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陈幼民: 回忆当年在陕北的苦日子

屹梁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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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洋芋和红薯应不应该算粮食，但在我们的食物中，它们却占了很大的比重。陕北的洋芋产量不高，可品质很好，皮薄肉白，又面又沙，可作主食，如洋芋擦擦，那是把洋芋擦成丝，裹上面来蒸，再蘸着蒜水来吃，倒也别有风味。也可做菜，炒片炒丝。记得有一年，我们有五六个月的时间断了油，每日吃的菜，就时水煮加盐。一天轮到我做饭，切好了一堆洋芋丝，却不想再用水去焯了，便把锅烧热，将洋芋丝倒下去，用锅铲狠翻，竟在干锅里把它炒熟，和干粮一起让送饭的带到山里去。同伴们收工回来，直嚷嚷今天的洋芋好吃，问我向谁家借的油。当我说了我的发明，众人叹息不已，一位同学的家里听说，赶忙寄来了一罐猪油，我们省吃俭用，又支撑了半年。

那年秋季，阴雨不断，陆陆续续下了近一个月，柴禾快没了，也磨不成面，只得每日烀一锅红薯，放在那儿，谁饿了就啃几口。红薯好吃，可连着几天只吃它，谁也受不了，胃里发酸不说，这东西滑肠，进得快也出得快，人一有便意，就得马上上厕所，夹都夹不住。

红薯分了很多，光煮着吃也不行，我们就想到了晾红薯干。把红薯煮熟了，切成片，撂到窑脑的石板上去晒，到半干不干的时候，最为好吃，有点像橡皮糖，有咬头，还甜。我们每日收了工，先去寻几块来嚼。插队时还能有零食吃，这是原来没想到的。

我们当年是一群十八九的小伙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农活耗体力，肚子里又没有油水，所以个个饭量惊人，还总觉得饿。人活着都是有理想有目标的，依着状况不同会有大小之分。说出来不怕人笑话，我那时对吃饭的企盼，超过了对理想的追求。在地里干活，眼睛却瞄着山路，就等着送饭的人出现，看到那个摇摇晃晃的人影，心里便欢呼起来，老镢也舞得带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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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陕北的饭养女不养男，此话可能有些道理，有的女生，眼看着胖了起来，但大部分男生，都干瘦干瘦的。我离开农村很长时间，还有人非常怜悯地对我说，你这娃身体太弱。

民以食为天，越穷的地方，人们对吃的欲望越强烈，这可能就是隔了这么多年，我还能对陕北的庄稼和饮食记忆深刻的原因。从不适应到适应，当年确实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改造”吧。那时的宣传，是把这种不适应，说成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影响的结果，是对城里的这帮洋学生进行“再教育”的理由之一。其实，知识青年们对陕北杂粮饮食的习惯，与其说是思想改造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对饥饿的一种服从。我后来到过关中农村，发觉那里的人们，对陕北艰苦生活的恐惧，甚至超过了北京城里来的学生，我才知道，这是生活环境与习惯使然，原本与什么阶级思想无关的。

时代在发展，陕北的生活也好了许多，吃糠咽菜逐渐成为了记忆。只是我有点弄不明白，如今城里人宣传的健康生活新概念，竟与当年陕北的苦日子多方契合，你看，居住在高原，每日上坡下坡，锻炼了腿脚，呼吸着新鲜空气，喝着山泉水，吃着粗纤维的杂粮，缺油少肉，基本素食，照理说已经是理想境界，可人们为什么觉得苦呢。恐怕没有人愿意回到过去，还是要争着往城里边奔，看来富贵时的想杂粮，和吃着杂粮想富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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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幼民，1951年生于北京。“文革”中毕业于北京第十三中学。1969年赴陕西延安地区延长县刘家河公社郭家塬大队插队。1971年底进延安汽车修理厂当工人。1973年考入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调回北京，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做图书编辑，后任副总编辑。2011年退休。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家生态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从事绘画、摄影、文学等方面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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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老知情家园”插队知青：

回忆当年在陕北的苦日子（请点击）

下里巴人.

幼民的文章很耐读，他对陕北的生活是花费精力思考研究过了。

迷迷糊糊

很好的历史调研报告，又生动接地气，问好老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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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老朋友们关注，陕北经历，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