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震亚 于 2019-8-12 15:17 编辑
多雪的冬天 ——那些年，我读过的书（之三） 1973年，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灰暗时期。 年初，在漫天飞雪中迎来了去北大荒后的第二次探亲假。 与1971年的第一次探亲一样，短暂的20多天里，就忙着会友（那些下乡去内蒙、秦晋、云南的同学此时有不少返京过年），购物（为连队的老职工捎带东西）、看电影（如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虎、虎、虎！》和《啊！海军》等所谓的“内部参考片”）和参观（在北京举办的英国工业技术展览会及全国工艺美术展览等）。
谁能想到，就在假期快要结束的2月中旬，可能是雪后受凉的缘故吧，突患感冒。按说，感冒不算什么，但此番感冒很不寻常。先是高烧，打青霉素、服退烧药后体温降了一些，却始终徘徊在三十七八度。医生有警觉，让做进一步的检查。经透视、拍片、验痰，于3月初确诊为右側浸润型肺结核、进展期、BK0（＋）。 接下来，自然是连续打链霉素、服雷米封，定期复查。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给连队去信，说明病况，要求续假。同时，委托亦在北京探亲的荒友将为老职工代买的东西捎回连队。 不久，收到连队答复：需按军务股规定回来销假，有病去团卫生队诊治。考虑到医疗条件、饮食营养等多方面因素，我在家人的支持下仍决定留在北京治疗。 彼时，我25岁。既不知道我的身体能恢复到何种状况，也不知道将来回北疆后如何去适应新连队的劳动强度（我的教师工作已由旁人接替。同时，赶上连队缩编为轮训队，我与其他数十荒友将被调往水库）。而在北京，每天除了打针、吃药，无事可做。偶尔，也去就近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散步。头天还是繁花似锦，不料一夜风紧，隔日就落英遍地，难免感时伤怀。即使连队的卫生员、学校的同仁和其他知青荒友均来信劝慰，并告之兵团的近况，也难解心中的愁闷。何况，7月底发生了张铁生事件，四人帮一伙对白卷精神的倡导，更让人对国家前途个人命运感到茫然。 此时，文革已进行了六七年，原有的中外名著几乎被扫荡殆尽。无书可看的沮丧加剧了无聊、无奈与无望的烦躁。而这样的心情，显然是不利于病情好转的。
所幸，老天眷顾我吧，进入七二、七三年，在闹了多年的书荒之后，突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印出了一批新书。包括《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等本国小说与新翻译的前苏联小说，如谢苗·巴巴耶夫斯基的《人世间》、伊凡·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弗·阿·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和《落角》等。于是，我想方设法，四处搜寻。 其中，《虹南作战史》是按照所谓的“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即中心人物）的创作原则，由“三结合”（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创作班子推出来的“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的作品。议论之滥，淹没了人物形象的塑造；说教式的文字中，频频插入语录，并以黑体字的形式凸显出来，让人误以为是阅读某个文件或政论文章。因此，虽然在无书可看的情况下还是硬着头皮翻阅了几部这样的小说，但感觉上是味同嚼蜡，全无艺术审美的愉悦。 倒是那些新翻译小说，引起了我的关注。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学期间，都多少读过一些外国文学名著，尤其是俄国小说，如《上尉的女儿》（普希金）、《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复活》（托尔斯泰）等。所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有机会阅读新的译作，自然是充满了期待。 在当时，这批小说名义上是供“批判”“苏修”而出版的，且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现。所以，要借到并不容易。书前照例有“内容说明”、“内容提要”或“前言”等文字，阐明出版者的意图。比如《你到底要什么？》的《内容说明》就写道：“作者通过描写几个披着艺术专家外衣的外国间谍在苏联的活动，叙述了作者自己对苏修社会中许多问题的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苏修社会的黑暗和堕落”。而《多雪的冬天》也在《内容提要》里指出，小说揭露了“苏修特权阶层中一伙人的丑恶面目”。
实事求是地讲，这些作品都无法像曾经读过的外国小说《斯巴达克思》（拉·乔万尼奥里）、《牛虻》（艾·丽·伏尼契）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给我们这代人以巨大、深远的影响。但在当时，仍感到比《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等作品有意味得多。 相比较，《多雪的冬天》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不错的。也许，是因为小说的题目更具文艺性，而且具象化，透着寒意，与我当时的心境相契合——烦愁、忧郁。 主人公叫安东纽克，在农业部门担任领导工作。他反对赫鲁晓夫关于“退牧还农”的政令——犁掉牧草，改种玉米，认为应该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否则，在不适合种玉米的地方种玉米，会给当地以畜牧为主的传统农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为此，遭到昔日战友、同事、部下的严厉批判，被安上了“机会主义”“不同意党的政策”“进行蛊惑人心的煽动”等罪名，不得不提前退休。待到赫鲁晓夫下台，“退牧还农”政令不再执行，但安东纽克并未复职工作。因为任何现任领导都不承认是他们迫害了安东纽克；而且，赫鲁晓夫的下台，主要也不是因为他要“铲除牧草播种玉米”…… 至于其他几部小说，如今尚能作为记忆线索的，恐怕就是当初特意摘录的几段话了。比如： “一个活着的人，是不可能没有思想的。你所看到的都是平静的脸。不错，从外表看，是平静的，而在内心，却如狂风暴雨。”（《人世间》） “那些气量狭窄、自命不凡的人，特别是那些由于偶然机缘而高居国家和社会要职的人，对别人的正确最不能容忍……只有真正伟大的人物，才不怕自尊心受到损害，并且认为承认别人的正确不是什么耻辱。”（《落角》） “整个国家的基础是他们这些奋不顾身的劳动者，而不是艺术界和经济部门的一些颠倒是非的人。可惜的是，这类人的声音比勤勤恳恳、不声不响地埋头劳动的人的声音要高，而且，发表意见的机会也更多。”（《你到底要什么？》）
从今天的角度看，此类作品可归为面对现实的政治小说，让人感慨世事的复杂与人心的险恶。 至今我都不清楚，当时的决策者是否知道，绝大多数人在阅读这些小说时并非出于批判的目的，而是将其视为在文化荒漠与禁锢的时代得以接触外国文学、窥见外部世界的一个机会。不过，人们在相互借阅时仍会冠冕堂皇地戏称道：“让我也批判批判嘛！” 时间过得很快，当1973年的冬天到来之际，大病初愈的我返回了北疆，而且还是回原来的19连（已改为轮训队）。因为，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新旧连队领导十分通情达理，在缩编调整时仍将我的人事关系留了下来。而接替我担任教师工作的上海知青吴栋梁，更是在得知我将返回时，主动提出调往24连学校，从而给了我在返回连队后能继续担任教师工作的机会。 那是又一个多雪而寒冷的冬天，室外气温常在零下二三十度，但连队的领导、老职工和荒友们的善意与友爱让我感受到了极大的温暖，至今仍心存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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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12 15: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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