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忆 —— 李新一 童 年 我出生在湖北武汉市一家大医院，除夕夜零点钟声已过，我的第一声啼哭大约是在一时左右，正好是1952年1月1日1时，当时，护士就说，这孩子占了三个“一”，应该叫“新一”，经父母认可，我从小就叫这个名字，连小名都没起过。 1953年我随父母支援鞍钢工业建设，住在鞍山。听妈妈讲，我一岁多时，生病高烧不退，妈妈怕宝贝儿子有个三长两短，工作那么忙，还是请了一周假，陪我住医院，直到我痊愈。 1954年来北京后，有时上公园，妈妈抱不动时，就换保姆抱一会儿，还要把脸贴近我，如感觉不是妈妈抱，就哭闹。 那时先在东城区大方家胡同22号居住，在附近演乐胡同上幼儿园，每天早上一位伯伯骑着一辆带棚子的三轮儿童车，分左右两排，可坐六七个小朋友，来门口接我们，我和二姐一块儿上幼儿园。如果有一天，我耍赖不想去，就使劲哭闹，听妈妈讲，如果我不去，姐姐也可以不去幼儿园。印象中幼儿园是三面环绕的两层小楼，有外栏杆，铺木地板，每天下午有用苹果、梨熬成的水，每人一碗，吃两片水果。不知为何那时特别不愿意吃酵母片，记得曾多次偷偷把药片扔到暖气片后面。 1956年夏，我们家搬到百万庄丑区住在一楼，一天傍晚，外面下着大雨，金玉姨在家哄着我，妈妈要去外地，我舍不得妈妈走，就把我抱到窗台上，隔着玻璃，多看妈妈两眼，这一幕，永远定格在心中。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那时我在三里河托儿所，妈妈任所长。按运行轨道预测，某日下午四五点钟时，老师领着我们站在托儿所的院子里仰望，在天空的东边，卫星由北向南运行，蓝天下望见一个小白点划过，5岁时能记住的一件大事。 50年代末，记得有一次父母带我乘小汽车到天津塘沽港大轮船上参观，在轮船上一处很大的会议室里还看到叶志强也带着孩子。第一次上轮船，一切都很新鲜。觉得船是那么巨大。 那时前苏联（应该是乌克兰冶金科学院）专家带家属住在友谊宾馆，到周末父母经常带我们去玩，餐厅很大，很华丽，大鱼缸养着漂亮的热带鱼。我们一行人，中午吃一顿聚餐曾花费11元，印象中觉得那么贵，因为我们一个人上住宿小学的月支出也就10几元，对比记忆深刻。 苏联专家的女儿叫丹娘，比我们稍大，一起去八达岭长城，刘东升叔叔陪我们玩，给我们照相。记得去昌平，在石人石马的神道旁，还爬上石马照相。还记得在颐和园陪专家游玩，乘游船逛昆明湖，船舱桌子上有很多水果，好吃的…… 1958年，我被送进冶金部幼儿园全托，一周回一次家，慢慢养成独立生活的习惯，1959年秋跟班升入冶金部职工子弟学校。 在百万庄子区29栋居住时，父母忙着大炼钢铁常不回家，我们都住校。有一次，邻居发现大门被撬，报案后，公安局派人勘察现场，丢了“三大件”。出事那周，通知我们姐弟这周不回家了，去大方家胡同住爷爷奶奶那。此事后曾把姥爷户口迁到北京，文革前又迁回广宗。 大方家胡同再往东就是朝阳门，那时城墙还在，假期里，也在爷爷奶奶那住一段，晚上去护城河转转，夏季的傍晚蝙蝠到处飞，人们放风筝休闲，回想这一切，童年的生活还是美好的。 想跃进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曾是上世纪50年代的三面红旗。总路线指的是“要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时期的口号是“要超英赶美”“要一天等于20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经过20年后于1978年被各地乡政府取代。 1958年秋，冶建院组织近百人去天津附近的农村小靳庄（文革中曾是江青抓的点）高产田参观学习，父母带着我，当时院党委书记李咸执带着李民，曾在亩产万斤粮的麦秸垛上坐着照相。把那么多收获的麦子集中在一起，说是一亩地产的，供人参观。专门开车跑200多里地去看奇迹。当时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人胆大，就能产庄稼。当年只有6岁的我，只是好奇，确是清清楚楚的目睹。那时大人们都相信吗？种庄稼的人肯定不信，但舆论相信，媒体报道，能吹牛，能浮夸，敢放“卫星”，敢说大话。在那种政治氛围中，今天不可想象的事，当年确确实实的发生过。说起大跃进，我脑中就回忆起在麦垛上照相的一幕。 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年代，脑海里模糊的记忆中，我在东城区六铺炕冶金部幼儿院时，曾记得在子弟小学的西院，靠北边是一栋东西走向的二层筒子楼，靠西侧是南北走向的一排平房，在院子的空场上建有一座小高炉，为响应号召大炼钢铁。我揣摩当时的心理，为了在钢产量上超英，全国推广建小高炉，全民炼钢，（高炉只能出铁）。在广大农村不知砍了多少树，土法上马，炼出的只是数量，完全没有质量。上面要求干，下面一阵风，不管有条件没条件，只问动机，不看效果。只追求“多快”，必然忽略“好省”，超出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只为着急，只想跑步，必然“拔苗助长”，但事与愿违，劳民伤财。国家从1962年起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整顿，充实，提高”。 我们经历过那个年代，脑海中还留有浅表模糊的几个镜头。一个人当吃到第三个馒头时感觉吃饱了，但不能说前两个馒头都白吃了。就像孩子学走路，没有不摔跤的；一个人学游泳，没有不喝水的。回头看我们走过的路，哪有笔直的，总是弯弯曲曲。很多事都是在做过之后，才能学会，才能总结经验，要求一个人不犯错，不走弯路，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不可能的。对探索中的事情，对过去的事情，希望不发生，希望不那样，只是人的一种愿望，很多事不在乎已经错了，关键看是否改正，避免重犯。 中国在近代受别人欺负，经济落后；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想快一点发展经济，想快一点进入共产主义，急于求成，是前人在发展道路上的探索。一个人的成长及认识，很多都是从自身的失误中，经过碰撞后，发现不行，再去改正，想办法改变，关键是如何找到一条好的道路，从国情出发，从实事求是出发，在自己走过的经历中，体会，理解，积累经验，总结教训。时间荏苒，往事如烟，希望到了不惑之年，能再看得清楚一点，能多想明白一些。 小学 1959年9月1日，我从冶金部幼儿园进入子弟小学。冶金部幼儿园和子弟小学都在同一个地点，只隔一道栅栏墙，都是集体住宿，每周六回家，周日返回。由冶金部的大红客车接送。反正入学前后都是过集体生活，也没什么不适应，我和三个姐姐都在子弟小学。大姐李新华是1960年小学首届毕业生，听大姐说，三年困难时期因在子弟小学受其较好的关照，没特别挨饿，等一旦跨入47中，面对普遍的饥饿，执行定量标准，缺少副食的现状，才深刻体会在小学时的温暖，与上中学后的巨大落差。大姐学习努力，在小学是大队长，升高中时因获市教育局的奖章免考保送本校。1965年5月作为高二学生被批准入党，是当年极少数学生党员之一，当时曾记得有位老师说，李新华是我校第一批学生，都光荣入党了，比我们当老师的都走在前面，是值得学校师生敬佩的一桩事。2001年1月1日，子弟小学聚会，在大会上代表学生发言的，就是我大姐。 刚上一年级，还有点印象的就是学校演出过一场宣传少年英雄刘文学的话剧，大姐李新华扮演刘文学的母亲，歌颂刘文学保护集体财产的光荣事迹。 二年级时，记得管生活的黄老师，老给我们讲鬼的故事，我们曾向班主任反映意见，班主任还向我们了解情况……。我从小就属于比较懂事听话的孩子，不爱打闹，守纪律，遇事还爱讲个道理，记得遇事爱和杨果同学争论点什么？同学们曾评价说，我和杨果争论问题是“大道理对大道理”，当年争什么记不住了，但这句话印象挺深。 59年到61年属于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段，每日三餐，每顿只喝三碗粥，后来冶金部农场给学校支援些玉米面，每人每天增加一个小窝头，偶然还能吃上一次人造肉的包子，就觉得很高兴了，相比较，没有特别挨饿的深刻记忆。 那时学习一般，不惹事，二年级时算班里比较早的就加入了少年队，戴上红领巾。 那时集体住宿，晚八时就熄灯了，睡眠时间十分充足，困难时期，有时周末从家里带点饼干，点心等，舍不得一下都吃了，每晚在被窝里躺着吃一块，算计着够吃一个星期。那时年龄小，时间多，在宿舍也搞点小故事，有天晚上，大家起哄，让刘虹秋和一个男生坐在一起，就像办了一次结婚仪式，脑海中的一个镜头，刘虹秋和一个男生（可能是孙豆豆），坐在中间，同学们站在旁边起哄，图个热闹，图个好玩。 翟鸣春当时是班干部，负责检查每个同学按时就寝情况，记下来第二天向老师汇报，有天晚上，我见翟鸣春在那写东西，就问：“写什么呢？”他说，“不是写同学情况，而是编一首诗，正在措辞。” 大概是三年级的六一儿童节，学校在操场上放电影，其中有一部是动画片，画面很好看，花草树木，小动物悠闲的生活，觉得美极了。是童年生活中，第一次，也是印象最深最留恋的一个片子。 三、四年级的时候，男班主任魏老师，中等个子，说话带南方口音，还专门找我了解家庭教育情况，询问父母平时如何教育我，用什么方法，有什么措施等等。 记得五年级后，在学校食堂的西南侧平房教室里上课，教室很大，除了课桌，靠西侧还有活动场地，课间的时候，几个同学在教室里踢包，向上踢，不许掉包，我踢包最好记录可以踢120多个。 刚上六年级时，各班推选大队干部候选人，各班集合后站在大操场西侧一个水泥乒乓球台上，于光军大声地代表六.1班介绍我作为候选人，这个镜头印象特深。 蓝天柱老师是大队辅导员，共11个大队委，选我做大队长，六.4班张柏川是副大队长。每周在校广播站，组织稿件，通过各班小喇叭对同学广播；下课吃饭，各班排队走向食堂的路上，检查纪律，点评哪班同学走的如何。除了上课，大队管理的各项社会活动也很多，都很认真地去做。 学校组织活动，分年级各班一队一队的走队列，最前面是少先队的队旗，紧跟2名护旗手，再后面是我和张柏川，位置突出，很受关注，当时就有同学反映，李新一走路是一个肩膀高，一个低，这个评价至今记忆犹新。 作为大队长有时还参加各班的少先队活动，有一次参加五年级崔畔明他们班的队日，让我讲话，紧张地临时编了几句小诗，算是应付过去。还有一次参加四年级王萍她们班的队日，去地坛公园一片小树林里找藏好的小纸条，看谁找的多，有一个中队干部陪我一块儿找，在林子的边缘处，我一连找到了好几个，也许是队干部有意陪我在藏匿处多的地方找…… 1965年寒假期间，和同学一起去北海少年宫，报名课外活动班，考文艺班，让背了一首诗，估计表现一般，未录取。后来报了一个钳工班，在小工厂学用钻床做工具，还真录取了，每周六下午去活动2个小时 ，学习使用钻床，和同期同学比我动手能力差些，别人都比我干的快，经过几次操作，最后也制成了一把固定扳手，曾交给班主任观看过自己的作品。 在小学，受家庭和老师教育，自己是比较注意节约的，记得我用的铅笔盒，从一年级用到六年级毕业都没有坏，好像是一个围绕地球旋转的卫星图案。 1965年5.1劳动节，学校组织在景山公园联欢，跳《找朋友》的游戏，“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当时，有中央领导参加游园活动，我们在路的两侧欢迎，记得彭真市长，正好走在我跟前，问我：“你是哪个学校的？”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彭真一行就走过去了。在公园里一处航模表演的现场，我们都好奇，想看清楚就使劲向前挤，看到前面有一排椅子，坐着领导，仔细一看，正好是贺龙将军，戴着墨镜，也许是看我挤得太靠前了，便衣同志把我挡了一下，我当时曾想，这可能就是领导的警卫，贺龙将军离我近在咫尺。 曾记得宋和同学下象棋很棒，有一年寒假宋和告诉我，在假期好好背棋谱，开学以后，棋艺一定大长，并和同学散布消息，说“李新一棋艺长进如何”，开学了，还真有同学要跟我下棋，惭愧的是，自己对下象棋兴趣不高，辜负了宋和同学的期望，……几十年过去了，在延安插队四十周年纪念册中，101中还真有宋和的名字，小学时我俩关系不错，他考上101中学后，失去联系，至今很想念他，后多方打听，说是现在美国。 赵绵同学当年牙齿不好，戴个牙套矫正牙齿，当时不理解，以为是为了好看镶金牙…… 李革晨同学当时体型较胖，小我们两届，因为我是大队长，还挺信任我，有事找我谈谈，记得在一个周六下午，我有时间，还约李革晨在一块聊过一次。 记得当大队长期间，有一次，晚上下自习后，在学校操场边上，六.3班大队委，一个女同学因对某件事和我意见不一致，我俩发生争执，对方声音很大，情绪很激动，我和她解释，对方也不满意，我也很无奈。中队长张红旗那天正好也在场听清双方分歧后，还站在我的立场上向对方劝解了几句。争执发生后我并没有及时向大队辅导员汇报，但事后张红旗向蓝天柱辅导员汇报了此事，蓝老师找我，认为和我争吵的大队委有误解，宽慰我两句，有事应该向老师汇报。在这件事上我一直很感谢张红旗主持公道，心存一份敬意。 记得当年个别同学因出现生理变化而引起情绪波动，蓝天柱老师还对其进行安慰疏导。 记得刘怡的家父刘铭九1963年从郑州铝厂调冶建院任党委书记，1964年夏，院内第一座家属楼建好后，分在二楼，我家住三层。楼上楼下，年龄小我一岁，同在子弟小学，每周六搭乘接送有色院子弟的小班车，到北太平庄后，再从123中门前，走洗印厂身后，一条小路回建研院，一路聊天，说说笑笑，我和孙犁庭在同一届，孙铁虹和刘怡是一个班，还有贺晓薇等。平时都住校，周末才回家，曾经一起玩耍，相约一起长大，父母在同一个大院，家住同楼一个单元。我大姐和刘怡大姐在子弟小学同一届，我二姐和其二姐同在有色院工作多少年。 记得小学毕业前，我们六年级在学校东南角处平房教室上课，有天上午，解放军艺术学校的一位老师，在我校老师陪同下，到毕业班教室挑学员，在教室前看了一会儿就走了，事后，听老师讲我们班有三个同学入选可去学校面试，有杨果、我和曹亚萍。其他班也有挑上的，2009年5月3日青年湖聚会得知，同届中当时还真有去军艺学校，一直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学。当年去军校事和家里商量，没同意。没面试，也就失去机会，后来上山下乡时，还曾在心中感叹，当年要是上军艺，走的道路也许是另一种情况。 记得1965年6月2日，六2班班主任因病不能带毕业班，将六2班拆成三部分，分在其他三个班中一起上课，复习，住我院宿舍的孟大玲，就是从二班分到一班直到毕业。还记得当年六3班孙犁庭考上男四中，恢复高考后考上冶金机电学院，现称北方工业大学，到1993年因脑部疾病英年早逝，很是惋惜。 六年级时，班主任刘贵义老师和赵大同老师住在一个宿舍，还记得有一次不知是谁画了一幅人物素描，旁边还提了两行小字，上书“贵义读书，大同写字”。 小学毕业时曾获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优良奖状，条件是1.学习成绩好，2.五六年级4个学期都必须获本校三好学生的奖励。 2001年元月1日，参加了子弟小学的同学聚会，和同班同学，和同年级同学分隔30多年后第一次相见，见到了张红旗，王萍。当晚还和张彦，李培智，于晋学等在安定门小饭馆聚餐了一次。(一年后于晋学不幸因车祸去世，我曾去送行。)2009年5月3日，在青年湖公园参加子弟小学同学联谊会，见到多年不见的同班李涛，冯小建，于光军，刘景晞等11个同学，40多年不见，童年、少年时代的纯真无暇，回忆起来还是那么甜蜜。大家七嘴八舌回忆着曾经在一起的同学，姓名，一个个记下来，经过回忆核对，现整理出有46位同学姓名的同学录，翟鸣春还在四川，张涛现在香港，辛爱民常驻德国，庄惠工在日本，有时通个电话，发个邮件，想起老同学，还是非常想念。很多同学是曾经六年一起长大的发小，这种友谊会在心中永远珍藏。 （待续） 后记：李新一发来几篇文章，我征求了他的意见，他同意发表在咱们的网站。我就选了他的部分文章发在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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