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青，一个特殊的名称和符号 ——知青运动50周年历史的一点探索（五） 作者：湖南知青
4、文革中“知青运动”与文革性质的区别 有观点认为，“知青下乡就是个历史悲剧”，是“迫害”。法国作者潘鸣啸也认为，“知青运动”是为“降伏红卫兵，恢复社会秩序，重新稳定局面”。我们知道，红卫兵主要是1966年至1968年的“老三届”学生。他们大多集中在1969年上山下乡，人数达到空前的267.38万。在十二年的1700万“知青运动”中，“老三届”知青人数不到全部知青的四分之一，所以，他们不是“知青运动”的全部，不能用“老三届”的知青上山下乡来代替整个十二年的“知青运动”，不能以偏慨全。用“降伏”这个词是不准确的，因为红卫兵最听毛主席的话的，毛主席的号召就是他们前进的方向。号召他们接受再教育，是为了让他们补上走工农相结合这一课，更好的培养锻炼他们。 我们知道，毛泽东提倡青年人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思想是一以惯之的，不是因为要降伏红卫兵才产生的。 早在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就提到：“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讲到了文艺工作者和青年人同工农相结合的问题，并解剖了自己同工农相结合后感情起变化的心历过程和体会：“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延安不久，毛泽东就叫他脱去苏联军装，把他送到农民当中去了。而这之前，毛岸英是苏联军事学院毕业，参加过苏联对德国的卫国战争，受到过斯大林嘉奖的军人，而毛泽东认为他还要补中国农村、中国农民这一课，毛泽东带头让自己的儿子毛岸英实践了青年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的生日家宴，大女儿李敏来祝寿，毛泽东硬是不让她参加。对前来参加生日宴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陶铸曾志夫妇、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及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等人，毛泽东提高嗓门说：“今天李敏回来了。我问，你回来干什么？李敏说：给您祝生日，我说：你没资格。因为你不下乡！”，“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基层生活。官作大了，骄娇之气。拒绝到农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适哟，不出修正主义才见鬼！” 1968年7、8月间，毛泽东发表一系列指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并再次让自己的女儿李讷到江西中办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提倡和号召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毛泽东一辈子都始终坚持的思想和原则，并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从自己儿女做起的。不是临时起意的权宜之计，更不是什么“降伏”和“迫害”。难道毛泽东要儿女去农村是“迫害”他们吗？众所周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是所有国家领导人共同一致的治国策略。改革开放前实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还是为了减轻城镇就业和支援农业经济。 历史事实说明，文革中的“知青运动”与文革不是同一性质的事情，解决城镇就业压力，支援农业，屯垦戊边，不是什么极左的产物。恰恰相反，文革对经济和社会的冲击和影响，正需要大规模的“知青运动”来善后、来稳定。“知青运动”有利于减少文革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利于文革的早日结束。“知青运动”对消除文革带来的就业压力、对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冲击，功不可没！知青的激情和青春的奉献对历史的贡献功不可没！ 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文革中的“知青运动”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大多是自愿申请报名的、积极的、为支援农业开垦边疆和自力更生就业目的的，强调的是自愿的原则。他们上山下乡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的理想，国家的计划安排也是周到的。后者却是组织动员的，包括了积极自愿的、不积极和被迫的。除经济、国防原因外，更赋予了进行再教育为目的的政治任务。 可以说，文革中的“知青运动”，是一个消除文革对社会巨大冲击的善后缓冲垫，是一个包涵了经济、政治、国防安全因素的、为培养锻炼知识青年而轰动世界的一场社会运动大实践，是一个不经意的人类历史创举。尽管1954年苏联曾有过共青团青年去开垦西伯利亚的荒地，但它的经济行为根本不能与中国文革中的“知青运动”相提并论。 如果说，文革中的“知青运动”就是文革的产物，为什么1979年文革结束后地方政府还要阻绕知青要求回城的上访呢？为什么中央直到1980年才作出结束“知青运动”的决定呢？为什么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否定文革时没有同时否定文革中的“知青运动”呢？ （未完待续）
| 
发表于 2018-12-16 10:23:32
收藏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