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刘晓航：雨中的荷——一个苦命的女知青

屹梁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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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荷是高中同学，她是从淮河边一个小镇考入我们这所省重点中学的。我认识她，正是报到入学那一天；在校门口，她向我问路，原来我们同班，她名字叫荷。她高挑的身材，穿一件袖口镶青边的月白色长裙，一头粟色长发披在肩后，一双大而深沉的眸子。我帮她提行李去女生寝室，与她并肩而行，我心里萌生一种感觉，她太像戴万舒的《雨巷》中，那个结着丁香一样淡淡忧伤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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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荷的家庭历史复杂，但她的功课门门优秀，文静少言，酷爱读书和弹拨月琴，她是那种典型的受书香家风熏染、气质典雅的女子。班上几个男生，包括我在内立刻喜欢上她，但只藏在心里，从不表露，因为当时班上男女生之间很少讲话，课桌中间画了一条横线。

这种男女界限很快就突破了。1965年新年晚会上,我们高二（1）班演出的三幕话剧《小城初晓》一鸣惊人。这剧是我编的，16岁高中生的幼稚之作，现在看起来极可笑，它反映的是“五四”时期曾发生在这座小城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男主角，一位工人领袖由我们班长鲍世砚担任，女主角，一位返乡的北京大学女生当然由全班最出众的女生荷担任。他俩在台上配合默契，无论是表演和道白都很出色，这台戏大获成功，夺走了全校惟一的创作奖和演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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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有了闲言流语；世砚和荷在谈恋爱。这在中学生中是禁止的，他俩早读前常在校园一角的杨树林里背诵英语，有人在星期天看见他俩在逛大街。我们听后除了有点嫉妒，并不觉得奇怪，倒觉得他俩很般配。世砚一表人才，人长得帅，成绩好，又会写一手潇洒飘逸的“米宫体”草书。他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外公是原国民党的一位将军，1949年在川西参加了潘文华、刘文辉部的和平起义，现在是省参事室的参事，过着一种衣食无忧的闲居生活。世砚的父母都在胡宗南部队供职，1949年去了海外，一直杳无音信。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红卫兵先是破四旧，抄家，接着批斗校长、老师,以后又开始学生斗学生。校园里出现“鲍世砚和荷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是走白专道路的修正主义苗子”的大字报。他俩不去辩驳，谁叫他们家庭出身不好呢？隔了几天，由几个高干子弟组成的“赤血团”又贴出：“看看大叛徒女儿荷的真面貌”的大字报，吓得荷不敢出女生寝室一步。一个暴雨夜，一个裹着黄色军雨衣的男人叩开荷的房门──他是世砚，他冒着危险给荷通风报信，让她赶快逃走，因为第二天“赤血团”就要揪荷游斗校园，说荷的父亲是解放前出卖党组织的大叛徒。惊惶的荷随世砚翻过校园围墙，冒雨直奔火车站，她回淮北家中避一阵风潮。

第二天，“赤血团”几个干将去揪斗荷，扑了一个空，知道是世砚通风报信，便将他狠揍了一顿，关了两天“牛棚”，因为世砚的外公──那位德高望重的“老参事”作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已被揪斗，世砚顺理成章地成了“狗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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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校园内的争斗暂时趋于平静，“赤血团”干将们忙于杀向社会夺权。十一月，荷回到一片寂然的校园，终日无所事事，世砚和我，几个“消遥派”商量成立一个“向太阳”徒步长征队去北京，荷成了我们中的一员，我们沿着与津浦线平行的公路向北进发，日行百里，风餐露宿，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和人民，彼此间没有政治歧视，心情轻松愉快。我们从蚌埠过淮河，往前走正好路过荷的家乡──炉桥镇，在镇小学里，她家简朴居室里见到荷的母亲，一个年近五十，风韵犹存的知识妇女，言谈举止显露了一种大家闺秀的气韵，荷的长相极象其母，尤其是那双大而深沉的眼睛。荷的母亲简述她家的经历，荷的父亲是喝淮河水长大的，1941年去上海考上立信会计学校，当时正值太平洋战争后，上海正处于孤岛时期，他在沪参加地下党组织，是沪西地下党机关的机要员，1943年由于叛徒出卖，不少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一天他奉上级指令，通知一些同志去开会，他在去会议地点途中，恰恰被一辆疾驰的日本军车撞伤，即刻送到医院治伤，不料那天去开会的人全部被捕,惟独他一人幸免，因此很多人怀疑他出卖了这些同志,党内所有人都和他掐断了联系，他成了一只失群的孤雁，在上海呆不下去，便带着身怀六甲的妻子回到淮河边老家，在炉桥一家商行谋了份账房的差事糊口。荷的母亲是苏州一户穷困潦倒书香人家的小姐，眉清目秀，擅弹月琴，因此被聘为一所小学的音乐教员。1955年荷的父亲因这段说不清的历史被捕，送去劳改，1962年在苏北某盐场一场大火中丧生。荷与她母亲相依为命。

我们的长征队继续北行,到了山东境内的潍县，由于受了风寒，世砚病倒了，不能前行，大伙决定在此整休两日。我们去附近学校进行革命串联，留下荷照料正在发高烧的世砚。她为他煮姜汤，涮洗缝补衣裤鞋袜，晚上我们回接待站看见躺在地铺上的世砚，一张苍白的脸半卧在荷怀里，我们知趣地退出来，看来他俩的感情已经很深。

1968年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到年底全体毕业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荷别无选择地被分到淮北农村，我和世砚被安置到皖南泾县的大坑插队。他俩劳燕分飞，黯然神伤，挥泪相别，世砚将荷送上北去的火车，叮嘱她：“你先去淮北，以后转点到皖南来，我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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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插队的大坑村，山青水秀，民风淳朴，是个茶区，粮食由政府按计划供应，农民生活上过得去。世砚很快收到荷的来信，她叙述淮北农村的种种艰苦，土坯墙、土坯搭的炕，只有一张桌子是木头的，缺水，农民的收成靠天收，一个工不值1毛钱。她希望尽快转点到皖南来。

世砚和我很快为荷办妥了当地政府的知青转点接收证。世砚立刻兴奋地给荷回信，让她正月十五南下看看，再办户口迁移手续。他扳着指头掐算荷来临的日子，甚至还为她腾出一间空房，打扫得干干净净。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正月十三的晌午，从县里来了三个公安人员将正在地里干活的世砚铐走了，不容他辩解，押上了吉普车。

第二天，大队书记告诉我，世砚犯了现行反革命罪，去年夏天在世砚外公居住的那个地段，发现了几张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标语，是草体书写的，被列为省城大案，经过几个月侦查，笔迹鉴定，确认是世砚写的，现将他关押在省城大牢里。

一连几日，我们焦急不安，荷偏偏这时在我们班女同学孔蓉陪同下来到大坑。我们只能如实相告。荷顿时脸色苍白，瘫软在椅子上。转点的事甭提了，荷急于想见世砚一面，关切他的安危胜于一切，仅住了一宿,她们就往省城赶，世砚的外公闻讯便中风在床,荷暂时就住在孔蓉家。她一趟趟去公安、检察部门打听世砚的下落，得到的回答都是冷冰冰的“不知道”。她每天一早满怀希望出去，傍晚颓然而归。孔蓉一家人都劝慰荷不要焦虑，是非曲直总会弄清楚。但荷心事重重,刚几天人便消瘦了许多。当时孔蓉的大哥孔凯，一位正在军垦农场锻炼的工业大学“老五届”毕业生，获准正在家养病,治疗肺结核,他学识渊博，以古今中外先贤圣哲“生于忧患”的遭际开导她。相处时间虽然不长，孔凯被荷的一片痴情和超凡脱俗的气质征服了，他也爱上了荷。一天他悄悄地对蓉说：“我理想中的爱人，便是像荷这样的女子，不知她是否愿意和我建立这种关系？”孔蓉嗔怪大哥：“荷正处在为难中，你怎能趁人之危？”孔凯知道此时不该道出这番心事，但心中越发对荷痴迷起来，寻各种理由找荷说话，荷并不知内情，蓉眼看大哥的失态窘状，只得催荷快快回淮北去，世砚一有消息便通知她。荷离去后，孔凯似乎丢了魂似的焦躁不安,数日，病情又加重了，住院治疗好一阵子才平静下来。20多年后，已担任某工业大学副校长的孔凯教授评价荷是他青年时代最中意的女子，是他的梦中情人，他说荷，是那种能叫绝大多数男人怦然心动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