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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菊 花
许多花，因为美丽而被人们青睐。而有一种极其普通的山花——野菊花，留给我的是另一种难忘。
六七十年代初，陕北农村还很贫穷，平日里吃得清汤寡水，多是粗糙杂粮，即便是逢年过节的白面馍，也要搀上一半白玉米面充当白面。大米，压根儿就没见过。插队的日子，真正体验到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是多么清苦。
陕北老乡非常朴实，我们隔壁薛大爷一家，待我们知青特别好。大爷是队里的饲养员，拦了一群牛，日子不富余，他常独来独往，少言寡语，五十来岁，满脸沟壑纵横，背都驼了。大娘是老妇救会主任，泼辣利索，心地善良，但凡做一点好吃的，都要给我们端上一碗，还总念叨着：“这帮娃们，这么小就离开娘老子，太不容易了。”她总是对我们倍加关照。他们的女儿薛莲花，和我们年龄相仿，一起劳动，一起聊天，厮混得很熟，邻里来往，就像一家人似的。
记得有一天，不爱说笑的薛大爷从山里放牛回来，满脸喜色，话也比以往多了。我好奇地问：“大爷，您今儿是咋了，怎么这么高兴？”他眯缝起眼，边笑边说：“我察看了，今年山上的野菊花开得可好啦，来年麦子一定是个好收成，娃们，等着吃白馍吧！”
一番话，把我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旁的大妈解释到：“你大爷说得是上几辈儿传下得老经验，山上的野菊花要是开得好哇，来年麦子一准丰收。”我想，这可能是迷信，但乡里人，谁又不盼着好收成呢？我们不也盼着麦子丰收，能多吃几顿白面馍吗。山里人太清苦了，就让我们做这个美梦吧。我没有吭气儿。
不知是巧合，还真的是有什么规律，第二年的麦子果然收成不错，老乡们别提多高兴了，甚至归结到是首都北京来得知青给陕北带来的福气。自打那年起，我也迷信起来，每到野菊花盛开的时节，我也像大爷一样，关注起它们的长势。
野菊花很普通，像袖珍的向日葵，只有一般纽扣大小，藕荷色、金黄色。开得少，不起眼。开得多了，一丛丛，一簇簇、如织锦缎上刺绣的花，惹眼的好看。野菊花与收成好坏联系起来，使我始料不及，但却成了我一种不由己的牵挂，特别是在乡政府工作的那几年，更成为我的经验之谈。
后来我进城工作，忙忙碌碌中，偶然想起这件往事，仍意犹未尽。前不久，村干部到山东取经学习，薛大妈的女儿薛莲花当了村妇代会主任，也在其中，他们顺路来看我们，还留下一盘录像带，让我们看看这些年村里的变化。我们十几个知青聚在一起，足足看了一个多小时。今非昔比，几十年过去了，农村的变化天翻地覆。当年，我们村儿与公社所在地一河之隔，现如今儿，那里成了长庆油田的基地，油田开发，带动十里八乡走向富裕，对面的山脚下，变成了一座新兴的城镇，我们村架起了延靖高架公路（延安至靖边）。老百姓的日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录像上看到，春节组织的秧歌队，跳的喜气洋洋，从村里扭到乡政府，又从乡政府扭到市政府，几十里山路，扭得红红火火，一路风光。从手中舞动的红绸、彩扇，从人们脸上的笑容，从欢天喜地的锣鼓声中，就能看出老百姓的日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我特意问了莲花，大爷还去不去山里察看野菊花了？莲花告诉我：“如今山里人大米白面都不缺了，吃的都是细粮，早都不去了。”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再没说什么。
山里的野菊花照样年年开放，野菊花的故事却成为过去的历史，尘封在我的记忆深处，余香缭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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