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亚俐: 初到陕北——知青岁月回忆录（上）

屹梁梁

屹梁梁

1969年1月底，还不满17岁的我和两个中学同学爱萍、小远与其他北京知青一起离开了北京的家人赴延安插队。经过几天几夜火车、汽车的转辗，我们终于到了甘谷驿公社，被分到唐坪大队。

记得来接我们的是大队老支书唐建忠，一个典型的陕北老汉儿：他50来岁，中等个，头系白毛巾，淳朴、黝黑的脸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像木刻一般，身着一身老粗布做的黑色棉衣，棉裤还是缅裆的，腰间系着老布腰带。老支书赶着驴车，车上拉着我们仨儿的行李，跟我们边走边啦话（聊天）；因为初到陕北，话还不能完全听懂，所谓啦话，也就是连蒙带猜。老支书先问：“我说话你们嗨哈嗨不哈？”（其实就是问：他说话我们听懂还是听不懂？）我们以为问我们害怕不害怕？异口同声地回答：“不害怕！”老支书笑了。他告诉我们：“1月初，队里已经分来了两男两女四个知青。”接着问：“这批就分来你们三个女知青？”我突然想起，去北京接我们的公社梁书记在火车上告诉过我：陕北女人叫婆姨家。学了就要用，我回答：“就我们三个婆姨家。”老支书一听笑了：“我们陕北女人结婚后才叫婆姨，像你们十几岁，都叫小女子。”听老支书一解释，我羞红了脸。

屹梁梁

屹梁梁

当得知老支书是1936年的老党员，我们开玩笑地说：“您怎么不跟着毛主席去北京呀，至少也得弄个局长、厅长当当。”老支书憨厚的一笑，什么话也没说。就这样边走边聊，过了一道道山湾，又过了一条条小溪，我们仨儿走累了，刚开始的新鲜劲儿也没了，就一次次问老支书：“怎么这么远啊，怎么没到啊？”老支书又一遍遍回答：“快到了，快到了。”

傍晚前，步履蹒跚的我们终于达到了目的地 — 唐坪。唐坪位于甘谷驿公社的中部，离公社20多里。后来我们才知道：在唐坪后方和左后方的沟里，还有好几个大队，最远的离公社40多里，足足比我们远一倍！另外，在我眼里除了村边上那十几亩稍平展的梯田、就是一座座黄土山坡的唐坪竟是公社平地最多的富裕队。公社梁书记照顾我们三个女孩子年纪小分配到唐坪，我们真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呀。

由于我们知青住的窑洞还没盖好，我们刚去时住在老支书家。去了才知道：土窑原来就是倚着山坡推出一小块稍平的地当院子，然后在靠山的面掏个拱形的土山洞，洞口安上粗糙木质的门窗，窗户格上糊着一捅即破的窗纸，门锁就像古代用的木制门插。老支书家坐落在村西头半山腰，二、三十平米的小院里共有三口窑洞；老支书家住一口、我们住一口、另一口堆放着粮食和杂物。

等迎接我们的乡亲们走了以后，我们走进了窑洞，虽然老支书的婆姨已经为我们点上了煤油灯，但我的眼睛还是不太适应，过了一会儿才看清窑里的情景：窑洞有七米多长、近四米宽；土黄色的窑壁，靠里面被灶烟熏的黢黑；靠一进门的右边是约四、五米长、两米宽的土炕；紧挨着土炕是灶，灶坑的右面安着风箱，灶口上放了口直径足有两尺半的大铁锅，灶的后面堆放了一些柴禾；土炕的对面放了一个窄条的木桌，桌上放了盏煤油灯和一个破旧的暖水壶；离木桌不远处放了口跟铁锅直径差不多、一米多高的大水缸；窑洞最里面还有两个堆放粮食的、好像是用柳条编的小粮垛；在我记忆里，也就这些了。老支书要带我们去那四个知青住的地方吃晚饭，我们因为还有从北京带的面包、零食就没去。

屹梁梁

屹梁梁

老支书走后，我们把箱子放在了炕头，把被褥補好；老支书婆姨已经为我们烧热了炕，这炕真大，睡上五、六个人都没问题。小远想烧点热水让大家洗洗，可怎么也点不着有些潮的柴禾，大家还被烟呛的眼泪直流。她说了声：“什么破柴禾呀！”气得把柴往地下一扔，不干了（后来才知道：这是让柴，是老支书专门为我们打的最好烧的柴）。

爱萍和小远在炕上收拾自己的东西，我想写封报平安的家信，怎么看怎么觉得窑里太黑；想把煤油灯调亮点，就一个劲儿的拧油灯捻，不知怎的把灯捻给拧掉了。这下可完了，窑里一片漆黑，吓得我连滚带爬上了炕，和她俩缩成了一团。稍微定了定神，也不知她俩谁问了一句：“今天是星期几呀？”我想了想说：“星期六。”接着又带着哭腔地说：“家里人都在家呢，就咱们跑这儿来了。”这下可完了，全躺在炕上哭了起来。

我们惊魂还未定，突然听到靠门窗那边的炕头传来“呼噜、呼噜”的声音！我们立马止住哭声、屏住呼吸、竖耳静听：没错！又一浪呼噜声传来！我大叫：“不好！有人在咱炕那头睡觉！”这回我们可完全崩溃了，刚才只是小声哭泣，这下成了抱头痛哭。

过了一会儿，只听有人敲门，就听老支书和他婆姨问：“娃呀，你们咋家啦？”我们可盼来了救星，一起颤声回答：“我们的炕头有人在睡觉！”只听他们扑哧笑出了声，说：“不用怕，那是我家的猪娃在你们窑外面吃食哩。”（原来窑洞的窗户就一层薄纸，根本不隔音；我们不知道，老支书家喂猪的食槽子就在我们住的窑洞窗户外面，猪吃起食来跟人打呼噜声又差不多，所以虚惊一场。）听他们说完，我们的心才放下。一路上的劳累，加上也哭累了，不久我们就睡着了。就这样，我们度过了初到陕北的第一天。

屹梁梁

【作者简介】陈亚俐，北京知青，曾插队在陕西省延安县甘谷驿公社唐坪大队。（网络配图）

屹梁梁

摘自“搜狐网”初到陕北

——知青岁月回忆录（上）请点击

迷迷糊糊

我们是一个公社的，只不过我们是六九年一月七日出发的，作者是月底到的，一切感同身受，期待下篇。

先乡后城

　其实，老三届知青，在文革前，文革中，都应该有下乡劳动的经历，即便是初一的中学生。也应该至少有一次下乡劳动的经历。 不知道其他学校，我们学校在文革前就组织过，文革中的军训，那是６７年夏天，也组织过参加夏收劳动。我们学校又在城乡结合部，班上有农民子弟，学校让同学们拾粪交给生产队，帮助生产队收大白菜是常事。因此，对农村，不是非常陌生。特别是６６年晚秋，红卫兵组织去夏垫收秋，大家都分别住在农民家里，吃的比较差，天气寒冷，劳动强度大，印象深刻。还记得文革前，学校组织去农村劳动，队里的养猪场由一个女饲养员负责，同学们围观她给老母猪配种，女同学一直不明白她在干什么，男同学则窃窃私语，嘻嘻哈哈。类似的故事还很多，到此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