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情深

屹梁梁

山丹好，见文如见人。在你写的众多山花里，俺最喜欢的是苜蓿花，三叶草、四叶草、拿破仑什么的俺不在意，最重要的是俺在危的时候认识了它。

刚到村里那一年，打柴是我们最头疼的一件事，自己打，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到一点柴，也就够烧锅开水的。队长拿我们也没辙，指着对面山上的一丛丛草苜蓿说，实在打不到柴做饭，就先到对面山上搂点草苜蓿救急吧。我们饿得眼放蓝光，早知道那片草好烧，因老乡说是队里种的饲料，一直没敢动，既然队长让搂，我们就不客气了。

草苜蓿柴好打，像我们这号人，一上午能搂不少。这种柴也好烧，扯上一把塞进灶坑，火苗忽忽地。那个冬天，这种“柴”我们没少烧。后来，我们知道了，苜蓿，作为一种草本植物，其实本是用来作为牲畜的饲草种植的。在过去非机械化的农耕时代，牲畜是必不可少的。而苜蓿则是饲养牲畜的主要饲草。它从早春开始，一茬一茬地生长，一茬一茬地被割，直至秋末，它源源不断地向牛马驴骡提供着“食粮”。

老苜蓿地还和麦子等农作物轮种，翻犁后种上麦子，不用施肥，麦子比其它地里的麦子产量要高一倍以上。因为苜蓿的根部有一种根瘤菌，可以集聚氮元素，“氮”是植物所需肥料之一，所以种过苜蓿的土地的麦子产量自然就高了。

我们搂苜蓿柴一般都是连根拔，抢牲畜的饲料不说，还可以说是对那片地的摧残。可当年，乡亲们照顾我们，容忍我们造了一把。直到现在，一想起草苜蓿，想起苜蓿花，我们心里就充满了对乡亲们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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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同学，回北京了吗？别忘了和我们联系，该发新文啦，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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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好！终于又看到你的文章了，这篇文章应该是你六七年前的随感吧，谢谢你对咱们论坛和延河水的感情。今天，我们读到的，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故事，让我们这些读者读后久久不能平静。咱们67届这拨儿知青，大多是1969年前后从北京来到农村的，插队年数长的达七八年以上。常年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农村，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出身不好的贫寒子弟，更是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像你同学这样的命运也不是个别。文中你分析了悲剧产生的历史和个人的原因，我同意你的看法，既然人已不在了，咱们就祝福他在天国安宁吧。

你写的文章很多、很深刻、很有文学素养，尤其你很掌握网络发文的技巧，一般是一网页一篇，下面的“空格”留给网友们议论，待满一页后再发新文。这种方式“盖楼”值得网友们借鉴。回北京一定来知青角，一定要多和你的读者、网友们见面。再次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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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好！我就知道你快发新文章了，因为又是一页过去了。“荞面咯饦羊腥汤，招待贵客到俄（我）庄”，读了你描写回乡知青说的俏皮话，感到很亲切。咱中国有近十亿农民，是一个宠大的劳动群体。和他们一起劳动、交流，说话内容上要有贴近性，需要有民俗性的语言画龙点睛。所谓民俗性语言，就是农民最熟悉最爱听最富通俗性的口语词汇。

说到这，使我想起了我在队时的杨增怀书记。刚到队里时，第一次听村干部讲话，就被杨书记幽默的俏皮话吸引了，尽管后来他曾反复说过这些俏皮话，但现在想起来还是那样鲜活有趣。比如，他要求队干部们要以身作则说“干部干部，先干一步”，“火车跑得快，全靠头头带”。他要求我们新组建的，以知青为主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队”则说，千万不要“新盖茅厕三天香”，一定要坚持下去。他要求工分员不能“米汤盆里洗澡——糊里糊涂”。他对上面来处理事情的干部则说“你们可不能脚踩西瓜皮，手抓两把泥，得抹则抹，能溜就溜”。前不久我们的杨增怀书记不幸去世了，现在想起他的话来还是那样清晰，印象太深刻了，他说过的这些话，将伴随着我们对他的怀念，直到永远。

很羡慕你有师永福这样的学长，使你在工作中掌握了许多民俗语言，民间口语朴实明快，精练生动，最大的特点就是爽口顺口。因为他来自老百姓的口头传播，融汇着民众的智慧和情感。民间口语的美，不是体现在五光十色的形容词汇上，而是体现和乡亲们生动朴实的交往之中。

还在西安吧，什么时候回京一定来知青角，一定要和大家聚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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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很忙吧？来北京请一定来知青角，大家已多日没见了。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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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延安下乡之前，姚丹和全班女生在天安门广场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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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故事。成长于红旗下的第一代人，最难忘的，莫过于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岁月。这样的经历，让他们不得不在人生的黄金时期，便开始了绝望中寻找希望的煎熬。

有人熬过去了，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有人没熬过去，后来被时代的大潮淹没……如今他们老了，到了回忆过去的年龄，对于那段岁月，他们会抱怨，会遗憾，当然更多的是难忘和自豪。

1969年1月，16岁的北京女孩姚丹和同学们一起踏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出发前，全班女生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包括这些女孩在内，上个世纪60年代末，近三万名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落户，据不完全统计，最终有近200人留在了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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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从北京到延安，姚丹和同学们用了四天的时间——从北京坐火车到西安，再转乘到铜川的火车，最后换乘卡车才颠簸到延安。“路途太远腿都坐木了，下车连路都不会走了。”姚丹说。

在路上，姚丹迎来了自己的生日，“离开北京的时候16岁，踏上黄土地时已经17岁了。”

下乡的北京知青有的去了黑龙江、内蒙，有的去了山西、云南，而姚丹他们之所以选择前往延安，则是出于对革命圣地的向往，“在那个年代，去延安是件很时髦的事”。

1月的黄土高坡天气寒冷，下着雪的山路十分湿滑，好不容易到了公社，知青们都快冻僵了，却还要步行几十里山路才能到达目的地。“老乡走在我们的前面，用山里人特有的背绳把沉重的木箱背在双肩。狭窄的羊肠路上无处停歇，只能这样负重挪步向前。雪天进山对我们简直就是灾难，陕北老乡却如履平川。”回忆起当年进山的情景，姚丹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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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丹带着自己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观杨家岭革命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