爷奶奶实说，心中纠结，又没有好办法，只好一回家就躲在卫生间里，久久不出来，心想等妈妈下班了，我再出来…… 后来听说，姨姥姥从北京回去不久，到1968年腊月27，准备和面包饺子，不知何故房梁上存放的灭老鼠药散落下来一点，白白的，那个年代吃点麦子都珍贵，误以为这也是一点白面，就扫到面盆一起搅和了，误食后，赶紧送医院，成人抵抗力强些，可惜姨姥姥和一个孩子中毒身亡，大过年的酿成悲剧，让人惋惜。 注：第二篇《中学》发完了。下面的文章《插队》，下次再发。感谢大家的关注和龙哥的配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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