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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水拍》（六） a
文/侯明明
“二一九”以来，四川各地上北京告状的人源源不断。
宜宾地区去的人，根据方面军军部的应变计划，有的绕道，搭船出川北上；有的混车，成都、西安、郑州，断断续续；有的步行到自贡再赶车抵重庆而北上。自贡市武装部长李中白同情造反派，网开一面，宜四中的一些女生，就是潜入岷江河坝，躲过宜红总数次搜捕，徒步到自贡上火车抵达北京的。
雪花飘飘的北京火车站，人群攒动，热气腾腾；中央文革设在中南海西门的信访组，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蜂拥而来的告状者，如泣如诉的控告，耸人听闻的案例，引起当政者关注，影响北京高层决策。游泳池、毛家湾、钓鱼台、紫光阁的政要，消息灵通，心知肚明，各怀心事，互相盘算。解决四川和刘张问题，犹如一盘棋，摆在中南海领导者的桌面，各方出招，相互对垒。
这些问题，不是单一小问题，应该是大是大非、关联文革运动的大问题。
刘、张及追随者、原宜宾地委组织部部长王茂聚，组织部干部丁祖涵，原宜宾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禾等人在京判断形势：“由于元老们对文革运动不满，大闹怀仁堂，引发“二月镇反”；而镇压扩大成了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同时也是反常的，说明中央内斗更加激烈，派系纷争；现状是北京政坛右抬头，侵绕左，左当然还是主流，中央文革有一定的话语权，有胜算的可能。主席搞政治，内部是制衡，搞平衡。刘吉挺这方面想得到，也想得通。他微笑微笑，张大嘴巴，对左右淡定说道，“反正，你镇你的反，我们照样造反，在北京控诉李井泉，短短一个月时间搞了五、六十场，听众三十万人，还不够，要造势，影响大。”王茂聚粗中有细，不失时机，小心翼翼地巴结道，“我看，要摆正位置，在群众中突出刘、张，突出刘、张是对的。要提刘、张、王、郭，不要提刘、王、张、郭。”张西挺听了会意，心中窃喜，却苦着脸，一遍遍说道，“坐李井泉的牢，三年没有洗澡。浑身难受，臭烘烘......”。见刘吉挺一声咳嗽，紧锁眉头，她连忙转话题，“造孽、造孽呀，妈妈见不到孩子，孩子见了妈妈也不敢喊。”众人认为，以情动人，求得帮助，我等同志，唯有等待，以静制动，多方搭线，游走上层，重点康办。
希望在钓鱼台。
康生举足轻重。
春意盎然的钓鱼台，雀鸟争鸣，梅花绽放。古典雅致的8号楼， 康生在约五十平方米的办公室，戴着黑框老花眼镜，静静地观看刘、张的申诉和揭发材料。两人磨难，他很同情，怀有同感，惺惺相惜，有心相助，收入麾下。琢磨琢磨，他便提笔在材料上修改，或删除无用的字句或添加有力的内容。看看，刘吉挺要划思想右倾的李鵬为右派，而四川省委包庇李，不同意把李划为右派，反而打击压迫刘。这才是矛盾的焦点，问题的主杆。推倒虚的主杆，其它枝枝叶叶，方能迎刃而解。修改了的刘、张材料，主题分明，内容丰富而翔实，给下一步中央解决四川问题、或者出平反通知才有力度；大手笔，不同凡响，板上钉钉，不是炮弹胜似炮弹。
面对党内外政治斗争， 自信，应该说是老谋深算的康生是政治领域争峰的顶尖高手，是胸有成竹、有底气的。是的，搞这个文革运动，毛泽东主席是下决心要动少奇，打倒少奇是反复思考的。主席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想法，就是在政治上必须把刘少奇搞掉。1965年到1966年上半年，主席在倒刘这个问题上是一层一层地剥笋子。主席在1966年6月10日和越南的胡志明谈话时就说过，他的政策就是剥笋子，一层一层剥。可以说，主席决定在1966年的上半年必须把刘少奇及同党彻底打倒。
有可能，完全有可能。
跟随最高统帅多年的安全首脑，心有灵犀一点通。记的，1948年11月，毛泽东估计解放战争形势，明确提出，“我军大约再以一年左右的时间，再歼其一百个师左右，即可达成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之目的。”为此，经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1日颁发了《关于统一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将全军各地的部队按照地域划分为彭德怀的下辖有第1、第2兵团共6个军的西北野战军，林彪的下辖有第12、第13、第14、第15兵团共12个个军，另外加1个特种兵司令部、1个铁道兵司令部及两广纵队的东北野战军，刘伯承的下辖有第3、第4、第5兵团共10个军的中原野战军，陈毅的下辖有第7、第8、第9、第10兵团共16个军又1个特种兵纵队及海军的华东野战军，中央军委直接掌握的、由徐向前统一指挥的下辖有第18、第19、第20兵团共11个军的华北野战军。军队正规化，作战单位配合，得心应手，三大战役一打，胜利歌声嘹亮，国民党提前垮台，五星红旗升在天安门。
如今，59年庐山会议灭了彭德怀反党集团，接着，毛泽东同志启用军方林彪，与刘少奇摊牌，发动文革运动，十万军队卫戍北京，红卫兵一马当先，冲锋陷阵；刘少奇、邓小平一党岌岌可危，刘伯承、徐向前、陈毅等人靠边站；可是，元老们不服气，从中插一杠，严重干扰主席的战略部署。还是应该这样理解，路线斗争尖锐激烈，毛、刘两个司令部水火不相容、你死我活，但攻坚战要坚持打到底，文革运动要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而被红卫兵小将送上门的四川刘、张，不是炮弹，胜似炮弹，而且是重磅炮弹。两口子活宝，可以说是应急援军，能够当冲锋队、马前卒使用。激战正酣，用人之际，联想到，主席在四川的一个文件批语“捉人过，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说明了什么？他康老这个中国的克格勃首脑、现任的中央文革顾问思路清晰，头脑要为最高领袖思考，出谋划策。
虽然张写作的上访材料比其丈夫强，但力度还是不够，打击面不强，需要他这个久经考量、身经百战的政坛杀手，中国的贝利亚助威。的确，从写东西来说，捉刀代笔，小菜一碟。那书法呐？不多说，写篆隶行草，除了不能与主席书法比，在中央高层是一流的。他放言：“郭沫若那字，也叫书法？我用脚夹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的强！”“郭沫若要比写字，我手掌心煎鱼”。豪言来自信心，信心来自强烈的追求。69年10月18日上午，京城大收藏家傅惜华的书被“抄”出，集中到国子监藏书库，他这个71岁的老头赶紧驱车前往又脏又冷的书库，一屁股坐在一个破木箱上动手挑书。挑得嘴唇发紫了，鼻涕也流出来了，一个人挑了3个多小时。这算什么？自1968年至1972年，他康生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32次，拿走图书12080册，文物1102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2000多年前的青铜器，有1000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30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国宝。真是的，梅花香自苦寒来。他收藏的四万三千册图书、五千五百件文物是来之不易。
兴趣广泛，收藏有味，搞政治更刺激，也算是爱好。为领袖排忧解难，打击对手是特才。康顾问相信，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现在出四川刘、张的牌是有好运的。
3月下旬的一天，中央文革记者站编辑组收到一封由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用铅笔批示“摘登简报”的群众来信。中央文革记者站向党中央领导呈报“文革”情况的刊物主要有两种：一是《快报》，一事一报，以动态为主，每天有多少就出多少期；二是《文化革命简报》，内容集中，文字较长，反映时间性不很强。这封群众来信有五千字，以谈问题为主，历史跨度较长，抬头写的是“王力同志并转中央文革”，落款署名是“宜宾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禾”，时间为“1967年3月16日”。该函从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开始，写至“文化大革命”，叙说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原宜宾地委副书记）、郭林川（原宜宾地委组织部长）与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及宜宾地委第一书记牟海秀之间的五次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纵观全文，“反复辟”是主调，也指责李井泉与牟海秀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党内走资派”。编辑组便着手摘编，推敲后，以《宜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文化大革命猖狂反扑残酷镇压革命派》为题，刊登在1967年3月26日红头大字的《文化革命简报》435期上，分别呈送给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成员以及有关中央领导部门。毛泽东主席在27日深夜，夜不能寐，提笔批示“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来京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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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6 15: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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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7 07:2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