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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多家电视台正在播出根据王卫国（路遥的本名）小说《平凡的世界》再次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有一集中有个情节，叙述了时任生产队长的孙少安为改善社员缺粮的问题，以划分饲料地为名给社员们划分些荒地。此举被大队书记告到公社。公社为此召开大会，孙少安受到批判。 笔者当年在陕北农村插队期间，就这种偷偷多划分自留地、菜地、饲料地的情形的确有，而且不少，尤其是山沟里的生产队更甚。其实多划点地，是当年农村人为解决缺粮少食的好办法。当时有的干部对此非常敏感，发现就查办，但更多的土长土长的干部那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没有举报的上面没有要求查办的也就听之任之呗。 我插队的生产队，多划分自留地菜地饲料地的事也是有的。当时队里社员绝大多数都是亲戚社员团结较好，对这种利已利队根本上也利国的事基本没举报的。但外人或者有意见的那就不敢说了。比如我回山村插队前，我的四叔担任大队书记，因头年大旱粮食歉收，他决定给社员多划自留地“种茬荞麦渡饥荒”被我们同一个大队但不同小队的一位姓海的支委举报到公社，结果四叔被免去书记“保留支部委员”。这类事例在当时普遍的很，人嘛，连饭都吃不上为了活命当然要想法子。农村人没钱买粮，能想到的办法也就是打地的主意，多划点自留地饲料地多给自家收点粮食，这也是当年农村人尚能实行得唯一办法。而我插队期间，我们队长是我的一位堂兄照样有此行为。只因队里社员团结没被举报。当时公社的包队干部也是本地人其家属也在我们队这类事明白得很都知道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吃饱饭也装作不知道所以得以平安无事。倒是已经不是书记只是“支部委员”、“大队贫管会主任”的四叔因对外来个别娃娃偷鸡摸狗的行为严格要求，得罪了管理干部，管理干部硬说我们队多划分自留地是四叔教唆的所以把四叔按“教唆犯”批判了好几回。而多划分的地呢？因都划在远离庄子的王家沟与邻队的土地相互交叉即花插地，管理干部也分不清哪块地是本队的哪块地是外队的以后并队管理干部一走也就不了了之咧。所以我们队的粮食尚能满足社员的需要，有的还能以“品种余缺调剂”换些现钱或者其他物品。顺便说一句，这“品种余缺调剂”是当年我的老父亲在四川工作期间到大寨参观取经，同永贵大叔座谈时取得的共识。认为农民自己的粮食品种用不完的可以“调剂其他需要的物品”。父亲回到四川就大力推广。我们插队后父亲回来看我们，就给县里、公社和大队的一些领导们谈了这个做法。鉴于父亲跟随刘志丹在当地为穷人翻身而洒血流汗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举措，当地的老人们对父亲很有敬意，所以这些领导也十分尊重他的意见。对社员们“品种余缺调剂”也就那样了。只是有一次地区革委会的那位军官到公社来视察，吃完鸡蛋挂面后信步到公社门口遛食也罢散步也罢，看见一个农民在路边卖桃，顿时勃然大怒，声称这是资本主义道路“投机倒把”。吓得农民差点尿了一裤子。公社领导也被训了个不亦乐乎只好坦白交待是我父亲给他们说的“品种余缺调剂”。以后军官还责令发函四川追查。幸好四川方面回复他们去大寨参观时永贵大叔曾说过这样的话才算罢休。但这位军官记仇很深。就在父亲调回家乡继续革命后，已经不在地方任职的军官还派出军人为主的工作组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父亲直到省委发现才算了！好了这些不说了脱离主题咧。还是说说我经历的那场批判会。 当年与我们大队第三小队是离公社最远的一个生产队。俗话说天高皇帝远，人家的自留地划分就更大胆了不仅数量多质量好，而且连分菜分土豆分果子分“桃树（高粱）”等杂粮啥的都按工分。结果一些外来娃娃平时不好好动弹没有工分就吃了大亏。管理干部自然不干与时任大队长兼队长的海某某干起仗来咧。海某某在当年毛主席转战陕北时从安塞县去靖边县，他给带过路所以也有点傲气根本不吃管理干部那套也不按管理干部要求纠正。管理干部逐到公社反映该队反大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由于是管理干部反映的公社自然不能听之任之咧，逐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领导干部和公社附近几个川道大队社员参加的大会批判海某某。
当时我正在公社基干民兵排呢，大会前一天，我们几个民兵扛着三八大盖子（已经扩膛能打五六**弹，当时我们基干民兵基本装备）在武装部长的带领下，到该小队把海某某押解到公社来。说句实在话海某某这人人品不怎么样。当然这是我的看法啊。当年就因为想当大队领导而举报我四叔走资本主义道路导致我四叔的大队书记被撤。由于公社也知道他举报的真实意图所以没让他接任书记只是当了大队长算二把手吧。 虽然有这个过节，但海某某与我是一个大队的，他又是大队长。更为重要的是海某某1947年胡匪进犯延安时曾跟随我父亲当了游击队员，而且同我父亲是结拜兄弟，从这点说他可是我的“干大”。记得我父亲送我回村插队时，有一天他从我们队路过迎面遇到二十余载没有见过的我父亲也是他在游击队的领导。也许是举报我四叔的缘故，他面带惭愧的叫了声“二哥”低下头不顾我父亲要他再坐坐“啦会话”就急匆匆地走了。事后有人告诉我父亲说海某某见了我父亲后，自己痛责“自打四兄弟（我四叔）那事后，我哪有脸见二哥呢（我父亲）。”记得当年父亲专门告诉过我们，在哪里见到你海干大“必须亲切的叫干大，不许有任何怠慢”。
我插队的那几年，我认为海某某对我照顾有加。那个时候，他总与大队书记也是我的一位堂兄唱反调，凡是堂兄决定的他都反对但涉及我们的事他没反对过！考虑到这种种关系，当押解海某某时，我给武装部长求了个情没有给海某某上“法绳”随我们到了公社。但年轻单纯的我没有想到当时管理干部也在场会留下啥话题。 那晚我们在公社吃晚饭时。那时没有食堂大伙都是圪蹴在院子空地吃饭。吃着吃着公社书记突然指着我说“明天你给查（咱）上台发个言，啊。代表公社基干民兵。”书记当时还有意无意的说要考验一个人呀，就是要在革命的风浪中考验咧“平时看着不错，实际上咋个还不容易看准咧！”
听着书记的话，我当时脑子就蒙了，心里的第一反应就是押解路上的事被举报了。那个时候的人非常注重政治表现用如今的时髦语言那可是第一要务呀。我也知道我能到公社来做点差事很不容易。自打管理干部来了后一直说我们不能同他们一样要区分开来。这好不容易才到了公社如果因这事被退回去那脸就丢完咧。当时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表现一下。我朝书记点点头说了句“没麻达，明天会上公社看我的表现吧。”书记满意的笑了笑再没有说啥咧。 我三口两口把饭吃进嘴里顾不得咽下去就站起来找武装部长请假。干啥？连夜回村找四叔他们收集海某某的材料，我要写一篇优质且分量重的批判稿呀。 因心里有事，我摸黑翻越大山梁平时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这次我觉得没多长时间就到队里了。我连家都没回就直接去四叔家。
当我告诉四叔我的来意后，谁想四叔马上拒绝了我的提问而且还直截了当的批评我“后生你记住了，查（咱）陕北人，查这家人，害人之心不可有！不管姓海的过去对查（咱）们咋接，今天他有难了，查（咱）绝对不能做落井下石的事。”我很失望的说那我的这批判稿咋接弄呢？四叔说批不成就批不成嘛。公社不满意呢，顶多你再回队里来受苦。你大，我们都能受你就不能受呢！“记住了活人最要紧的是人品。后生，我再给你说一遍，查（咱）陕北人，到多暂和（什么时候）害人之心都不可有！千千万万！”
我无精打采的回到家里。给母亲说了此事后，母亲的说法与四叔一样。母亲还更严厉的说如果你敢那样做了，那么山中人都看不起你的，大伙都会认为你的人品不咋样！“你要学你大！自己再受屈也不能踩别人！再有天大的仇人家落难时都不能乘机报复！这是查（咱）们陕北人的品行。这样的人才能在社会上站得直！世人跟前才有脸面！”
那晚睡在队里饲养窑（因我们的窑太小我就成为队里饲养窑的常客）的我一晚上就没有睡！脑子里尽想着四叔和母亲给我的说的那些话，也想着明天的批判会我咋接说呀。我这翻过来掉过去的整的同窑的老饲养员也没有睡好。天还未亮我就起床连脸都是在沟底小溪边撩起水擦了擦就翻越山梁到了公社。一路上脑子里仍然是想着今天的批判会我咋接说呢？ 快到公社时我的心里基本有数咧。我知道，这批判还是要批判的。不然公社肯定不会放过我的。而且还要批判好。不然我给海某某求情的事还是个麻烦事。
当主持大会的公社刘主任叫我上台发言时，我的心里已经有了自认为不错的腹稿咧。 到了麦克前，我先是敲了敲麦克，然后举起右手先带着大伙高呼了好一阵口号。这才开始了批判发言。我的发言主题直指海某某是民主革命派“过去对革命有贡献，到了社会主义呢，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键没有注重思想改造，思想上仍然停留在民主革命派的阶段呢，眼光短浅，只看到小集体的利益，所以才犯下如此之错误”。
为了表示我的态度，在发言中我充分发挥想象力，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革命导师是如何讲述民主革命派的，是如何要求民主革命派在革命过程中不断改造思想不断进步的。然后强调海某某这次犯错误“究其根源就是人虽然加入了共产党但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派阶段。”
发言过程中我眼光斜斜地飘视了几下主，席台其实就是人群前面几张公社中学搬来的课桌坐着的那些公社领导和管理干部。嗨嗨，不错，公社领导个个点头呢，书记更是面带笑容望着我呢。唯有管理干部的面阴沉着好像这个世上谁都欠他多少吊般的。 我的发言在我又一次带着大伙高呼了一气口号就结束呢。
公社书记总结时特地指出我发言说的民主革命派，还说这是新名词，他们还没有学到手呢。“你从哪达学的呢？”我赶快答复两报一刊。“嗷、嗷、嗷、两报一刊，那就是中央精神嘛。回头公社要组织好好学。对，对，对，基干民兵代表批判的很对，你海某某就是个民主革命派。这多年来就是思想改造没有到位，没有认真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你的目光非常的短浅，所以你就犯下了这民主革命派的错误。不过嘛，民主革命派还有革命二字。说明你还是有挽救的余地。按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我看，啊，公社决定给你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你们回磕把多划分的地收回来，按工分分的东西都按人头分。海某某，你改正不改正？公社的决定做到做不到？”海某某忙不迭地回答改改改，能能能。书记又问大队书记咋样“能不能领导监督海某某改正错误真正按照公社决定办！”大队书记自然也是能能能。 以后公社还是把海某某的大队长给撤了。据说是管理干部不干。而且武装部长还私下告诉我，说管理干部不满我的批判，说我明着批判实际是包庇。因为管理干部说海某某的行为不是民，主革命派而是地地道道的反大寨反革命行为“必须送军管组严办”。当然公社没有同意管理干部的意见，认为海某某就是民主革命派“47年他还给毛主席党中央带过路咧！如果他是反革命能做这事呢？”。
至于管理干部对我有包庇的指责，公社更是不同意。说我的发言说明我学习两报一刊社论学得好“公社都还没来得及学咧”。公社书记还拿出过去海某某举报四叔的事来证明我不会包庇海某某！
以后我们进了城我也工作咧，那年身患重症的海某某在其子陪同下来延安看病暂时住在我父亲家。有一天我回家去恰好遇到他们。海某某提起当年批判会。说我当年发言是“救了他”说这是公社史书记事后给他说的。不然公社还不知道咋接处理他了。“安个民主革命派的名比安个反大寨可好处理多了”。
当我告诉海某某，会前的一夜我专门回庄找四叔收集批判他的“扛硬”材料时，四叔狠狠批评教育我的那番话。海某某，我海干大热泪盈眶地说：“二哥（我父亲），查（咱）四兄弟（指我四叔，那时已过世了），好人。好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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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31 16: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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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8-1 15: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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