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阶级和阶级斗争可以算是政治的范畴。在这方面,我可以说是个政盲或半政盲(这是我受文盲、法盲、科盲等词启发,自己杜撰出来的词,任何字典辞典上也查不到)。教育学或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智商”,用来定量地衡量一个人智力的高低。可惜在政治领域里没人研究“政商”(指政治活动能力的高低)。我的“智商”算不上太高,上等偏下总是有的。如果有“政商”的说法,我的“政商”只够低等水平,充其量不过是中等偏下。在我的头脑中,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如同课本书籍广播报纸上说的概念和样子。拿着这样的概念去套现实的农村生活,总也对不上号,反而把自己的脑子弄得似一锅浆糊。我看问题,分析问题,总是习惯于类似数学推理那样思维方式。举个例子,假设B = –A,C = –B,那么C = –(–A),根据“负负得正”的原理,最后可以得出C = A的结论。这么推理在数学上完全正确,可是推广到政治领域就不见得一定对。“朋友”的反面是“敌人”,那么“敌人”的“敌人”呢,参照数学推理的方法可以得到结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怎么着也不能说是正确,譬如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三国都是敌人不假,朋友可说不上,即便是暂时地结盟联合,也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农村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俗话说“友连友,亲连亲,砸断骨头连着筋”。直到我离开农村,村子里关于这方面的事也没闹明白。
在一队当“清队工作队”队员的时候,同队的还有两个社员,分别是四、五队的人。一个心里明白,嘴上不说。另一个特别爱说,大会小会都要说,说起来就是车轱轳话来回转。我是啥也不知道,啥也不懂,胆子又小,干脆啥也不说。开会时别人都说完了,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一概回答:“没什么。”问过几次,他们索性也不问了,我是乐得不说。因为我没有主见,工作队的大小事,都是那俩社员说了算。 农村的阶级关系,搀杂着大量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和亲戚关系,开始时我也想弄明白,注意听取各方面的言谈话语,脑子拼命记,心里使劲算,谁跟谁是什么亲戚,政治上又有什么联系。可是听得越多心里反而越糊涂,后来索性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连脑子也不过了。 既然不能说也出不了什么主意,后来就让我干点和文字打交道的事。有一次,安排我去辅导妇女们政治学习。知道我嘴笨加上好脾气,怕我压不住阵脚,特意让一队的贾振荣队长陪我。贾队长身高体壮,浓眉大眼,鼻宽口阔,头发和胡茬子全支楞着,天生一副大嗓门,如果背后插上两把大片刀,活脱脱一个李逵式的梁山好汉。 有贾队长坐镇,会场秩序果然不错,妇女们基本上没有大声说话的。但是手里都不闲着,有的搓麻线,有的纳鞋底,有的缝补衣裳……。时间长了,有几个憋不住,小声地交头接耳说起话来,被贾队长瞪一眼或是哼一声,立马就打住。所谓政治学习,无非是念念报纸,读读材料。我基本上是照本宣科,碰到稍为难理解的名词或是成语典故,我给解释解释,但是不作任何引伸发挥,也绝对不结合联系本村实际。就这么着我一个人又念又讲地说了一个多将近两个钟头,说得我口干舌燥,嗓音嘶哑。忽然,坐在最前排靠右边的一个纳鞋底的中年妇女抬起头来对我说:“我说这位青年(社员们对知青的统称),你都说了些啥呀?我咋听不明白呢!”说的其她妇女捂着嘴偷笑,我楞了半天说不出半个字,还是贾队长站出来帮我收的场。就这一句话的评语,我一上午的唾沫算是全都白费了。 说实在的,这位妇女一看就是个本份人,绝不是那种调皮捣蛋的角色。这事全怪我,我嗓音低沉,说话咬字不十分清楚(在北京时就有人形容我说话是“嘴里含着热茄子”),说话速度比较快,再加上一口学生腔,难怪妇女们听不懂。从此以后,辅导学习的事也不让我干了,我只能干些开会记录整理文字材料之类的事。 运动深入以后,需要外出调查个别人的历史情况,于是我又有事情干了。按文革前的规矩,调查人的事,只能由党员来干。这时候各级党组织已经被砸烂瘫痪,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非党员干预党组织内部事务的事屡见不鲜,让既不是党员也不是贫下中农的我去调查,也算是见怪不怪了。 第一次接到外调的任务时,我像扎了吗啡一样,兴奋不已。除了准备好路途中的生活必需品外,还特意带上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文革中出版的一本选有毛泽东重要文章的书,32开本)。住进旅店后,我兴冲冲地拿出《选读》,对同行的社员(按规矩外调必须二人同行,大概是防止一个人作弊吧)说:“咱们先学学《农村调查》这篇文章吧,按毛主席的指示做好调查的准备工作。”那位社员说要到外面去看看,转身出门了。其实,一个远离城市的难得进城农民进了城,要去看看也是情有可原。我只好一个人自己学。以后的外调,我再也不带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