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姚锐 : 延安插队散记

屹梁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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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小放羊的说起——延安插队散记

姚锐/作者

麦收之后，生产队长让我当小拦羊的，陕北话拦羊，就是放羊，他可能是觉得我身体太弱，给我找个轻一点儿的活儿。

1969年2月2号，我从北京来到陕北的延安插队，那年我还不到16岁。现在回看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像个嫩豆芽，个头差不多长上去了，但是哪儿哪儿都还没有发育好。由于我们在小学实验班只读了五年就毕业升了中学，因此成为“老三届”垫底的68届初中毕业生,年龄比正常毕业生小一岁。当时，“闻革”中各学校停课，积压了大量毕业生没有分配，拍婆子的，打群架的，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随着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国上下欢腾响应，一列列火车载着热血沸腾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的天地，我也和同学们到了陕北的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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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插队的村子叫新庄科，名字怪怪的，人家前后村子，都是什么沟什么坡的，而我们村是科，并且科里只有山沟中的二十几户人家。我们一起去的4个男生，都是1953年出生的北京八中老初一的，一同分来扎根农村干革命的，还有5个女生，但都是女八中老高一的，个个大我们4岁，与“女大三抱金砖”的传统标准稍有些偏差。作为知青集体，大家相邻而居，在一个灶上吃饭。

当年到村里的时候，正赶上春节，是一年中除了婚丧，唯一吃荤菜和油炸食品的日子。刚去的时候，我们兜里还有家里给的钱，乡亲们就给张罗着买肉炖肉和炸油馍馍。记得村里学校的马老师帮着炖肉，他举着一个秤，称了差不多半个秤盘的花椒，全都倒进了肉锅。我问他为什么放这么多花椒，还要用秤来称？马老师笑着说，不是多放花椒好吃吗。我这才明白，一般村民炖肉舍不得放这么多花椒，这样炖出来的肉虽然有些麻嘴，但能略显奢华。马老师任职的学校，不过是村里高坡上的一孔窑洞和十几个年龄不一的娃，各年级的课程都由马老师一人教授。每当放学的时候，坡上爆发出一阵歌声，让村民们深感后继有人的踏实。马老师还是村里唯一梳分头的人，嘴里镶有一颗钢牙，言语间不时闪出光亮，是村里最具现代化的色彩。

村里没有任何农业机械，没有电，沾点儿钢铁的，就只有镢头、锄头、镰刀、犁头之类的简单工具和灶头的菜刀。村民住在不同位置的窑洞里，条件好的，做个木圆窗，而大多数都是掏好窑洞，再把洞口用泥土封住，只留下一个进出的门洞和门上的纸糊方窗。从生存条件看，应该和明清时期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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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条件差，首先是缺粮。转眼到了青黄不接的春荒，村里有人地也不种了，出去要饭，把吃食留给家人。我们知青的粮食也见了底，开始吃队里的玉米种子。借队里的种子吃，是没办法的办法，谁让我们平时不知道节省点儿呢。队长跟我们盘算时说，再熬到一个什么日子就好了，我看队长突然开朗的表情，以为有什么好主意，他说，那会儿小白菜和野菜就上来了，也就是说可以以菜充饥。这让我大失所望，在这春耕大忙时节，正是毛主席说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吃干季节，怎么可能以菜代粮，忙时吃稀呢？那时是知青轮流做饭，我切的小白菜像个小山头，推下煮玉米豆的大锅，不一会儿熬成绿粥，大家从地里回来，正是饥渴难耐之时，每人喝上几大碗，一撑也就饱了。那一阵子，本不起夜的我们，夜里都得起来一两次，黑咕隆咚的，又不想走远，早起一看，窑洞门口一缕缕的水迹。

当时，我在延安结识了一个当地干部，他说可以帮助我买到一些麻渣。陕北人吃油吃的是麻油，榨油剩下的麻渣本来是给牲口作饲料的，人也可以在困难时拿来充饥，比谷糠更有油性。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乡亲们，于是大家把能凑出来的钱都交给我，一共80多块，托付我去买麻渣。在当时商店里带鱼3毛8分钱一斤的时代，这可不是笔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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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村里到延安有五十里地，因为要拉个排子车，就得步行。为了见这位当地干部，又是上延安城里，我把自己最好的一身行头，一件白色的确凉衬衫和一件较新的军装上衣穿上，就和村里一个叫子胜的青年出发了。路上越走越热，我就把装着钱的这身行头脱下放在排子车上，只穿个背心继续拉车。途中跟在后面的子胜说要去路边沟里尿一下，让我继续拉车前行，但是等他赶上来又走了一阵子，我回头一看，我那身装着钱的行头怎么没了？拉起的排子车是前高后低，估计是放在车上没有固定好而滑了下去。我俩儿往回找了一程，啥也没看见，只得垂头丧气地打道回府。光着膀子、只穿着一件背心无功而返，还背了一身饥荒（欠了一身债）的我，一定是给等在村口翘首期盼的乡亲们，留下了一个少不更事、难堪大任的深深印象。

远在北京的母亲收到我诉说丢了钱的信以后，非常着急。她作为一个教育口的基层领导，在“闻革”刚开始时就在中山堂的批斗大会上被打得头破血流，继而又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在艰苦和危险的岗位上改造自新，结果被塌方砸折了腿骨，当时正在家里养伤。由于父亲被扒了领章帽徽在部队隔离审查，母亲只能自己拖着伤腿，急急忙忙给远方的儿子取钱汇款，用来偿还债务。我收到母亲寄来的钱后，挨家挨户的送还，虽然乡亲们一再安慰，但我好久也跳不出“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自责和遗憾。

姥姥听说我在这正长身体的时候以菜充饥，也赶忙为我制作干粮。经历过战乱的姥姥，用白面、鸡蛋、五香粉和盐和面后烙成干干的厚饼，再按照烙大饼前在饼面上划下的道道，切成菱形的小方块，名为“其子”。接到姥姥这一大包“其子”后，我觉得特像围棋子儿，都是硬硬的，不仅能当棋下，还是上好的口粮。然而，在当年的那个票证时代，粮食限量供应，我多吃了，家里人就要少吃，所以我写信坚决不让他们再寄了。同伴也收到家里寄来的挂面，但收到时，已经碎成了几截。还是姥姥的“其子”好，不仅禁蹬又禁踹，往嘴里扔几颗嚼嚼，还有滋又有味。

几个月一晃就到了麦收。春耕苦是苦，但是气温还不算高，而麦收应该算是一年中最苦最累的农活。队长特别动员时告诉大家，麦收时不要请假。队长之所以在麦收后让我当小拦羊的，当半个劳力使用，正是看我麦收时顶不下来。其实麦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用镰刀把麦子割下，再打好捆背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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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在山上干活，无论是刨地、锄地，或是收麦子，都是一人一行横着干过去。第一人在第一行先干几下，第二人在第二行开始，以此顺序，干开了就在山坡上形成一个扇面。这样的好处是一个撵着一个，避免偷懒。初次参加收麦子，肯定是不得要领，镰刀也没有老乡的锋利，没一会儿就使尽了力气。中间休息，一边喘气喝水，压住饥饿的感觉，一边幻想着什么时候能吃上一顿大肉蒸馍，那真就是心中的共产主义了。

村里的麦子一般都长的不到半米高，坡地上亩产只有几十斤，因此，白面也就显得金贵。如果能吃上纯白面蒸馍，那就太奢侈了。一般来说，蒸的馒头都是两面馍，好吃的杂面，也是豆面里掺一些白面进去，叠起来擀，切出来的面条像纸一样薄，吃起来也像一碗纸，白面加的多口感才好些。对于这样产量低的高档农作物，队里种的并不多，有十天八天就收完了。但是，每天都要用尽所有的力气，在用尽力气割下麦子以后，还要把所有割下的麦子打成捆背回来，顶着烈日，饥渴交迫，背着小土丘似的麥捆一步步往山下挪，三天下来，我就爬不起来了，必须得在炕上睡一天，才能恢复体力继续干。

那时候知青已经分散在各家吃饭，因为大家觉得我们是为参加三大革命实践而来，要抓紧分秒与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轮流做饭当厨子上。分开后，我在队长家吃饭，所以队长看我如此疲惫，濒临崩溃，就叫我去跟着拦羊。

说到拦羊，也就是放羊，一般脑海中的画面，就是一个牧民骑在马上，长鞭在手，挥斥方遒，羊群云朵般在绿地上移动，一只牧羊犬奔来跑去，按照牧民的旨意，驱赶羊群并担当警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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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这拦羊，就是一个大拦羊的走在高处，手持一杆丈八羊铲，吆喝着羊群，对贪吃不听招呼的，就铲起一块黄土，用羊铲摔打过去，落后的羊听到土坷垃打到身边，就会惊吓之后跟上羊群。小拦羊的，就相当于那只牧羊犬。

当一只牧羊犬，比起割麦子这样的农活可就轻省多了。把羊群赶到一个山窝里，看它们静静地吃草，我就可以歇下捉虱子了。刚到陕北不久，就觉得身上痒痒的，一看，才知道和乡亲们混熟了，也就长了虱子。

村里的人不太讲究个人卫生，个个穿着藏污纳垢补丁落补丁的百衲衣，并且从来不洗澡，也没见过他们洗脸刷牙。聊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个是吃八碗，就是一席八个荤菜，再一个就是去延安城里的澡堂洗个澡。毛主席说，贫下中农的脚上虽然有牛屎，但是他们是最干净的。乡亲们来串门，我们就热情地请他们往里坐。常在地上坐的乡亲，有的一屁股就坐在我们炕头的枕头上，还曾有一位，穿着鞋就上炕，直接踩在我们的被褥上行走。我们刚到村里时，还保持着城里的习惯，早晚洗漱，但是一进入春耕，就顾不上了。早上睡不到自然醒，天还黑着，队长就在村前喊开了：“动弹喽——，动弹喽——”。半睡半醒之间，就扛着工具上山，哪里还顾得上洗漱？在地里，抓粪下种，早饭送来之后，用黄土搓掉手上的粪，抓起混合面馍馍就吃。一有空歇，赶紧躺在地上眯一会，醒来后，站起抖抖，再拍打几下，就算干净了。回来也没有时间和力气烧水好好洗洗，浑身上下整个一个土人，也给虱子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空间。

当拦羊的，走在山川沟壑之间，看野花溪水，漫山青纱，心情是轻松而舒畅的。尤其是荞麦地，不像是种的庄稼，倒像是种的花。荞麦花开时节，满山满谷，一片粉红的世界。每逢这种情景，手持一杆羊铲、身披万道霞光的大拦羊的，就开唱了。大拦羊的叫昆儿，有一副明亮的嗓子。

信天游是陕北的民歌，曲调是固定的，填词各有不同，腔调拉得悠长，高远，所以特别适合在广阔无垠的黄土高原和千山万壑中传唱，俗称山曲。其内容多为男女之间的谈情说爱，又称为酸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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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来 早早地来
来得迟呢是门不开
迟迟难进来
大门子插来呦
二门子关
三门套个九连环
两旁把狗栓头一回 来了你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