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罗思义：为何毛泽东思想对世界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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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庐山会议毛主席即维护刘邓周也暗保彭德怀

　　“庐山会议，今天的人特别是反毛的长吁短叹，说彭德怀讲了真话，毛主席要报岸英死之仇整了彭德怀，好象多有逻辑。然果真如此么，非也非也。你想想，庐山会议，还是毛主席一方面要批评纠正刘邓的‘浮夸风’、‘共产风’，但底线还是要维护他们。本来会议都开完了，你姓彭的上山来玩玩可以么，你却又死活来纠缠，难道硬要逼我刘邓下台不成，这个才是庐山会议的真环节。彭本来就树敌太多，又无真的朋友，除毛主席谁都惧他几分，林彪更想整倒他，这样的情境下，毛主席就是明知道真理在你老彭手里，但为了维护党的统一，也只好委曲德怀同志了。况且你彭德怀刚从苏联东欧回来，对主席的心里也确实烙上赫鲁晓夫等的印迹，又阴差阳错几个人在一起乱‘议论’，又正好被罗长子碰上了，真是偶然之中加必然。”(引自流波《修复崩裂意识 扬我复我中华》)

　　王光美关于庐山会议访谈说：“庐山会议中间发生180度的转变，实在很遗憾。我认为有很多因素。彭总的有些话确实说得不够妥当，例如说当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会议骂了他40天的娘，中国的严重问题也许要苏联红军帮助解决。正好这时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汇集了苏联领导人指责我们党的材料，所用的语言同彭总的说法相像。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说：‘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庐山会议前苏联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设备。联想到彭总在会前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几个国家，受到隆重欢迎等等情况，就认为他有国际背景，‘为民请命’。在庐山会议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也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虽然少奇同志认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少奇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这期间多次开批判彭老总的会，紧张极了，会上的发言说什么的都有。这时有些人的发言，对‘大跃进’全面肯定，连缺点也不提了。柯庆施等把办不办农村公共食堂也说成是‘路线斗争’。庐山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 、周总理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都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摘自《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王光美的这节话透视了当时的若干真相：

　　▲李锐说庐山会议是毛主席与彭德怀互相操娘是极其恶毒的造谣，真实是说在延安的华北会议上一些同志对德怀提出批评意见，而庐山会议也是德怀向一线同志提出批评意见，而毛主席其实是个评判者;

　　▲彭德怀刚从苏东回来，庐山会议本来进入了尾声，德怀上得会来立马纠住一线问题不放，虽然有几个附和，但刘、周、邓和省委书记那个不是一线?“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这应当是当时一线大多数人的担忧和看法，而苏联大使的情报来了也决不是偶然，是一线开始反击了;

　　▲“在庐山会议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也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虽然少奇同志认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这节话当然是王光美后来站在了“定性庐山会议是毛主席带头要整倒彭德怀”这样的前提下为自己丈夫推卸责任和美言，实际是毛主席支持了自己培养的刘邓一线，并且也没有对彭进行批判;

　　▲这节话也证实了彭总与一线激烈的争吵——甚至于骂娘，而刘、周、邓等是一线的中央负责人，所以当人多势众的一线甚至于有人要对彭动手时被少奇制止，这是合符当时情景的;

　　▲还有个重要的事实是毛主席基本不参加他们的争吵，并且王光美赞赏丈夫“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这一点也应当是指毛主席更合适，因为当时的少奇正在被德怀逼到墙角，要追究一线所犯错误责任，好在一是人多势众，二是有主席最终“护犊”，这才是事实。

　　至此，大家明白了今天说“庐山会议是毛主席要整彭德怀”的谎言完全是在那个特殊背景下李锐等反毛小丑一手炮制的上个世纪最大的谰言之一，是对人类最伟大的人民领袖的栽赃、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的最大玷污、是对共和国史的最大谣言。

　　五、文化大革命前期毛主席还在痴心挽救

　　从历史来看，毛主席对刘邓倾注了太多心血，一个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开始培养，一个从红色摇篮多多关注，一步步精心呵护成共和国前期的中央一线，直到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前期刘邓因派工作组压制群众，开始有人贴刘邓大字报，林彪等指责刘邓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时的毛主席还是维护态度：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等等。但从抗美援朝沉溺下去终于起势的林彪势力已经不可能再容忍刘邓的再次走势了;更关键是刘邓确实是典型的新民主主义者，始终跨不进社会主义的门槛，是当时将被逐步认识到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刚土改到文革，内心始终不忘“单干”，以至于后来小平上来终于实现了他几十年来的理想——经济从农村单干开始到国家各层面的私营化。所以毛主席最后不得不舍弃刘邓，刘少奇因压力过大生病而亡;毛主席最后还是力排众议保护了邓的党籍使得小同志能屈能伸在江西悠闲十多年后咸鱼翻身。

　　六、最艰苦卓绝最壮丽辉煌最可歌可泣的时代不容玷污

　　本来，无论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建设史，都是人类历史上最艰苦卓绝和最值得可歌可泣的人类史无前例的壮丽诗篇，无论是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凝聚着亿万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里程;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有这样那样的失误、偏差，也是前进中的坎坷，探索社会主义的曲折，没来由没理由去贬损、歪曲甚至于否定;然小同志上来后看不到这样的大道，被心中的狭隘私愤迷住了眼睛，反弹琵琶、倒打一耙以冤报德于主席，三十年来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冤案：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大跃进饿死几千万、文化大革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这一切使西方本来就要反华反共的政治势惊诧之余为之欢欣鼓舞，被国内外一切仇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敌人所梦寐以求;相反，却让全世界亿万热爱毛主席的人民痛心疾首，让中国和全世界要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民所迷惘无奈，使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终于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土崩瓦解了;再相反，在小平同志如同蒋当年“攘外必先安内”的“韬光养晦”政策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从此横行猖獗三十来年，而中国大陆近三十年每年近10%的GDP增长却浠里糊涂大多为化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做了贡献;美国等在张口吞噬着中华的财富的同时，也从政治理念、军事态势上又重新形成了对中国大陆的新包围......退一步说，对毛主席、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贬损、歪曲假设真的成立，那直接的责任不就得要由你刘邓一线自己来兜着吗?假设大跃进真的饿死几千万，那你刘邓的罪孽岂不更加深重如渊、永世不得翻身了么?!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搬得越高砸得越重了。

　　2012年1月11日

共和国同龄人

原标题：英国人罗思义：为何毛泽东思想对世界不可或缺？）

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一个无人能及的重要角色，一个外国人试图从中国人的角度对他的遗产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是不可能也不合时宜的。但毛泽东的不朽名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仅对中国有独特的意义，而且一经问世就立即引起全世界的共鸣。因此，在毛主席逝世四十周年之际，我将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分析他的国际影响力，仅以此文纪念这位世纪伟人。当然，因为我不是中国人，即使我用尽洪荒之力，我的分析也会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错误。但不管怎样，希望大家会对此感兴趣！

中国的西方敌人对毛泽东的荒谬攻击

我作为一个西方人写纪念毛泽东文章的第二个原因，是出于一种责任。毛泽东对中国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事实显示，其成就的总体影响亦是如此正面，西方的中国敌人知道，他们要试图削弱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就必须系统性地捏造对毛泽东的评价。一些西方作家领到的一项肮脏任务就是颠倒黑白，即歪曲事实。

比如，西方刻意推销的《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一书作者冯克（Frank Dikotter）就据此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人间地狱”。事实是，与共产党无瓜葛的严谨学者、或者机构如世界银行指出，毛泽东时代创造了人类史上主要国家中最快的预期寿命增速。

英国人罗思义：为何毛泽东思想对世界不可或缺？

这一事实特别重要，因为长寿是人类的普遍愿望，平均预期寿命是众所周知的衡量人类福祉的最佳指标，它概括了收入增加、良好的医疗保障、环保等所有正面趋势，也包括贫困或污染等负面因素的综合影响。

拙著《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现实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因此，此处不再赘述。但笔者有必要在此作出补充说明，本人是邓小平经济政策而非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政策的坚定支持者：

“尽管如此，如果不了解1949年至1978年改革之前所取得巨大的社会成就，我们仍可能会被误导。事实上，这些成就也是人类历史上由一个大国在类似时期内所取得的最伟大的社会进步——改善数量众多且占世界人口很大比例的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条件，这是以往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做到的。

预期寿命大幅提高的这段时期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同时，人们也开始针对中国历史的发展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并清楚地证明 历史虚无主义 的虚假性……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毛泽东去世（1976 年）的这27年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增加了31岁，也就是说每年增加超过1岁。

相比之下，在印度取得独立27年后，印度人的预期寿命只增加了19岁。因此，中国这一时期的发展成就非但不是负面的，而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成就之一。”

共和国同龄人

与随意篡改历史的那些人不同，邓小平与他的家人在文革期间受到严重迫害，但他对毛泽东的评价非常客观，他也坚决反对断章取义、以偏概全，而是着眼于这段时期的整体发展轨迹——证明中国取得了巨大进步。当然，我们需要明确指出，1978 年后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极其优越，但我们不应低估改革前所取得的惊人社会成就。习近平对中国 1949 年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成就作出了准确的评价：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正如我在《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指出：

“外国人由此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毛泽东得到中国人民广泛支持的原因——抛开诸如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等成就，而只是从预期寿命这一事实来考虑。如果有人能够让你多活31年，那么毫无疑问，他值得人们尊敬！”

总之，试图诋毁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整体记录，不过是西方拙劣的反华宣传谎言之一，即试图歪曲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成就。

中国获得民族独立，终结了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被外国列强践踏的历史，这样的最佳评语，来自于一个中国人而非外国人。但笔者永远记得一个意料不到的评价——一个国民党成员，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结束外国对中国干涉的肯定：“没有谁能夺走这份属于他们的荣耀！”

历史与现代阶级力量的现实划分

相当荒谬的是，试图诋毁毛泽东作用的西方人，并没有见过毛泽东本人。毛泽东在正式场合会见了许多国家元首。因此，那些在非正式场合获毛泽东接见过的人对毛泽东的评价，才可能最具价值。事实上，他们有机会见到毛泽东本人，意味着他们是曾参与中国非常重要事务的人物，或者他们具有独特的历史敏锐度，或者被毛泽东本人视为非常重要的人。

共和国同龄人

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至关重要角色的亨利 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对毛泽东很感兴趣，是人所共知的。美国伟大的黑人领袖迪布瓦（W.E. duBois）是在美国反华达到高峰时到中国与毛泽东会面。拉美历史上最具影响力、深受拉美人喜爱的人物切 格瓦拉（Che Guevara），于上世纪60年代与毛泽东就民族资产阶级和拉美的其他政策问题进行探讨时指出：“我们一向崇拜毛主席的军事战术。”

但如果把毛泽东仅视为一个其思想与当前无关，或者仅与中国有关的历史人物，那就大错特错了。毛泽东思想当然仍然是中国官方学说的理论基础。但稍加思索就会明白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之外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毛泽东领导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让他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而中国在世界史上拥有前所未有的历史地位，与其人口规模的大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按照全球标准，苏维埃俄国1917年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和发达经济体。列宁对发展中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情况作了非常重要的总体分析，但作为苏维埃俄国的主要缔造者，他必然更加侧重于相对发达的国家——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毛泽东是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并成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领导人。自然地，毛泽东思想的许多特征完全适用于特定的中国，但正如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提醒我们，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83%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因此，除了中国特色外，毛泽东是成功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在占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位领导人。这自然会使得他的理念符合中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最大利益。

共和国同龄人

毛泽东思想在拉美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与众不同，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提条件。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理念是在中国当时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的情况下提出的。

这一理念也成功运用在了其他国家，比如社会结构与中国类似的越南或者成功推翻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所谓罗得西亚（津巴布韦的旧称）。但正如下文的分析所示，“ 农村包围城市 应用于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城市的拉美国家”的说法，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

但就发展中国家社会力量的基础分析而言，毛泽东绝对是对此提出具体阐述的第一人。毛在其所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第一句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关键：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此文是毛泽东于1925年写成，与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前所写的另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相互呼应：“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毛接着分析道：“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

下文将对这种分析方法的一般意义与其在发展中国家之外的适用性，进行论述。但社会力量分析，仍然对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

我有幸与拉美左翼人物，比如查韦斯进行过政策讨论。我当时指出，拉美应向中国学习——当然，我并非指全盘照搬中国的政策，而是应学习毛泽东所运用的分析方法和借鉴中国1978年后的经济改革。

正如拙文《世行数据中隐藏着一个秘密》分析所示，借鉴中国最多的那些国家比如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不仅成功赢得了了爱国斗争，而且也成为了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

拉美左翼最近一直忙于搞社会运动。但自查韦斯逝世后，拉美的许多（并非所有）势力频频犯错，因为他们没有充分借鉴中国，也即是说他们没有充分学习毛泽东的分析方法，也没有充分借鉴中国1978年后的经济改革。

拉美犯的许多错误要么是由于左倾错误，在爱国斗争中不寻求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要么是由于右倾错误，把民族资产阶级视为领导社会运动的最有力的力量。

不得不提的是，上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位人物——毛泽东和切 格瓦拉进行交流时，关注的重点是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力量和阶级的作用——同样的问题在毛泽东1925年所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提到过了。

共和国同龄人

我在与拉美的爱国力量交流时更加强化了我的这一结论——当然，当前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会不同于1926-1976年所面对的具体情况，但毛泽东所概述的社会力量分析方法，仍然会是发展中国家战略分析的基础。

共和国同龄人

毛泽东思想与经济学问题直接相关

虽然毛泽东是在发展中国家世界里，演绎出一套策略理论的第一位伟大人物，但如果认为毛泽东思想仅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那么就是一个错误。我将从我自己的专业（中西经济学研究）角度，运用看似与毛泽东思想无关的经济学和统计学，举例说明毛泽东思想不一定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我也希望通过这些方法，举例说明研究毛泽东思想与研究中西当代经济学问题直接相关。

有必要说一下，在我研究马克思之前，我求学时的主要关注领域是欧洲和德国古典哲学。这对我后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非常有用，因为马克思是从研究和批判黑格尔所代表的传统哲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他自己的理论的。因此数十年前我第一次阅读毛泽东作品时，特别关注他的主要哲学作品《实践论》和《矛盾论》。

《矛盾论》是从引用列宁所著的《黑格尔“哲学史讲义”一书摘要》笔记，以及列宁的名言开始的。但因为我已知道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列宁对此的述评，所以我一眼就发现毛泽东的重要作品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的。

“主要矛盾”理念并不是在黑格尔、马克思或者列宁理念基础上形成。当然，这也有一个对应的哲学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确定主要矛盾有助于确定“朋友”和“敌人”之间的界限，因此分析社会势力问题，是反对谁和与谁结盟或者有可能反对他们——毛泽东的分析方法适用于1949年之前，也适用于1949年之后。

共和国同龄人

毛泽东指出，要确定主要矛盾，就有必要研究各种形势和特点：“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

这一点也是由列宁在其1917年1月所著的《统计学与社会学》一文中明确提出的。这篇文章应该是所有经济学家必读书目，因为它可以带我们更贴近当前社会的主题：

“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 顽强的东西 ，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我们应当设法根据准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可以作为依据，可以用来同今天在某些国家中被恣意滥用的任何 空泛的 或 大致的 论断作对比。要使这成为真正的基础，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全部事实，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否则就必然会发生怀疑，而且是完全合理的怀疑，即怀疑那些事实是随意挑选出来的，怀疑可能是为了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而以“主观”臆造的东西来代替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

毛泽东与列宁的分析相吻合，正如列宁所说的，这些“卑鄙的勾当”可在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的许多文章中看到。他们不断通过选择一些传闻或者个例宣扬“中国的投资效率低下”等完全错误的说法——全部的数据显示，他们的说法与事实完全相反。毛泽东强调分析所有事实和矛盾的必要性，在这方面，列宁也是如此。

现在让我们继续分析毛是如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运用这种方法的。首先是确定主要矛盾，然后直接定义“谁是人民”：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对人民阵营作进一步区分时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

数值加权，一个数字就代表人民阵营不同势力的权重——左倾的错误是不团结“人民”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但工人阶级更重要，因此要让他们发挥主导作用，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相对小一点。意即“工人阶级是主导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领袖”。或者正如习近平所说：“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1］

因此，毛泽东在这些段落中进行了量化分析——他不仅分析了所有的力量，而且对他们间的不同权重进行了划分，而不是用个别的例子断章取义，隐瞒情况的真实特征。他的这种方法也适用于任何经济分析。

当然，这种分析也与毛泽东所指的“四人帮 和其他歪曲马克思的左派夸大分析完全相反。当然，邓小平也分析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如文革等，他强调道：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唯物主义。如果我们不能从事实中寻求真理，我们所有的会议将只不过是空谈，我们永远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 实事求是 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2］

共和国同龄人

他是中国的特殊作品

不是所有的外国人都有机会访问延安，特别是毛泽东曾题字的延安中央党校。幸运的是，我做到了，我今年曾与人大重阳的同事一道到访了延安。

确切地说，中国人民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善影响了中国。但全世界都可以阅读毛泽东的作品。所以，我试着用外国人的视角分析他们对现代现实不可或缺，以及毛泽东的分析方法适用于全世界的原因。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独有的产物。但通过分析其在当代爱国主义斗争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进步，或者分析它正确的经济学统计方法，而不是从新自由主义者口中出现的荒谬传闻，我希望解释为何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扩展至中国之外，以及其与当代问题具有直接相关性的原因。

这不会改变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这一事实。只有中国人能够充分了解他的遗产和他的思想。作为外国人，只了解他的部分精髓思想，但已经相当于收获了一份大礼。

毛泽东是中国的一个特殊作品——他的遗产是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成就和他的分析方法也是中国对全人类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见习近平2014年所著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实干才能梦想成真》；

［2］ 见邓小平1978年9月16日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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