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拍转清东陵

凌云志

  后续情况

    孙殿英掘墓盗宝被发现后，全国舆论哗然。部分文化、群众团体，以及逊清皇室，包括居住在天津日租界(张园)的溥仪等人上告到蒋介石那里，要求严惩。此事一时轰动全国。后孙殿英觉得事态严重。为逃脱罪责，他到处活动行贿：托戴笠将所盗物品中最为宝贵的九龙宝剑送给了蒋介石；将慈禧口中含的那颗宝珠送给了宋美龄；将“金玉西瓜”送给了宋子文。国民政府表面也声言“要查办”，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孙殿英逍遥法外，未受任何惩处。最后此案不了了之。

    后来，孙殿英“解释”说：“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有同盟会、国民党，革了满清的命；冯焕章(冯玉祥)用枪杆子去逼宫，把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皇族赶出了皇宫。我孙殿英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革死人的命。不管他人说什么盗墓不盗墓，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并说：“我发掘满清东陵，有3个好处。第一，满清入关之时，大兴文狱，网杀士人，象吕留良、戴名世这样的人，都被开棺戮尸，我虽不才，亦知道佛经有言，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第二，满清统治三百年了，搜刮的财帛不知多少，今天我发陵，是为通天下财货，收运转之利，丰藏国库。”

四、景陵（康熙）

凌云志

被盗宝物

    慈禧地宫的随葬品分生前和死后两类，《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中，记载了从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79年4月16日）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1908年11月8日）慈禧生前在地宫中安放的宝物，计有金花扁镯、红碧瑶豆、金镶执壶、金佛、珊瑚佛头塔等150余件（各件宝物上的正珠、东珠、米珠络缨达数千颗）。

    至于慈禧死后入殓时的宝物就更为奢侈，内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嗣长子李成武写的《爱月轩笔记》，对此有详细记载：“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后，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18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众人置后，方将陀罗金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傍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108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200件。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叶、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网珠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玉罗汉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这里所说的西瓜、甜瓜、桃、李、杏、枣均不是瓜果实物，而是以翡翠、玉石等制作，尤以西瓜制作称绝，瓜为绿玉皮紫玉瓤，中间切开，瓜子为黑色。

    至于慈禧地宫宝物的价值，《爱月轩笔记》中也有说明，金丝绵褥制价为8.4万两白银；绣佛串珠薄褥制价2.2万两；翡翠荷叶估值85万两；陀罗经被铺珠820颗，估值16万两；后身串珠袍褂估价120万两；身旁金佛每尊重8两，玉佛每尊重6两，翡翠佛每尊重6两，红宝石佛每尊重3两5钱，各27尊，共108尊，约值62万两；翡翠西瓜2枚，约值220万两，翡翠甜瓜4枚，约值60万两；玉藕约值100万两；红珊瑚树约值53万两；价值最高的是慈禧头上戴的那顶珠冠，上面一颗4两重的大珠系外国人进贡，价值1000万两，总价约1005万两。另外，慈禧身上填有大珠约500粒，小珠约6000粒，估值22.8万两。

    乾隆裕陵被盗宝物有乾隆所书用拓印条幅10块。另有金镶镯、红宝石、蓝宝石、碧玺、汉玉环、翡翠、红珊瑚龙头、花珊瑚豆、玛瑙双口鼻烟壶、白玉鼻烟壶等300余件。

凌云志

   宝物下落
    1928年7月，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秘密挖掘了清东陵慈禧墓和乾隆墓，盗窃了大批金银财宝，但这些财宝中的大部分下落不明。
    民间传说，孙殿英将盗掘得来的部分东陵宝藏贿赂给了上司徐源泉，徐源泉便将宝藏埋在了自家公馆的地下秘室中。文革期间，有人在武汉新洲徐公馆附近挖出了不少枪支军备，结果有关徐公馆藏有巨宝的说法不胫而走。
    那么东陵的宝物是否真的藏在徐公馆呢？这个问题存在几种不同的看法。
    徐源泉公馆座落于武汉新洲区仓埠镇南下街，据史料记载，1931年，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第六集团军陆军上将的徐源泉，耗资10万大洋在仓埠镇建成占地面积4230平方米的徐公馆，融中西建筑艺术风格为一体，极其富丽堂皇。据当地老百姓讲，徐公馆是徐源泉为母亲和妻室建造的，他并没有入住，公馆建成后徐派出1至2个连的兵力保护。
    公馆外观雄浑壮丽，内里装饰美轮美奂，公馆的地下室有一个秘道，传说宝藏就埋在这条秘道里。
    文革期间，曾有人在徐家公馆附近挖花坛，结果挖出了一条深可过人、内有积水的地道。由于地道中不断冒出腾腾的水汽，众人怀疑地道下可能有机关和毒气，就没敢下去。
    后来，全国文物普查和文物补查时，许多专家组多次对徐公馆和徐源泉的亲属、街坊进行了仔细的寻访，结果并未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为搞清徐公馆的埋宝之谜，1994年，新洲文物管理所一位胡姓的人专程探访了徐公馆东厢房下的密室。他仔细地清扫了这间仅几个平方米大空无一物的密室，并细细敲打每一面墙砖，查看里面是否藏有机关。竟然让他发现，密室墙上没有糊上泥巴，有一面墙的砖还参差不齐，似乎墙是临时砌上去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调查。
    后来，为了探明真相，此人又走访了当年徐公馆里的一名女佣。
    据女佣回忆说，孙殿英盗东陵，徐源泉是司令，因此发了财，就用这笔钱修建了徐公馆，当时做房用的是武昌城墙上的砖。公馆建成后，国民党曾在徐公馆附近枪毙人，不少人怀疑被枪决的人都是修房的工匠。
    而世代居住在新洲区仓埠街的林庚凡老人则提供了又一种说法。林庚凡，是徐源泉姐姐的养子。据他介绍，小的时候曾到过徐公馆玩耍，那时徐公馆富丽堂皇，地道里尽是值钱的宝贝。徐源泉喜欢骑高头大马，还有许多卫兵，徐源泉的妻子当时有一顶凤冠金光灿烂。徐公馆的大门原先朝北，徐源泉认为这寓意败北不吉利，改大门为西北方向。他认为，徐公馆的地下可能藏有清东陵财宝。
    对于沸沸扬扬的藏宝之说，新洲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则持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东陵宝物藏于徐公馆没有任何证据，关于清东陵被盗的部分财宝藏于武汉的消息，来源只是民间的一些传言以及某些研究人员的推测。早在60年代，他就听到附近的老人传说徐公馆可能是埋宝的所在地。早些时候，文物部门曾对徐公馆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工作，但未发现有传说中的藏宝地道。
    对于徐公馆是否藏有宝物，徐公馆原主人徐源泉的儿子徐钧武也有自己的看法。徐钧武说，他从小所居住的徐公馆建于1931年，只是一幢普通的两层木质建筑。有一个普通的地下室，他的父亲自小离家并未和家人在此居住。抗战胜利后，徐源泉卸甲还乡，一直住在武汉市区。1948年他到广州开会，写信让徐钧武去，徐钧武去了才知道，父亲已决定不回武汉了。1949年，父亲飞往台湾时并未带多少行李。徐钧武推断，“如果说有什么东陵财宝的话，他肯定会要我带过去，或嘱咐我将财宝转移。而我们从未听说有东陵财宝的事，徐公馆藏宝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东陵的宝物没有藏在徐公馆，那么这批东西又会在哪里呢。会不会在孙殿英自己的手里呢？大量事实证明，尽管上交了两箱珠宝，做出一番公事公办毫无徇私的姿态，但接下来的事实却证明，孙殿英手中仍有大量的珠宝赃物。据孙殿英身边的参谋长文强回忆，孙殿英曾不无得意地对他说：“乾隆墓中陪葬的珠宝不少，最宝贵的是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上面有108颗珠子，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的，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的两颗朱红的，在天津与雨农(戴笠)见面时，送给他做了见面礼。还有一柄九龙宝剑，有九条金龙嵌在剑背上，还嵌有宝石，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蒋介石)和何部长(何应钦)了……”孙殿英还说：“慈禧太后墓被崩开后，墓室不及乾隆墓大，但随葬的东西就多得记不清楚了。从头到脚一身穿挂都是宝石。翡翠西瓜托雨农代我赠宋子文院长，口里含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就是一个圆球，我把夜明珠托雨农代我赠给蒋夫人(宋美龄)。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宝物，引起了孔祥熙部长夫妇的眼红。接到雨农电话后，我选了两串朝靴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
    但是，不管那些被盗的珍宝或被用来行贿，或被变卖，或被毁坏，或被走私海外，至今均下落不明。1928年《中央日报》上的一则新闻，让我们从中或许可以窥见东陵珍宝的悲惨命运：天津海关一次查获古玩珍宝35箱，经查明，此物是北平吉贞宦古玩铺长张月岩托运出口运往法国的……当时这方面的报道还有很多。    由于绝大多数珍宝不知去向，经人们的口耳相传，它们都被笼上了神秘色彩。有人估计，1928年东陵被盗走了价值过亿的稀世珍宝。

凌云志

  二次盗案
    1928年7月，国民党第12军军长孙殿英以其无赖妄为、唯利是图的本性，冒天下之大不韪，以 “剿匪”为名盗掘了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世人称之为 “东陵第一盗案”。事隔17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东陵的守护和管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真空”，鬼子走了，伪警察散了，虽然共产党在这里建立了人民政权，由于内战烽火迭起，八路军作战频繁，当时辖东陵的冀东军区15军分区抽不出军队来守护陵寝，只好组织附近村庄的民兵配合区小队来看管，加之当时没有有效的护陵机制，无形中成为盗陵者作案的最佳时机。于是一小撮坏人打着 “打倒封建地主的头子皇帝”的旗号，明目张胆地开始盗窃陵寝。由于多种原因，清东陵第二次被盗案一直披着神秘的面纱。
  二次盗者
    日本人败走后，藏匿在陵寝周边的土匪头子王绍义突然变得 “机灵”起来，星夜访“挚友”杨芝草。“你听说了吧，陵上和马兰峪街上的日本人、满洲队和警察都走了，陵里的事没人管，何不趁此机会捞一把？等着八路军都安排好了，自然就不好办了。”
    杨芝草，盗陵主犯之一，王绍义的得力干将，两人穿一条裤子都嫌肥，人称“小诸葛”。年岁不大，坏事没少干，年轻时曾挨土匪绑票，后来投靠日本人当伪警察，觉得油水不大，回家种地，因此被吸收到民兵队伍里来，从盗挖定陵开始，他一个陵也没拉下，得了多少宝物，只有他自己清楚。
    穆树轩，50多岁，祖辈守陵人，同土匪头子“四海红”沾亲带故，长大成人后成为“四海红”的左膀右臂，跟着干了些绑票、打劫、聚赌、嫖女人的勾当。后来这支土匪队伍被八路军打散后，他才回到家里，以砍陵上的树木、拆陵上的房屋为生。因为是个人尖子、土光棍，又当上了副村长，他上头也顶，下头也压，是个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坏家伙。
    围绕着东陵的几十个村庄，多是为了侍奉陵寝而建的，住的都是些清代守陵人的后裔，因而对每座陵的情况十分熟悉。当年孙殿英盗陵抓的向导其后代大有人在，这次盗陵当然也离不开他们。盗陵主犯关会增便是其中之一。关家祖辈是修陵的，又是建地宫的名匠，知道定陵的底细，自然与王绍义一拍即合，最后也按股分成。
    狡猾的王绍义知道仅凭他们这几个人力量单薄，也成不了气候，得圈套几个干部加入才稳当。他用几颗猫眼石把当时区公所公安助理、分区长赵国正拉下水。赵国正，自幼游手好闲，不务正业，1931年日本人占领东陵后，他带着哥哥逃荒到新立村。1938年新立村建立共产党基层组织，苦大仇深的他被发展入党。赵聪明伶俐，工作积极，得以重用，但财迷心窍的他经不起巨额利益的诱惑又成了盗陵主犯之一。另外，还有区助理赵子新、民兵小队长贾正国等“能人”。

凌云志

第一目标

    他们作案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咸丰皇帝奕 的陵寝定陵。

    1945年9月23日这天正逢集日，守陵的班长轮到新立村的张小秃。经过精心策划，王绍义把盗陵队伍分成两拨，一拨在陵西用雷管炸药打石头以掩人耳目，另一拨盗陵。这次所盗的珍贵之物，全归头目所得，剩下的珍珠玛瑙、翡翠等小东西，给参加盗陵的20多个村民每人抓上一把了事。定陵被盗后的又一个日落西山、百鸟入林的清秋之夜，王绍义与赵子新、刘恩、杨芝草、赵国正等人聚在一起，将慈安太后的陵寝盗掘一空。

    王绍义他们盗陵的事很快被上面发觉，为了寻找黑后台，狡诈的王绍义瞄住了张尽忠。张尽忠身为15军分区敌工情报队队长，曾在汤泉金矿当过护矿警察，后投奔八路军，长期活动在马兰峪和陵圈之内。由于他胆大包天，生死不惧，经常只身出入敌人心脏，被人传为神出鬼没的“张大胆”。可就是这个有点声望的人，在王绍义带来的珍宝金头九连环（一两八钱多）、白玉镯、翠板指、白珍珠面前（皆为盗定陵、慈安陵所得）束手就擒，成为东陵第二盗案的又一组织者和策划者。同时下水的还有小麻子张森，他从小卖烧饼、麻花，又跳过大神，参军后被六区队长曹致福看上，留在身边跟张尽忠一起搞敌工。他能说会道，会耍小聪明，绰号“小神仙”，也是个不好侍弄的人物。

  盗陵经过

    张尽忠不愧为情报队队长，提出一系列蛊惑人心的口号，把盗陵冠以“斗争皇上大地主”、“帮助群众度过饥荒”之名，以迷惑群众，还合计定了些“黑话”以防万一。管盗陵叫“挖金”，调集民兵叫“集训”，晴天称“天高”，黑天称“明路”，动手叫“立拖”。同时广泛动员陵寝地宫的知情者、会玩雷管炸药的能人加入。这群匪徒、社会渣滓还软硬兼施地拉拢了八路军队伍中的一名干部——介儒区长

（专案组侦查时，介儒首先向组织交代自己只跟着盗过惠陵的罪行，争取了宽大处理）。就这样，在张尽忠等人的精心策划下，利用陵寝周围刚刚解放、人们心里没底这一时机，加以蛊惑人心的口号，把盗陵的罪行“合理合法化”，使不明真相的群众和一些流氓无产者纷纷加入这种 “挖金”的行列。

    且看王绍义是怎样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的。“乡亲们，共产党早就说了，一定要打倒大地主和封建剥削。过去的皇帝就是头号的大地主，是几千年来骑在人们头上拉屎撒尿的大坏蛋，虽说他们人死了，可他们搜刮的财宝不计其数啊！有的还带进棺材里去了。现在我们就要挖他们的坟，分他们的财，叫他们在阴间也过得不舒坦。”

    一切准备就绪，王绍义、张尽忠等决定对几座大的陵统一行动，剩下的陵则让大伙儿随便挖。首先向同治帝夫妇合葬的惠陵开炮。王绍义作战前总动员，他非但宣传到位，防范手段也很严密，“岗哨啊，东边放到侯家山，西边放到新立去，北面放到塔山上，南面放到新城去。圈里头一个生人也不让进来。啥时候撤，听上级命令。”

    王绍义在前边训着话，张尽忠在后面已经布置好战斗准备，见人群散了，皇城下就响起了“轰隆隆”的爆炸声，相伴的是锹镐的撞击声和嘈杂的人语声，硬是把这对沉睡了五六十年的小夫妻“搅醒”了。

    第一道石门被手榴弹炸了三次，旁边炸开个能钻进人的小洞，第二道第三道石门被王绍义撬动 “白来石”而推开。张尽忠道：“所有人一律站门外去，我挑几个进去。谁乱动就打死谁。旁边站着的把手电往里照。”张尽忠指挥王绍义、赵国正、杨芝草、张森等人，先撬同治爷的棺材，自己则站在娘娘的棺材上面，一手持枪，一手打手电，全神贯注地监视着……人们看见皇帝的龙袍在闪光，认为人体坏不了。当王绍义手一伸，里面只剩一床骨头，因同治帝筋肉腐烂，满身带着刺鼻的腥臭，一抓犹如泥屎，十分令人作呕。尽管这样，为了珠宝，十几只手在臭气冲天的泥骨里乱搅，直到搜罗干净为止。

    打开皇后的棺材，光亮下人们全发呆了：这娘娘像个活人，面如荷花而温馨地闭目养神呢！王茂（王绍义长子）“哎呀”一声吓昏过去。张尽忠见几个人目瞪口呆的，大声吼道：“他妈的，都愣着干啥？还不快动手搜罗东西！”大家这才动作起来，有的扯衣服上的珍珠，有的取身旁的宝物，有的摘头上的凤冠霞帔，有的取簪环首饰……

凌云志

     黑手伸来
    1945年12月22日，月黑风高，伸手难见五指。昌瑞山下震耳欲聋，刀枪闪亮的一场新战斗冲着康熙皇帝的景陵打响，300多双罪恶的手伸向景陵地宫，对康熙皇帝拖骨暴尸。经过三昼夜的“激战”，终于拿下了景陵地宫这个“碉堡”，搜出了珍宝几大口袋。王绍义洋洋得意地说：“我们所挖的几座陵，就数这景陵的宝物多，不次于慈禧、乾隆的陵啊！”张尽忠也乐不可支：“好东西比孙殿英得的还多呀！”
    王绍义一伙本来就是土匪、无赖、盗墓贼，干将们贪婪成性，打的招牌是“救济贫民”、“按股分配”，却又导演出一幕又一幕分赃大火拼的丑剧。张尽忠心狠手辣，坚持在孝东陵分定陵和景陵的宝物，这里距他家近，一旦打起来也有退身之地。面对众多的珍宝，众人你拿我抢地乱成一锅粥，最后以比枪法打孝东陵殿檐上的人兽定输赢分宝物。另外张尽忠和王绍义还设下圈套，事先安排好人，听见枪响就冒充军分区敌工部的人来敲门过问，又由他张队长出面应付过去，最后自然得宝最多的是王绍义和张尽忠。
    好事不出庄，坏事乱嚷嚷。“要发财去盗墓，一夜成为暴发户”，这股邪风迅速蔓延到陵区的四周邻舍。平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见状，纷纷走上这盗陵生财之道。
    八区的赵子新带领10多名区小队队员和民兵一夜间把景陵妃园陵寝一座贵妃陵盗了。
    关会增、贾正国一起挖掘了康熙的双妃陵。
    穆树轩同贾井满把裕陵园寝里的香妃墓掘了。
    王绍义父子又钻进裕陵园寝连盗两座妃子墓……
    整个清东陵14座陵寝，157人的墓几乎无一幸免。
  老蒋密令
    王绍义一伙“挖金人”的一举一动很快被北平国民党特务侦知，时任军统局北平办事处军统北方五大干将之一的马汉三立即密报重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根据蒋介石的密令，马汉三迅速指使手下特务郑恩普、张树庭全力调查此事，并做了周密部署：一、抽调人员，四路设卡，安排部分特工守在珠宝店里，捉拿来北平销赃的盗陵犯，没收其全部珠宝，人员关押审讯；二、派出专人，缉拿主犯张尽忠，企图把盗陵的幕后指挥者这一罪名往共产党头上戴；三、要展开宣传攻势，召开新闻记者会，大造中共盗窃清东陵的舆论，使之在政治上站不稳脚。
    在其主子唆使下，特务张树庭几进东陵，收集盗陵的情报，军统头目郑恩普调集城内的侦缉队堵住四门八巷，缉拿马兰峪的人关押审讯，先后抓捕70余人，收缴了800多件珍稀之宝（部分被马汉三等贪污，还有部分马汉三送给戴笠，仅存小部分追缴转送故宫博物院）。为了邀功，张树庭混水摸鱼，竭尽其能挑拨事端破坏国共谈判，致使有些报纸上发表了“曹致福（冀东军区司令员）与张尽忠将清东陵掘了”的新闻，终于导致了1946年1月10日至30日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会议上蒋介石责问周恩来的闹剧。
  大结局
    尽管国民党特务捏造事实栽赃陷害，但事实是不容篡改的。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蓟遵兴联合县专案组也随之介入，掀起了揭发检举的热潮，追查盗陵犯的工作很快呈现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态势。经过一年多的揭发、追查、审讯、抓捕工作，东陵的盗掘者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穆树轩、贾正国、赵国正、李树卿、刘恩、刘继新等6名主犯武装拒捕，在1946年2月1日（农历大年三十）被枪决。
    八区介儒区长投案自首，区助理赵子新被缉拿归案后，受到法律严惩。
    区财粮助理仇治胜和民兵副队长贾井满潜逃了一阵子，后仇治胜在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吓死了。贾井满被判刑20年，释放后在“文革”中自杀了。杨芝草外逃下落不明。
    首犯王绍义、张尽忠畏罪潜逃。张尽忠潜往唐山唐家庄一个小煤矿，1946年6月27日被军统特务抓获，1948年2月28日病死于北平地方法院看守所。惯匪王绍义依仗手中有枪，且枪法又准，1946年初外逃。我公安人员行程万余里，历经三个县和上百个村庄，连续缉捕五年之久，最后终于在八仙桌子山上将其抓获，1951年3月21日王绍义被枪决。
  珍宝迷踪
    专案组侦办此案时，考虑到参与盗陵的人数众多，无法计数的被盗珍宝仍藏匿在参与者手中。据云光的回忆文章所载，盗墓分子上交的物品包括：黄金重达五斤十四两(老秤，十六两一斤)，其中有金戒指、已断开的小金塔等等。还有大小不等的点翠头饰、鼻烟壶、翡翠、玛瑙、玉石等等，共有大半脸盆。珍珠有一茶盘。此外还有其他单位收缴的各样珍宝，尺长白布袋装有半袋子。 但另一方面，对清东陵盗墓案的审理“首恶必抓，胁从不咎”的政策，也让不少盗墓分子钻了空子，只交出少量赃物即蒙混过关。一个名叫张森的盗墓分子就是这样。 在枪毙盗陵主犯时，张森就是陪绑的骨干盗陵分子之一。行刑的枪声都没能抵住他的贪婪。他交出了部分赃物后被放回家。不久，他就拿着更多的藏匿珍宝到北平销售，在那里被军统抓住，再一次险些被枪毙。而这之后他竟然又开始为军统效力，抓住张尽忠就来源于他提供的情报。 几次在枪口下偷生的张森仍然贼性不改，1949年，他又纠集了一批人潜入清东陵“扫仓”，造成了对清东陵的又一次破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张森才被严惩。 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大量的被盗珍宝没能及时追回，不知所踪。即便是被追回的珍宝，其最终下落也仍然是谜。
    在云光的回忆中，记叙了一只从康熙景陵中盗取的九龙玉杯的寻回过程。这只九龙玉杯在民间传说中就是价值连城的宝物，还有一个由它演绎出来的《杨香武三盗九龙杯》的故事。 这只九龙玉杯落到了一个叫田大化的盗墓分子手中。他也是此次盗陵的主犯之一，盗陵事发之后，田大化携杯潜逃。 为追回九龙玉杯，专案组给他的家人留话，只要他交回宝物，也可以对他既往不咎。这之后，云光有意让村干部多在田家派饭。几天之后，田大化终于交回了九龙玉杯。除此之外，他还上交了一块鸡血石镇纸。专案组也真的兑现了诺言，对田大化没有再追究。 云光这样描述这件稀世珍宝：九龙玉杯为白玉质，长方形，高3厘米，宽4厘米，长6厘米，有盖。四角各有二龙戏珠，把手为一条龙，合计共九条龙。用料白玉细腻无瑕，半透明，所雕云龙工艺精巧，活灵活现。 而这竟成了此次清东陵盗案中惟一一件有详细记录的珍宝。 新中国成立后，云光曾多次到故宫和历史博物馆寻访九龙玉杯，但均未再见。 此次清东陵大盗案，两个最主要盗陵分子张尽忠和王绍义分得的赃物最多。高学仁在他的回忆里记录，1951年王绍义被捕后供称，此次盗陵他共分得各种珍宝一百多件，多数都在逃亡过程中卖掉了。 另据曾经参加抓捕审讯盗墓首犯张尽忠的军统特务张树廷交代，在张尽忠的住处共搜出了十几件宝贝，其中一条金龙有一尺多长，拿在手里全身会动，像活的一样。这些宝物被军统收走。后来张尽忠在狱中还供述，他在清东陵某处埋着一坛子宝贝，其中还有一只九龙玉杯。但这是否属实已经无法查证。 张树廷还供称，军统在北平等地收缴的800多件宝物，后来被军统平津办事处处长马汉三及其同伙贪污了一部分。马汉三后来被郑恩普举报，被军统处死。这批珍宝同样最终下落不明。 这部分能够被提及的珍宝，其实只是清东陵失窃宝物非常少的一部分。据说当年孙殿英盗裕陵和慈禧陵两座陵寝，就窃得了十三大车奇珍异宝。而1945年的这次盗陵，被盗的陵寝达11座！第二次东陵大盗案参与人数多达千人，虽然主要珍宝被几个主犯瓜分，但凡是参与盗陵的人员都不会空手而还，即便是人均分得一两件，总数也相当惊人。而这种坐地分赃的盗陵，让众多珍宝的下落根本无据可查。 1952年，清东陵成立了文物保管处，国家开始将清东陵纳入了一级文物保护区范围。 在上世纪70年代，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对裕陵地宫进行整理的过程中，发掘出一批文物，现陈列在展览馆中。这些在孙殿英盗墓过程中被遗漏的珍宝，至今仍散发着璀璨光芒。看到这些，让人不禁痛心发问：究竟有多少珍宝被盗墓分子掳掠而去？ 李寅说，半个多世纪以来，清东陵文物管理处一直在进行着文物征集工作，但是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