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办北京知青赴内蒙古临河县插队五十周年纪念庆典倡议书

陆鹏九

 

             十二朵葵花的足迹  崔宗贤/文

 

    光阴如梭，转眼间我们已年近七十。在1965拈跃日北京知青赴内蒙古临河县插队即将五十周年的时刻，回忆起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我是北京女五中一九六五年高中毕业生。高中三年，我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学习成绩，可以说考一流大学是完全有把握的，可是我放弃了升学的机会，只有一个理想，那就是像董家耕、邢燕子那样与农民共同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和我有着共同理想的，还有品学兼优，担任学生会的军体委员的同班同学徐玉仙，以及团英等八名积极上进的初中生——她们的学习也都是各班级的佼佼者。我们十姐妹怀着立志耕耘、奉献祖国的决心，奔赴广阔天地。正因为大家有着共同的理想，所以，我们在临河县丹达木头公社永胜三队插队落户以后，在劳动、生活、学习中，目标一致，十分融洽。

    在集体生活的日子里，我们是成功者。我们永胜三队知青小组在1965年底被评为县级先进集体，农、林、牧、副、渔十大标兵之一；1966年底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知青先进集体；1967年，我组的事迹被编入先进事迹文集中，并派代表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20周年大会庆祝大会。1968年10月评为内蒙古先进小组。内蒙报、北京报、光明报、新华日报等报刊都分别刊载表彰我们小组的文章，《人民日报》还以《十二朵葵花永向阳》为题报道我们组的们先进事迹。当时，藤海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他经常向盟委、县委过问十二朵葵花小组情况、很关注我们的成长。

    现而今，回顾这些光鲜亮丽的荣誉，在欣慰甚或自豪的同时，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作为永胜三队知青小组的组长，兹特将我所亲历、亲为、心感身受的这段生活，以《十二朵葵花的足迹》为题，展示给大家。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3-11-12 17:04:44编辑过]

陆鹏九

 

                 一、插队落户，立志耕耘

 

    1965年8月10号上午同列火车643人到达临河，火车缓缓进入车站，站台上站满了欢迎的人群、有学生、有干部、有职工还有农民、有的拿着花束、有的拿着彩带、高声喊着欢迎知识青年到我县插队落户！在县城里我们住在招待所整整住了三天、每天三顿饭、顿顿十人一桌，十几个菜很丰富。

    三天后我们乘坐县里派来的解放牌大卡车分别送往各公社。我们小组分到了丹达木头公社。分到丹达木头公社有121人，这121人为一个知青大队，王志红是大队长。到了公社，公社已经准备下切好的西瓜、下了车我们每人吃了几块西瓜解解渴。随后带上行李坐上永胜大队派来的马车。这马车接走36人。这36人为一个知青中队团英是中队长。女五中十名女同学和69中两名女同学分为一组。

    我们十二姐妹被永胜三队的马车直接送到宿舍的院子里。这院子没有院墙，座北朝南五间土坯房。西边两间，东边一间，三间是宿舍；中间一大间，有两间大，是俱乐部。宿舍的对面，是一间座南朝北，有两眼窗户，一扇门的厨房。

村里的青年男女已经来了不少，他们帮助我们把行李搬到宿舍。宿舍安装的是四眼玻璃门；一进屋，对面是一盘土坯炕，炕上铺着大炕席；炕头西墙是一口大锅灶，灶的对面靠东边是一米多高的泥台子。与门并排是一扇四眼玻璃窗。

    我们十二个人三间屋，四个人一间。于是我们按照年龄从大到小排列、徐玉仙我俩是高中毕业，徐玉仙长我两岁为老大，是大姐；我为老二，是二姐；郎俊英老三……陈玉华最小，老十二，我们称她老疙瘩。我们四个人一间宿舍在东边。刘德明、曹兰荣、孙素彩、艾少茹（老四、老五、老六、老七）四人一间在西边第二间，邢茹芝、康玉芳、陈芝秀、团英（老八、老九、老十、老十一）四人在西边第一间。分配完后我们各自整理自己的物品。

    我们到生产队时，那里的麦子已经收割，大部分已经晾晒打下的麦粒，陆续上交国家粮库了，只有社员自留地的麦子还在场面上晾晒。八月中下旬，正是河套地区割糜子的好季节，永胜三队的社员们正忙着地里割糜子。

    生产队长陈长生是县里科研杂交玉米的带头人。第二天陈队长给我们安排了农活，从易到难、从轻到重、让我们逐渐适应劳动生活。陈队长到宿舍招呼我们到场面上去，到了场面，他指着身边的几摞箩筐及扁担，让我们每人拿上一条扁担，担上两只箩筐；然后，又用手一指场面北边的一大堆枳子（麦子清理之后的麦壳及穗杂物），让我们把那堆枳子担到场面后边的农田地里。队长交代完之后我们姐妹拿上箩筐、扁担走到枳子堆前，用手抓了一把这枳子，比纸屑还轻；看上去是两箩筐，担起来就像空箩筐一样。场面离农田地总共有二百多米。我们担了一天，收工的路上大家议论这枳子放在地里干什么？陈队长听到后说：“过几天，犁过地，浇过水，再沤上一秋一冬，明年开春种庄稼，它还是肥料呢！”噢，是这样！姐妹们答应着，边说边笑回到宿舍，进屋后。姐妹们扒开肩膀一看每个人的肩膀都是又红又肿、腿又酸又累、我们洗完脸正要吃饭政治队长王尚富敲门进来问候说：“你们累不累。”我们都笑着说：“不累，就是肩膀红肿了，腿也酸了”王尚富说：“再干几天就好了。”果然，担了一周的枳子，姐妹们已经适应了这付扁担。

    有一天，该出工了，陈队长来到知青宿舍的院子大声喊：“知青姑娘们今天你们休息一天不要出工了。”这一天我们可没少干自己的事、洗衣服的、写信的、写日记的、说笑的。

    休息一天之后，陈队长又把我们带到牛马圈，让我们担牛粪、马粪，送到地里。担起粪比枳子重，但比土轻多了。这次的农田，离牛、马圈，比枳子地要远，足有三四百米。第一天收工后，姐妹们回到宿舍累得全躺在炕上，就这样我们又干了十几天。天气凉了，陈队长又让我们到田间空地里把高处的土担到底处，为的是秋季淌水地面都能没在水下，这叫平地。平地担子重，可不用跑路程。姐妹们逐渐适应了这农田的体力劳动。

    九月底十月初天气更凉了，在地里干活得穿毛衣毛裤尤其是在地里挖糖菜、削糖菜，挖糖菜站着用铁锹脚踩两臂一翘糖菜就挖出来了、挖糖菜是浑身用力不冷、但时间长了也很累，在地里削糖菜得拿个垫子坐在地下把塘菜头和尾削干净。虽然削糖菜苦轻，但很冷，姐妹们索性把棉衣帔在身上。削完的糖菜堆在地里像小山似的，这修完的糖菜每天天不亮就装车往城里糖菜收购站送。

到了十月底地都冻上了，陈队长又安排我们拉坷垃，这坷垃是秋天男社员挖下的经过晾晒已经干了，我们套上毛驴车把坷垃送到需要盖房的地方。团英、徐玉仙、两人天不亮就套上牛车装满糖菜送往城里糖菜收购站，到了收购站只过秤不付款，等到春节前队里统一结算。

    春节后天气渐渐暖和些，姐妹们与社员们共同参加队里组织的各项劳动，队里组织社员打坷垃、也就是打田间的大土块、同时平整土地准备下种。阴历二月二过后也就是即将春分季节、当地有句俗话；春分麦入土。在河套种的是春小麦。

小麦种过后小苗长到一札高，我们开始锄小麦田间的草。锄过草，也就是‘五一’期间，小麦该淌头水了。淌过头水就到了谷雨，谷雨前后种瓜点豆，姐妹们开始用小铁铲子点拨间种玉米、黄豆，点种一是为了节省种子、二是不伤害麦子的根，间种是隔几行麦子种一行玉米或黄豆，麦子熟的早、麦子收割后玉米豆子才开始长。点种、间种、都是为了增产。

    夏天是割麦子的季节、麦子不受中伏气，中伏之后麦粒就会撒落在地里长出芽儿来，中伏前是割麦子的最好时机，可天气也是最热的季节。姐妹们顶着烈日到麦地，这是我们下乡后第一次麦收也就是第一次割麦子。割麦子的时候要左手搂住麦子，右手拿镰刀割麦子，不小心就会割在手上。那天我的镰刀就割到手指、割的很深，就要碰到骨头，流了很多血。当时我到卫生院处理了一下，接着又回到麦子地割麦子，当时真的不怎么疼，可到了晚上，疼的睡不着觉。割麦子的时候姐妹们比赛看谁割的快，汗水湿透了衣背，我们不时的用手巾擦着汗。团英是最快的，她的个子高，胳臂长，一把就能搂四、五笼，而且镰刀割麦子很准、很快；其次是邢茹芝，割的也很快。收工后回到宿舍大家都躺在炕上哎哟、哎哟的哼着腰疼，尤其是团英割的快、割的多、个子高，腰的弯度大腰疼的更厉害。第二天姐妹们又三一群俩一伙的嘴里唱着歌直奔麦田地。

    到了八月中旬糜子也熟了，天气凉快多了，糜子杆又脆又干比麦子好割多了，但这时节蚊子多了腿上蚊子叮的尽是包有的都化了脓。八月中旬是我们到生产队整一年，经过一年的劳动生活我们基本上懂得了庄稼生长的规律及农活的巡回和管理。

    在这片土地上,农民给了我们很多知识,我们与之共同改造大自然.大自然也锻炼了我们！

陆鹏九

 

                    二、入乡随俗，后土情深

 

    离开学校走向社会，离开城市来到农村，告别父母走向独立生活。到了农村我们都不会做饭，政治队长王尚富安排姚二叔每天给我们做三顿饭，同时我们小组每天留一个人在家帮厨。帮厨，就是跟姚二叔学做饭。经过一个多月的帮厨，我们开始自己轮流做饭。姐妹们共同定下饭谱，轮到谁做饭，按照饭谱做就可以了。

    我们十二姐妹性格各有不同，有的好强，有的泼辣，有的内向，生活在一起，难免出现矛盾。一天早晨，轮老疙瘩陈玉华做饭，按饭谱是糜米稠粥，做饭时，陈玉华边看书，边做饭，结果粥糊了。当大家收工回来闻到一股糊锅味，我们进屋看到，陈玉华正在搅拌粥锅，糊锅底与粥搅拌在一起，姐妹们边吃粥，边吐出糊锅粑。当时有的姐妹甩闲话说；人家吃枣吐核儿，咱们吃粥吐“糊”。陈玉华听到后哭着走出院子。晚上在生活会上，我向大家介绍了，陈玉华下乡前，她的家里人都不同意她下乡。她背着父母，拿上户口本，到办事处办理插队手续。姐妹们一听，她下乡的决心是这样坚决，对她这次的失误也就谅解了。团英说；玉华你发现锅底糊了，你不要搅拌，你把锅里的粥舀到盆里，把锅底剩下。陈玉华听了之后笑着做自我批评。类似的矛盾常有发生，我们都是通过生活会和耐心的思想工作，化解矛盾。定期的生活会是我们交流思想加强团结必须课。生活会上，统一思想制定劳动、生活、学习以及服务计划。

    刚到村里因为没有菜，我们只能把糜米做成米饭或粥，然后撒点盐花。改善生活时把队里分给我们的油倒上点儿，炒米饭。面食，就吃面条汤。炝点油，往面里一倒，再撒点盐花，吃起来还挺香。王尚富的爱人沈晶晶看见我们没菜吃，经常给我们端来淹过的酸蔓菁，让我们做下饭菜。党员姚润花、会计王根凡、贫协委员于大娘等社员，经常给我们送酸蔓菁或淹酸白菜。姐妹们很感激他们。我们只有更好的为社员服务把生产队搞得更有生机才不辜负他们的心意。

    姐妹们在生活会上商量，我们要自立更生，学着自己淹菜，不能总吃社员的，他们也不富裕。转过年夏天割倒麦子我们向队里要了三分地，种上了蔓菁和白菜。秋季收成后，我们淹了两大缸蔓菁、白菜和拉秧的青西红柿。把淹不完的白菜及队里分的土豆储存到菜窖里，准备冬春两季有菜吃。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用米饭撒盐花了。

    社员们每年都要自己养猪，到了冬天，杀了自己养的猪，计划一年的油水、肉食。下乡的第二年开春，我们小组也买了两只小猪仔，每天由做饭的姐妹负责喂猪，用厨余的泔水、加工粮食脱下来的肤子和糠喂猪。每天收工，姐妹们每人带一把野菜给猪吃。听说给猪喂点洗衣粉猪长得快，我们还买了两袋洗衣粉专门给猪吃。到了冬天我们的猪长的很好，一口交给了国家做任务猪，另一口也一百多斤，留给我们自己吃。当地社员杀猪第一顿饭请人吃槽头肉表示庆贺，我们杀猪那天，我们十二姐妹，也请了曾经关心帮助过我们的人，共同享受着自己劳动的果实，高兴极了。我们以水代酒碰杯，庆祝大家共同劳动的成果。

    我们初到生产队时，天气还不凉。在我们劳动之余，特别是收工吃过晚饭后，队里的一些年轻人到我们宿舍里串门。他们看我们每天洗洗涮涮很稀罕，而他们也是没事可做。在我们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村中只有四五个青年读过书，有文化，其余的没读过书，特别是中年和妇女都没文化。根据这种状况，我们召开了小组生活会，并决定在俱乐部举办扫盲班。

    经过政治队长王尚富的批准，扫盲班开课了。康玉芳、刘德明负责授课，凡是能离开家出来的都到俱乐部上课。开课后，我们发现有的中年妇女晚上要煮猪食不能出来学习，有很多妇女挺年轻，却因家中有孩子，也不能来。于是我们又分别承包这部分的扫盲工作，小组中除康玉芳、刘德明，其她姐妹两人一组、分工负责村里那些不能出来而又能接受知识的社员。两人一组，每组承包两到三个人晚饭后上门教课，每周两次。

    记得有一天晚上天色很黑伸手不见五指，我和陈芝秀到张存宝的母亲张大娘家送字上课，走到半路下起了大雨、我俩跑着到了她家、一进门张大娘正煮猪食说：“下这么大的雨你们还来了，看！你们俩衣服都湿了。”我俩脱下外衣搭在一边，接过张大娘手中的风箱一个帮她烧火煮猪食，一个给她教字。大娘很感动说：“你们这样热心我说什么也得用心学习。”

    在教课时我们把各种庄稼的名字、家具、农具、生活用品等作为教学素材。这项活动很受社员的欢迎，自打办夜校青年们每天晚上都有事做了，没有课时他们到俱乐部练习写字。到了冬季农闲时姐妹们与当地青年共同排练文艺节目，准备在春节期间到各队演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给整个大队带来了生机。

    生产队长陈长生家有7个孩子，四个男孩，三个女孩。老大、老二是男孩，已经上学，其余五个孩子在家里玩。老三是女孩，十二岁，没有上学，每天在家还要照顾弟弟妹妹。陈队长夫妇每天都忙于队里的农活，特别是陈队长要安排全队的生产劳动，还要考虑全队社员的生产生活，家里的事只有他爱人杨晓女来照顾。他家孩子多劳力少，每年分红也分不到什么钱。冬天他家没有炉子，也没钱卖煤，只凭烧柴火、把炕烧热来取暖。一天我们到陈队长家联系农活，看到他家不但没有生炉子、孩子们连棉衣也没穿，看到此景我们心里很酸楚。姐妹们商议大家凑钱买了炉子、烟筒、棉花、棉布、担上我们知青小组的煤，送到陈队长家里。当时我们就把炉子、烟筒安装好把炉子也给生着了，几个孩子高兴极了，直在炕上翻跟斗。棉花和棉布我们交给了杨晓女，让他给孩子们缝棉衣。杨晓女一开始推辞不要在我们劝说之下杨晓女连连谢我们，我们说：“咱们都是一家人不必客气。”’

    社员李存女生孩子大出血，需要输血。姐妹们听说后立即到医院验血，结果只有艾少茹、邢茹芝两个人合格。她俩抽完血回到小组，我们只能给他俩沏碗红糖水用来補補身子。

    于大娘病了，需要到县医院治疗，因为没钱一直拖着没去看，团英和孙素彩听到后立即凑钱给于大娘，并送她到县医院治疗。

    队内男劳力经常出民工挖渠、清理河床，家中的农活干不过来。姐妹们经常帮这些人家收割庄稼或担水等。如樊大出了民工，他爱人身体有病，大女儿樊玉梅也出外学习，家中的糜子熟透了，再不割全洒在地里，这种情况怎么办，姐妹们白天还得在队里劳动，邢茹芝带领姐妹们连夜把他家的糜子割倒。第二天樊大的孩子跑回家给他妈说：“咱家的糜子不知道让谁全给割倒了。”樊大爱人说：“准是知青点的十二姐妹们帮咱们干的。”

    66年邢台地震了，姐妹们出于爱国之心，把口粮的一部分卖给了国家，换来全国粮票百余斤、现金二十多元（在当时来说是我们一年的分红），捐献给灾区人民，同时还将一些分衣物、毛主席原著1-4卷、毛主席语录（当时这是很珍贵的）、革命书籍一同捐献给了工作站，在这些物品上标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卓尔盟临河县丹达木头公社永胜大队十二姐妹寄。

    春节快到了，从腊月二十三开始，村里家家户户开始准备年货，蒸发面饅头，炸年糕，炸散子，生豆芽，好个喜庆。队里派杨晓女（陈队长的爱人）给我们炸散子。这撒子是每户社员家春节之际都要准备的年货，以庆春节之喜，用来招待节日客人，还能当零食。看到金黄香脆的散子，透着年的气息。

    除夕之夜我们给每家社员送我们自己买的年画，送完年画后，社员们分别把姐妹们请回他们家吃年夜饭，说是除夕装仓。我们仨仨俩俩被社员请去吃他们做的猪头肉拌豆芽。吃完年夜饭，我们回到宿舍准备初一演出的用品，大家忙了一天已经过十二点，姐妹们都休息睡觉了。第二天早晨一睁眼陈芝秀笑个不停指着徐玉仙说；‘你照照镜子看看你的脸。’徐玉仙看着陈芝秀也哈哈大笑说；‘你也看看你的脸。’她俩拿过镜子一照都笑开了、说；‘这是谁给我们画的？’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笑过之后洗过脸收拾好演出的道具，吃过早饭我们到俱乐部准备给社员演出节目。

    生活是艰苦的，生活是创造的，生活是有情趣的。知青义重，父老情深。在临河县丹达公社永胜大队这片土地上，我们学到了农民那种勤劳朴实不畏艰难的精神，在农民的帮助和指导下，我们学会了各种农作物的生长及管理，一年四季的农活；还了解了农民缺少什么、需要什么。我们在插队生活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同时也给这片土地送去了文化、文艺和文明。

 

陆鹏九

 

                  三、文革岁月，艰苦卓绝

 

    好像心里还有话没说完，十二朵葵花小组为什么在六九年以后就不再提起呢？

记得在六六年下半年，全国开展了文化大革命，批判邓拓、吴唅、廖沫沙。七月中旬，临河知青办派五名知青代表回京访问北京市委。五名知青代表有陈晓农（陈伯达的儿子）、吕秋梦、田淼、范宜秋和我。我们到了北京，首先在市委办理报到手续。第二天市委派专人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们介绍了北京文革的现状，同时带我们观看了北京四中等学校的大字报。就在这次北京的回访中我回家看望了离别一年多的父母和弟弟，家中的一切都很好。

    北京回访了一周之后我们又去了天津接新插队的知青，到了天津我们到各校召开动员会，停留了一周之后，我们与接收的天津知青一起回到内蒙临河。

    回到生产队已经是八月初了，回到村里后看到我们回京前的工作组已经撤离，回京之前填写的入党志愿书，说是回来后开发展会，因形势变化也无效了。在那时期讲成分、唯成分论相当严重。陈芝秀家庭出身地主受到了歧视、徐玉仙出身富农也不受欢迎、就连团英爸爸是处级干部因靠边站而失去信任。

    66年11月我接到家中父母的来信，内容说爸爸妈妈带着三个弟弟回老家了。爸爸把工作也丢了。这是为什么？我非常不解，我爸爸成分没问题，也没什么历史问题，只是一个普通职员，为什么回乡呢？我疑惑，我那稚嫩的心灵相信组织相信党。我把情况如实汇报给大队党支部。大队党支部立即向上级反应了情况。当时他们认为我的家庭历史不清，当地党组织从爱护角度出发又不能违反政策，于是转年67年3月安排我到公社中学教书，不再担任知青小组组长工作，但还要住在小组参与小粗的管理工作。由贫农出身的郎俊英担任组长。

    1967年4月，毛主席指示“备战、备荒、为人民”。生产队里的青年人，除了地主子女，富农子女，其它青年都是民兵。我们是想当然的民兵了。徐玉仙是民兵排长，每天清晨，早饭前带领姐妹们，在俱乐部门前，也就是我们那无院墙的院子里，进行民兵训练。练习各种步伐，及西锹铲杀。一声声“杀-杀-！”的喊声，在村子里回荡。训练的时间长了，队里的青年也积极参加训练。我们的队伍越来越有声势。早饭后，姐妹们与队里的青年，共同有说有笑走向田间劳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民兵训练前增加了，“天天读”时间，也就是训练前要学习毛主席语录，当时出于对毛主席的一片忠心，每天晚上的生活会，我们就把第二天早晨，要学习的语录选好了。每天晚上生活会后，我们要集体站在毛主席像前背诵两段毛主席语录。

    67年内蒙古自治区召开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我们小组是巴盟知青先进集体。在这次大会的分会场要向大会、向领导会报工作。县领导考虑还是让我参加。在这次大会上我详细介绍了我组的生产、生活及管理、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赞扬，就在会上把我们小组事迹，以‘十二朵葵花永向阳’为题载入先进事迹文集。于是在68年我组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先进集体而登载各大报纸。

    67年我离开小组到丹达中学教书以后，小组的工作基本交给了郎俊英。开始我每天放学后回小组住，晚上还能参加小组生活会，会上可以提出建议、郎俊英也给我面子接受建议。到了67年下半年也就是从自治区开会回来后，在丹达中学我接了一个班的语文课兼班主任，中学的孩子们家住的远放学后需要住宿，这样我每天晚上得照顾学生必须住在学校里，从那以后我不再回小组住了。

    虽然我不回小组住姐妹们有时候到学校找我，对小组的情况大致知道一些，一天陈芝秀到学校来找我说：“有人晚上乘我睡着后在我头部炕沿写打到地主分子！”说完她哭了、眼泪刷拉刷拉往下掉，为了减轻他的痛苦我尽力安慰她。劝她的同时我心里不也是非常痛苦吗？无辜的我满腔热忱想带领姐妹们向前走，无情的运动不给我机会。

    在寒假期间我离开学校到北京我父亲的单位了解父亲到底有什么问题，答复说：“不知道，你父亲在家歇病假，不知什么原因离开了北京回到原籍。”随后我又直奔父母去往的三河县、到了村里找到了党支部了解父亲有什么问题，当地书记答复：“不知道你父亲6岁离开村子你奶奶去世时见过你父亲一面之外从来没见过你父亲回过村子不知道这次为什么回来。”

    我在村子里找到了父母和三个弟弟的住所，那是村子的大庙。看到三个弟弟（大弟15岁正读初二、二弟12岁小学五年级、三弟10岁三年级），他们三个齐声叫：“姐姐！”听到他们委屈的叫我，我们四个人都哭了。我这无辜的三个弟弟有什么错？着实让人心痛。

    回到屋子里我问父亲为什么回村，他们说，北京文革红卫兵很厉害打、砸、强、咱们邻居叼奶奶被打死了、她的儿子还是医生、小卖部老丁的老婆也被打死了我们害怕。我问，你们有什么历史问题吗？父亲说，没有。只是你妈老爱与邻居聊天闲谈，说她小时候姥姥家如何搭戏台演戏、如何吃喝，你妈说时无意，运动来了，积极分子到咱家说，你们到老家躲躲吧。我害怕你妈一个人受罪就全家都回来了。听了之后心想，好糊涂的爹妈呀！你们这样做把我们姐弟四个害苦了。您怎么不为我们四个孩子想想。虽然这样想，怕他们心里难过并没有说出来。

    在三河县住了十几天我回到了内蒙。当时学校还没开学，我就到小组住了几天。见了陈芝秀，她告诉我经过于大娘介绍，她与贫农出身的民兵排长何德明谈恋爱了。开学了，我回到了丹达中学上课，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陈芝秀到学校请我说她与何德明准备结婚，请我去参加。就在这时，她告诉我徐玉仙已经与丹达卫生院的高之灵结婚了。我说：“他怎么没告诉我？”陈芝秀说：“他怕你说她。怎么会说她呢，其实我知道，他也有苦衷。”她又说：“刘德明也准备结婚，曹兰荣与本队刘福林结婚了。”我说：“也好他们都有了归宿都有人照顾了。”

    68年暑假我回到小组孙素彩也准备结婚到了。68年下半年团英与杨守仓正在谈恋爱，邢茹芝与武装部的一名干部谈恋爱，郎俊英与王根凡表弟谈恋爱，这个时期正是各大报纸刊登十二朵葵花事迹的时候。由于文革的冲击，小组里的凝聚力松散了，大家都想有个归宿，就在68年至69年9个姐妹先后结婚了。好在姐妹们都没离开农村、没离开临河这片土地，没有辜负十二朵葵花永向阳的称号。69年春季丹达公社中学撤销、我被分到永胜大队小学，这样我又与当时没结婚的团英、陈玉华、郎俊英住在小组里。

    68年的秋天，北京应届毕业生6名女生补充葵花小组这个阶段小组的生活及管理与以前大不一样。68届中有姐弟四个（三个姐姐一个弟弟），最小的是弟弟，他们四人住一间屋子，他们单独起灶生活。这四姐弟的父母是高级干部，因受冲击，姐弟四人共同下乡，受了不少的艰难。其余两个女同学与我们一同吃饭，那时小组的猪已经不喂了、夜校不办了、文艺节目也不排练了看到小组的状况我很迷茫。

那时村里的青年议论说：“崔二这么大了，还不找对象，肯定要回城里找对象。”当时我二十三岁，按说也不算大，虽然也有各方面的人追求，可我心里总是没有这个意识。我总想应该做点什么。可是每天我放学回到小组，团英多数去找大杨，郎俊英也在王根凡家，陈玉华经常回北京。国家形势的变化，家庭的变故，小组的解体使我茫然。好在我每天还得到校给孩子们上课，课后我很迷茫，我的情绪很低落。

    陈芝秀有时到小组来看我，见我情绪不好问我；怎么了？我也无法答复她，干脆不说话。在69年过了春节十多天陈芝秀找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吧，是何德明的亲戚，出身好、是生产队的政治队长与你一样大、小伙子挺不错的。”听了后我说：“你容我考虑考虑。”在陈芝秀的帮助下，我打开思路，既然我放弃升学到了农村，既然要与农民一起改造农村，就在农村选择个伴侣吧。我与多新学结识后为了加强互相了解、来往很频繁相处了一段时间互相产生了好感、于是在69年6月我俩结了婚，离开了这片生活战斗了四年的丹达公社永胜三队这片土地。

随后团英、郎俊英在69年下半年也结婚了。陈玉华招工到了呼市。姐妹们婚后大多数都有家庭的艰辛、困惑、成就、欣慰。让她们自己说吧！

    姐妹们信守诺言扎根农村，在劳动生活中与当地青年建立了感情，69年底前后，十个姐妹分别与他们中的好青年结了婚，继续着农村的生活，一名与知青结了婚成家，仍然没离开那片土地。姐妹们虽然分开了，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但是，我们没有忘记服务于人民。

    根据上级的安排，有的姐妹，从事教育工作，呕心沥血培养着下一代；有的在服务行业；还有的走上了教育部门或民政部门的领导岗位。由于工作的变迁，姐妹们又分别到了不同的旗县工作。直到九十年代初，姐妹们已是人过中年，儿女需要学习或工作，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有十一个姐妹回到了家乡北京或其他大城市。到目前为止，还有一名姐妹仍在那片土地上与当地农民生活劳动在一起，为那里的经济发展而努力工作着。

 

陆鹏九

 

                   四、二次分配，返城回京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姐妹们分别被安排在内蒙古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有的在学校，有的在餐饮业，有的在商业，还有的安排在机关单位。

    我结婚后在杭锦后旗五星公社中学代课，一九七一年三月旗政府录用一批正式教师在公社及学校领导的推荐下我于71年3月转正为国家正式教师。在五星中学十七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曾经任教语文、数学、化学、物理、政治及基层小学校长，81年任五星中学教导主任、跃进学区主任。这十七年我呕心沥血培养着下一代，我的指导思想是让更多的孩子准确的掌握文化知识，将来让更多的人为这片土地播撒文化和科学的火种。不失所望，我的学生中有的走上了当地政府领导岗位，如王志云，初中毕业后考上了中专，工作后走上管理岗位，后又提升为县领导；还有的成为农业科研人员，如李新林；有的成为财税部门的领导，如龚学军；又如马维礼，初中毕业后考上化工学校，分到乌拉特前旗化肥厂，经过多年的历练，现在已经是化工业的专家。每逢见到我，他总说：“崔老师，您当年教我化学，使我对化学产生了兴趣。报考中专时我选择了化工专业，才有了今天的成就，我永远也忘不了您。”还有的学生刚入学时成绩很差，经过辛勤的浇灌，最终毕业时成绩优秀考上理想学校。如聂振录，由原来的数学二三十分到毕业中考时九十多分，被铁路学校录取，最终分配在铁路部门做管理工作。看到他们的成长和成就，使我感到很欣慰很自豪。为了内蒙临河、杭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才的发展，在十七年的历程中，我呕心沥血，付出了宝贵的青春和中年，也看到了可喜的成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姐妹们已经进入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在北京的父母年龄渐渐增大，身体也衰老了，需要人照顾。儿女也十多岁，上初中、高中，面临升学、就业问题。根据国家的有关精神，姐妹们为了老人和儿女分别先后回归北京。姐妹们回北京之初，也遇到各种酸甜苦辣，由他们自己追忆吧！

    87年初，是我在内蒙事业正上升的时候，旗教育局准备提拔使用。为了儿子升学，我放弃了。最终结束了二十一年的内蒙生活。我回到北京，根据当时的政策，我被分到了父亲退休单位北京市供销社系统的北京市回收公司的分公司，是经营钢材和不锈钢的。对我来说是大改行，为了两个儿子的前途，作为母亲的我，什么都能舍去。

    到了北京市回收公司分公司供销交易市场，报到后在销售部工作锻炼了两个多月后，调到党支部任干事。半年后，又任办公室主任。工作不到一年，也就是88年春季，被提为党支部副书记。又经过一年，总公司成立分公司废钢铁交易市场，我被调到废钢铁交易市场任书记，正科级。经过市组织部统一考试，我被评为政工中级职称、政工师。因我原来是在教育战线搞教育工作的，于是在92年春季，我被调到总公司职工学校任校长兼公司教育科科长。

    回到北京后，我没有忘记内蒙古第二故乡的发展。当时我爱人在杭锦后旗物资局工作，适逢物资局的经营不太景气。北京我们公司已经改成市场经济，于是从我公司的钢材中调给杭后物资局一火车皮钢材焊管，以支持他们的经营。后来直接从包头钢铁厂把我们的钢材指标108钢管，调给杭锦后旗物资局，以支持他们的经营。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赞叹。旗委领导曾来京答谢知青。为了第二故乡的发展，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回京后我们知青小组的姐妹们仍然不间断的联系，在2000年我们插队35周年之际，回归的姐妹把仍在内蒙或其他城市的姐妹接到北京相聚一周。在这一周中，我们回到母校，寻找我们的恩师李玉茹老师、车淑敏老师。共同畅谈，回忆分别几十年的思念之情。

    当我们全都退休后，姐妹们相聚更多。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心愿、共同的情节、使我们有说不完的话、素不玩的情、尤其现在人以鬓发灰褐满面沧桑之时大家都互相挂念着，虽然各自家庭住所远近不一姐妹们总要挤出时间每个月见一次面互相倾诉衷肠，用姐妹的话说；咱们之间比亲姐妹还亲、我们之间是最了解、最知心的。

    姐妹们，让我们共同追忆青春足迹，拥抱夕阳友谊！

    我们在青春少年之际，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教育。“五四”运动的先行者为我们做出与工农相结合的表率。“革命青年志在四方，要继承‘五四’精神，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我们毕业时的志向。

    选择上山下乡，我们至今没有后悔。在那个年代，困难和挫折锻炼了我们。是的，生活上，我们确实吃了不少苦，但精神上是充实的，快乐的！至于今后搞不搞集体插队，那是将来社会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而我们上山下乡的这段历史，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真诚为国家、真挚为人民的初衷，无愧无憾。至于人力修渠、人力收割庄稼、牛车送公粮等等“三农”的现实，也是发展初级阶段在所难免的过程。那一穷二白的年代，与当今国力是无法相比的。

    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央仍在号召大学生到农村去当村官，号召大学生到西部去支援西部建设，号召大学生到贫困地方支援教育，这一切说明什么！说明农村需要文化、需要有志青年前往送文化、送科学。当年的我们到农村去添砖加瓦。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同时，也陶冶了自己！我们的路，选对了！我们光荣！我们骄傲！今天我们已经鬓发灰褐、满面沧桑，拿着国家给的那份工资。我们期待着当代青年能够接过接力棒，胸怀祖国，为祖国而学习、为祖国而工作、为祖国的发展和富强而奋斗！

                                                  二零一三年三月七日

逗你玩

    无法悲伤！

    记得内蒙古自治区在呼和浩特召开第一次全区知青代表座谈会上临河知青就很有名气，她们在会上是重点发言。是不是12朵葵花记不得了，会议没开完我就被急电叫回北京，照顾病重的母亲。

陆鹏九

深谢逗你玩朋友的驻赏与关注！看来，你也是到辽阔内蒙

古的知青！崔宗贤是临河丹达公社永胜三队知青小组的组

长，《人民日报》曾以《十二朵葵花永向阳》为题目，报

道她们小组的先进事迹。问候逗你玩朋友！

陆鹏九

            和农民结婚的知青们  文质/文

 

    “一头沉”指的是一种写字台，一边有抽屉和柜门，另一边则只有桌子腿，老百姓管它叫“一头沉”。

    那些当年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而且真正与贫下中农结合了的知青夫妇，也被当地老乡称作了“一头沉”。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中，这一部分人为数不多，就象大河中分出的一支小溪，它悄悄地、曲折艰辛地在贫瘠荒漠的土地上流淌着，不为人们所注目。人们只知道电影《人生》中高加林最终离巧珍而去，《蹉跎岁月》中柯碧舟割舍了与村姑玉蓉的爱情。而知青中的这些人，他们与当地土生土长的男女青年结为了夫妻，他们与自己的农民伴侣，在人生的旅途上步履艰难地走着，尝尽了人间的苦辣酸咸。

一

    这是一间农村最简陋的土屋，低矮、破旧，走进去，全部的摆设也都是土的：土炕、土桌、土凳，就连水缸因为裂了一条大缝，用铁丝箍住后外面也用泥抹了厚厚的一层。新砌的锅台竟然连铁锅都没有一口。这就是我们的北京女知青李小容在农村成亲时的家。

    这个瘦小单薄的北京姑娘，再有一个月就要从北京电机学校毕业分配了。革命的激情、自我改造的决心，使她迫不及待地报名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了。

她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母都是中学教师。1957年反右以后，她的父亲被冠以“极右”的帽子送到兴凯湖改造，从此一去不返。母亲因父亲问题的牵连，也被划为右派。为家庭的问题，她苦恼极了，在步行到大寨大队串联的归途中她就暗下了决心，一定要改变这一切。于是，下乡后不久就与本村社员魏大罗结合了。

这是个面孔黑黑的河北农民，父母早已去世，他带着一双弟妹凄惶地度日。她同情他，想用一个姑娘的爱帮助这个异地他乡的农民，她跟着他吃尽了苦头，挣扎在生活的最底层。

    当我在分别22年后见到李小容的时候，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与当地农妇别无二致的人。脚上穿着用磨平了的旧塑料底重新绱过的布鞋，提着打了补丁的提包。

她向我谈起自己的丈夫。她告诉我他一字不识。而她本人曾是电机学校的高材生，写一笔好字，作得一手好文章。

    她的母亲从北京来到女儿家，想以自己的学问，帮助这个农民女婿摘掉文盲的帽子。约定好每天教三个字。第一天，对付下来了。第二天，大罗说头痛。岳母说：休息一天罢。到了第三天，他说了实话：“我一看见字就头疼。”一厢情愿的岳母只得作罢。

    尽管是这样，她跟他依然生活得和谐、默契。他们生了三个女儿。现在，她调到县重点中学教高中化学，他在农贸市场摆摊卖烟叶。他很本分，也能吃苦，又不乏河北人作生意的精明。他的生意越作越红火。他既不讲吃喝，更不讲穿戴，一心一意挣钱维持这个家庭的生活，供养着上大学和高中的女儿。

她也很体贴丈夫，从生活到情绪。

    现在，他们的日子过得殷实富足，她的脸上浮现着满足的微笑。

 

 

陆鹏九

    这一对夫妻也很有意思。妻子叫巧芝，粗眉大眼，红朴朴的脸，浑身上下充满了健康的活力。就是这个善良淳朴的农村女子，在她18岁的时候，嫁给了插队来的北京知青万先驭。

    大万很坦率，第一次见到我，就主动谈起了自己的婚姻。

 “文革”中，他的父亲因历史问题被停职审查。后来以北京市疏散人口为由，单位令其离京自找出路。于是，这对老夫妻惶惑间未同儿子商量就带着户口落户到了儿子插队的生产队。

    大万当时刚刚被抽到公社中学教书，无法照顾父母，这一对古稀老人，身体又不好，怎么能在当地生活下去?大万当机立断：娶个媳妇，照顾父母。

    在这种情况下，大万的择偶条件是：一不能漂亮，：二不要文化高的，第三是身体健康。于是又一对北京知青与当地农民结合的“一头沉”家庭诞生了。

    巧芝勤劳、贤惠，对公婆孝敬，对丈夫体贴。凡是家务事决不用丈夫操心，更不用丈夫插手。在随着丈夫调到城里以后她仍喂一口大猪，养一群鸡。饭菜顿顿可口，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人们看到，盖房的时候，巧芝站在高处砌墙，戴着眼镜的丈夫在下面打下手。

    她真心实意地以有一个识文断字的丈夫而自豪，她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这个家庭里，把一腔的爱都奉献给了北京来的知青。

    有一次，当着好些北京老乡的面，大万不无调侃地告诉我们：妻子为他拿来洗好熨平的衣服，他说：“thank you!”妻子愣了一下，马上反应过来：“牲口?你骂我牲口?!"弄得大万啼笑皆非。

    站在我面前的这一位当年的北京：女知青，王彬，身材修长，戴一副金属架的变色镜，谈锋很健。很难使人把她与当地的农民联系在一起。然而就是她；在大西北做了当地农民18年的儿媳妇。

    在那远远近近的几个生产队里，王彬也称得上女知青中的拔萃人物。她能说会写，干活又吃苦，颇受贫下中农的赏识。

    他是回乡的初中毕业生，喜欢看书写字，人生得文静帅气，又爱赶个时髦，在当地青年中，也算是佼佼者。

    坎坷的遭遇，艰苦的生活，阻止不了爱的萌生。在共同的劳动中，她与他相爱了。初恋是甜蜜的，美好的。割麦子的时候他常常替她“捎”上两垅，有点好吃的什么西红柿、白面馒头，干活时悄悄塞给她；她把自己的毛衣拆了，又染了，精心地给他织了一件两色的鸡心领毛衣。

    他们订亲的消息传开的时候，她的亲友和同学纷纷写信劝阻。她的母亲更是坚决反对，甚至以断绝母女关系相威胁。与她在一个村插队的弟弟认为姐姐真是丢了北京知青的人，发动全组知青阻止姐姐的行动。

    男青年的家族人很多，关系复杂，反对这桩婚事的不乏其人。怕“飞鸽牌”的媳妇长不了，嫌戴眼镜的女学生的视力会遗传给下一代。她对这些全然不顾，带着叛逆者胜利的微笑，走进了这家农民的土屋。

    婚后，妻子到公社中学教书，丈夫也进了工厂，虽说是两地分居，却也情深意笃。

    假如，就这样一直两地分居下去，这个家庭兴许还能维系；假如这一个农民青年也象魏大罗与巧芝那样目不识丁，他兴许会永远的“妇唱夫随”；假如，开放的劲风再迟些吹来，这一对夫妻也许会白头到老。偏偏事与愿违。当终于结束了8年的牛郎织女的生活，丈夫调回妻子工作的地方以后，当妻子每天埋头于“授业解惑”的崇高事业中的时候，丈夫开始感到生活中自己是个帮不上忙的人，事业又远不如妻子起色，不过是在混日子。在他很不充实又找不到自己适当位置的生活中，一个危险的第三者引起了他的兴趣。当地的风俗对男人的生活道德准则是放得很宽很宽的，但他的妻子却不是个当地人。夫妻间不可避免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开始了。2年，3年，5年，所有的招数都用尽了的筋疲力竭的妻子终于下了决心，象当年顶着那么大的压力与他结合一样，又冒着更大的风险结束了这场战争，解除了这也许本来就不该生效的婚约。她带着一双儿女，回到了北京。

 

 

陆鹏九

    往事如烟。回首lO年、20年前，这批“一头沉”家庭的诞生，不外出于两种考虑：求温饱和找靠山(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一到冬天，知青们住的屋子里温度只有零下8。c，钻进被窝里就不能再出来。他们看到老乡家的热炕头，怎能无动于衷?十几个20来岁的青年人凑到一起，干活累了谁还想做饭?而到了老乡家，尽管是粗茶淡饭，进门总能吃上一口热的。她(他)们难免不动心。于是，出现过同组5个女知青结伴互相“看人家"(相亲)的事情。然后，在一个星期之内，这5个姑娘全都嫁了出去。

    而这简单的愿望有时竟那么难于实现。一个1968年下乡的女学生，年岁小，体质弱。有个本村的小伙子常常帮她干活，她就嫁给了他，一心想依靠这个膀大腰圆的丈夫过日子。谁知盖房的时候一根大梁砸下来，丈夫成了废人。

    当然，“娶一个贫农的女儿”确实是北京男知青田淼当年的由衷之言。插队的知青中不少的人出身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文革”中受到了严重的歧视。出身不由己，配偶可选择”。在广阔的天地里，他们毅然选择了贫农的女儿(或小伙)以期改换门庭使“黑五类”、“狗崽子”的厄运不再落到自己儿女的身上。

    他们渐渐发现，在亿万农民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这片土地上，贫下中农质朴、善良，对知青很少过问出身成份；饱受政治歧视的他们惊喜地发现，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国度里竟然有着这一湾小小的避风港，他们爱上了这片土地，爱上了这里的人，心甘情愿地在这里扎根、结果。

 

二

 

   “伟大的、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从1965年开始的。那时范围较小，影响不大。一些北京中学生中的先知先觉者，在邢燕子、董加耕、侯隽的事迹鼓舞下，率先扎根到了农村的土地上。

    1968年，毛泽东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成千上万的知青象潮水一样涌向东北建设兵团，涌向内蒙、山西、陕西这些省份最贫瘠的农村、牧区。

    到了1970年，北京知青与当地农民结婚的人逐渐多起来，其中也出现了逼婚诱婚现象，中央发布了26号文件，制止这种行为，惩处了一些坏人。

    于是，“一头沉"这样的婚姻和家庭经受了第一次考验。

    这个生产队插队的5个姑娘是北京某中学初中毕业生，在文件下达的时候，已经嫁出去了4个；仅剩下了一个据说还与政治队长的关系暖殊。结果这个政治队长被判刑10年，另一个富农分子因对知青有威胁举动被判刑7年。

    这个队嫁出去的4个女知青之一的小宋，下乡后不久就看上了(或者是爱上了)队里远近闻名的二流子李某。公社社长、分管知青的干部，几次找小宋谈话，让她慎重考虑，小宋一拍胸脯说：“我改造他。”还别说，婚后的短时间内真见了效。李某由于表现好，被评为五好社员。一时间，“知青改造二流子”在全公社传为美谈。    ．-

    孰料好景不长。也许是小宋确实发现了这个二流子本性难移，也许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毕竟维持不住朝夕相伴的夫妻生活，当然最主要的是26号文件的下达，小宋很快反戈一击，起诉李某对自己婚前诱骗、婚后虐待。很快，被判离婚，小宋带着女儿回了北京。李某则又恢复了本来面目，后因流氓行为被拘捕。至此，这一场闹剧式的婚姻拉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