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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一早一晚，在我们知青窑的硷畔边上，都会看到他的身影，硷畔成了他的舞台，村前的那片川地和天空成了背景。春天，川地上播撒下种子，眼见小苗一天天长大，他的琴声也慢慢变得柔和起来；夏天，地里的庄稼绿汪汪的一片，呈现出蓬勃兴旺的景象，他的琴声，也从枯燥单一的练习曲，变成了完整的曲子；秋天高粱红了谷子黄了，一派丰收景象，他的琴声日渐成熟悦耳……天空像个大幕布，天天变换着色彩，有时，湛蓝而平静，有时绚烂而多彩，有时阴云密布，不管天空如何变幻，唯有他的身影却不变，肩头一副担粪用的垫肩，头稍稍歪着，用下巴夹着琴箱，一手按琴弦，一手拉弓，身体微微晃动，一拉就是一两个小时。大伙也逐渐习惯了琴声陪伴，还说，到就是拉过二胡的，有基础，学起来就是快。也有人知道了他的家事，对他有了一份理解和同情，不再微词埋怨，还支持鼓励他，希望他有机会早日出去。
那天，我们正在后川地里刨红薯，忽然队长跑来找武建勇，说来了什么文工团的人。只见他扔下镢头就往村里跑，我预感他的机会来了。果然，是渭南地区文工团来招人。七十年代，中国文艺只有八个样板戏，武建勇分析了形势，觉得二胡派不上用场，改学小提琴，应了那句名言“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他真的成功了，迫不急待的办了手续，离开农村，到渭南地区文工团报到去了。后来大家都各忙各得，招到不同的单位，中断了联系。
七九年，我调到西安工作不久，收到一个同学李作元的来信，信中说，武建勇已于三年前过世。这个消息令我震惊。我算了一下，他去世时，只有二十四五岁。为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借回京探亲的机会，我约了一个程宏烈到他的家去拜望。他家就在西单附近的一条胡同里，狭窄的小院，简陋的平房。我们敲开门，他二姐和他母亲都在，她母亲的头发苍白，双目迷茫，腰背微驼，十分憔悴。屋子小，一眼就看见，迎面墙上，挂着武建勇面带笑容的遗像，桌子上，放着他曾经爱不释手，改变他命运的小提琴，黑盒子上面盖着紫红色的金丝绒，旁边摆放着几朵小白花，很是凄凉。落座，他姐姐告诉了我们这些年他的情况。
武建勇到文工团后，就是参加演出，配合乐队拉拉提琴，生活很平静，不久他看上一个吹黑管的女孩，想和她谈恋爱，遭到拒绝后，情绪一直低落，还是渴望回京和家人团聚。听说不少知青想方设法回北京了，那时，没有政策，想回北京比登天都难。于是，他给中国青年报、中央团委等部门写信、找关系，费了很大气力，还是没办成，心中始终承受着一种没有完结的，比山还重的思想压力。日积月累，无法排解，苦思冥想，他终于想了一个无比残忍的法子，就是自残，硬是把自己的一个手指弄断了，拉不成琴，逼着单位放人，辞了工作回到北京。
几年的折腾，和高度的思想紧张，已埋下了隐患，起初总是头疼昏厥，误以为是患了癫痫，殊不知，已是脑瘤晚期，无法医治，英年早逝，离开了最爱他的母亲和姐姐，酿成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
人生无常，命运多舛，生命脆弱，琴殇人殇，自文革开始，痛苦似乎是伴随他一生的影子，最后，变成恶魔，吞噬了他年轻的生命， 我有时常想，痛苦带给人的是什么？有的人把痛苦视为一种锤炼，经过凤凰涅槃，获得新生；有的人把痛苦视为成功的积淀，变不利为有利，成就一番事业；有的人把痛苦视为大负担，压得自己透不过气来；武建勇也曾在痛苦中沉沦过、沮丧过、挣扎过、努力过，奋斗过，但终究没有跨过那道我们知青一族大多都经历过的坎。痛苦可以造就人，也可以伤害人，武建勇没有走出苦难的折磨，人走灯灭。留给活着的人太多的思念、思索、痛苦、遗憾。我们同样走过风雨，走过曲折，走过苦难的沼泽，我们还活着，我们走出来了，比起来，我们是幸运的，是坚强的、是乐观的。想想许多逝去的知青朋友。我们更应该珍惜生命，珍惜生活，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
武建勇是我的同学，是我的同乡，一同上过课，一同唱过歌，一同喝过延河水，一同吃过小米饭，一同上山收过麦子，一同玉米地里锄过草，一同猪圈里垒过粪，一同进城卖过菜，一同担粪上过山……知青生活的岁月一生难忘，四十年，再祭斯人，琴声远去，余音袅袅，祝他黄泉路上，一路走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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