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一个特殊的名称和符号（一）

湖南知青

知青，一个特殊的名称和符号

                      ——知青运动50周年历史的一点探索

作者：湖南知青

今年12月22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整整50周年。

五十年的今天，《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社论，在这篇社论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由此，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举世闻名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上山下乡高潮，“知青运动”由此拉开序幕，世界上一个特殊群体的专有名称——“知识青年”（以下简称“知青”），也由此诞生！

“知青”，虽是“知识青年”四个字的简称，但它却是专指城市中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因此，它具有了不同于以往普通的知识青年的一般含义，而是具有了独有的历史含义和意义。“知青运动”这一独一无二的历史现象，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知青”也就成为了一个专有的名词和符号！

回顾历史，“知青运动”整整过去了半个世纪，一代知青人都已到了退休年龄，有的还已去世，但围绕着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是否有必要？是否正确？它的性质和意义是什么？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较大的争议。有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是被彻底否定的，在文革中产生的知青上山下乡也是应被否定的。“知青运动”是要“降伏红卫兵”；它耽误了一代人的青春，耽误了国家的教育和科技发展；“是违背社会进步”；“无社会进步可言”。还有人说，一方面要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另一方面又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不同观点的尖锐对立最集中的反映到一点，就是广为人们所熟知的“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说“青春无悔”的基本上是知青人，说“青春有悔”的既有知青人，也有各种年龄的社会人士，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学者和专家。

今天，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知青上山下乡？怎样看待“知青运动”？怎样看待知青？就成为当下知青们始终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成为社会和历史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怎样看待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

1、文革中的“知青运动”是建国以来知青上山下乡的继续

纵观知青上山下乡的全部历史，使我们看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文革的特有产物，而是自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就一直进行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与新中国的国情和当时的国际形势紧密相联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穷二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有限的资源集中到了重工业和国防上，轻工业和服务业落后，各种生活物质供给严重不足，主要生活物质都要凭票供应，就业岗位严重不足。而粮食生产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急需大量的人力资源，广大边疆的土地需要开垦。当时国家经济的发展主要靠农业经济的积累，就如同改革初期靠“三来一补”和“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靠低端劳动密集型的人力资源生产进行国家的原始积累。同时，又由于工业不发达和实行计划经济，城镇就业长期供给不足，就业压力始终很大。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人口增长加快，更增加了就业的压力。

1954年，刘少奇就提出：从事农业是以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面，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周恩来、邓小平等也是坚决支持、并积极倡导的。

1955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随着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广大农村急需大批劳动力和有文化的记账员、会计员。同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的社论。同年12月，毛泽东在《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批语中明确地指示：“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从此，“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八个字，就成为指导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第一个著名口号。

同年在毛泽东的指示之前，北京一些知识青年主动联名向共青团北京市委递交“下乡垦荒”的申请书：“组织发起一个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疆去垦荒。8月16日《北京日报》等全文发表了这份申请书，消息见报短短几天，北京市自愿报名的青年就达587人，最后北京团市委挑选了60名知识青年，由当时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向青年志愿垦荒队讲话后，于9月4日抵达黑龙江萝北县凤翔镇的团结村，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垦荒点”——“北大荒”的北京庄，由此拉开了全国知识青年支边屯垦的序幕。之后，全国相继有10多个省市的团组织组织了50余批约37000多人的支边垦荒行动。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首次使用了“下乡上山”的提法：“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该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在党中央的号召和各地青年积极响应下，1956年全国有近20万城市青年志愿加入到了支边垦荒中来。

1957年，毛泽东在其一系列的文章和讲话中，开始强调青年学生参加农业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等问题。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刘少奇主持写成的《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提出“只能把绝大多数人安排去就农业，就农业也是就业”，而且将这个办法写进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当年，全国下乡的知识青年约15000人。

1958年5月，上海2万余名知青上山下乡到湖北和安徽，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

大跃进后，因城镇劳动力紧张原因，知青上山下乡一度中断。

    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成为当时一个重要内容。

    1960年8月15日、9月2日，《河北日报》、《人民日报》相继报道邢燕子立志回乡当农民的事迹。

    1961年，上海等省市知识青年支边到新疆、青海等地。

    1962年5月27日，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的要求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全国再次兴起，形成文革前上山下乡的一个小高潮。

    1963年，随着全国城乡社会教育运动的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内涵。周恩来总理作重要指示：动员城市青年学生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地编制15年安置计划。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当年就有32万知青上山下乡，其中到边疆和农场的约4400人。

    1965年2月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召开了文革前第一次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大型会议。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了与会同志，周恩来曾两次听取专门汇报，显示出党和国家对上山下乡问题的高度重视。这次会议认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上山下乡，是城乡劳动力安排的一个重要方面，应纳入下乡劳动的整体规划中。同时提出了1965年计划再安置54万余人上山下乡。从此，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

    1965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成为新型农民》的文章，指出：“它是推行党的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大事；它为我国知识青年开创了一条最广阔的革命化道路。”。当年有5500多知青到海南、山西、宁夏、内蒙和甘肃农场或插队。

    到文革前，上海共有9万余名知识青年赴新疆建设兵团，各地赴北大荒的知青共2000余人，文革前5年全国上山下乡知青129万。

    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上山下乡”这一用词正式成为全国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统一的用语。这一年，北京有4000人自愿到内蒙、北大荒。

    从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大众日报》的《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文章，到1964年12月董加耕、邢燕子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我国树立了如徐建春、吕根泽、邢燕子、董加耕、侯隽等一些典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代表人物。

    1968年全国有近200万知青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成为一种大规模的“知青运动”。仅仅一年多，全国就有467万知识青年奔向祖国的农村和边疆，比文化大革命前五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总和还多三倍。

    1977年中共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同时也指出：“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必须贯彻执行。”

1978年年底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认为，知青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还有待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广开就业门路。

    1979年上山下乡知青24万。  

    1980年9月，中央书记处原则同意，国务院知青领导工作小组下发《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明确提出不再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至此，实行了十二年的知青运动宣告结束。

（未完待续）

龙行天下

五十年道路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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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一个特殊的名称和符号
                      ——知青运动50周年历史的一点探索（二）
                                         作者：湖南知青
1980年9月，中央书记处原则同意，国务院知青领导工作小组下发《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明确提出不再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至此，实行了十二年的知青运动宣告结束。
    1981年11月，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历经20余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彻底告别历史。
从以上我们看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首先是为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支援农业生和发展农村经济，是为了新中国经济的原始积累，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所有国家领导人共同一致的思想，并不是文革的特有产物。
只要国家仍实行计划经济和单一的国有企业经济，不发展民营经济，不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就业就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我国农业经济仍然欠发达，城乡还存在巨大差别情况下，即使没有文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样会照样进行。1968年《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社论标题，就明白无误的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十二年的“知青运动”结束后，不少回城的知青（包括经济发达的上海回城知青）仍处在待业中的情况，就再次有力的说明了“知青运动”首先是化解城市就业危机最基本的本质特征之一。
2、文革中的“知青运动”是消除文革冲击后社会政治稳定和发展经济的需要
    文革从开始到1968年已经完成了发动任务，由于“红卫兵大串联”，由于学校停课，全国教育系统全面瘫痪，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处于停滞状态，连续三年（1966年、1967年、1968年，人们俗称“老三届”）的初、高中毕业生的升学和就业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经济危机，继续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基本国策，就成为国家的唯一选择和必然结果。因此，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整个历史中的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文革的作用，是空前地加剧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规模和继续进行的必然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需要和内涵，又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而具有国防安全的任务，从而使它成为一个大规模的、轰动世界的“知青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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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一个特殊的名称和符号
                      ——知青运动50周年历史的一点探索（三）
                                         作者：湖南知青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所以发展成为一场“知青运动”，是因为它同时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有毛泽东具体动员方法的号召，有国家各级组织广泛而深入的动员，有年满16周岁必须下乡的政策规定，并作为各级组织必须完成的一项政治任务，以减轻城市的巨大就业压力，以利“备战备荒”和文革的继续进行。1969年建立了全国各级知青上山下乡办事机构，1976年又正式成立了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
    二是上山下乡的规模空前巨大。初、高中毕业是按学校成建制的、多年连续不断的、大规模的集体下乡。资料显示，1968年上山下乡的知青就有199.68万人，超过文革前五年129万的总和。1969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宣布：全国大中城市下乡落户的知青超过文革前10余年下乡知青总数的“几倍到几十倍”，主要都是“老三届”学生，1969年更是达到了267.38万人。从1968年毛泽东发表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以来3年，知青上山下乡为573.4万人。整个文革期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达1623万人。1977年宣布文革结束后，“知青运动”仍在继续，到1980年“知青运动”结束时，全部上山下乡知青为1700万人。
    三是为“知青运动”赋予了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政治使命。1970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必须充分认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意义，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主席的这一光辉思想，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途径，培养和造就千百万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同贫下中农相结合，不是单纯安置劳动力的临时措施，而是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径。”
3、文革中的“知青运动”是“备战备荒”的国防安全需要
苏联推行的大国沙文主义，不平等对待各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最终使中苏关系破裂。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中苏关系迅速演变成两国的军事对峙和局部军事冲突，并在我国边境屯兵百万，在我国边境挑起事件累计1700余起。1965年4月，越南劳动党请求中国支援抗美战争。在我国南北严重的国际形势背景下，1965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口号。同年，在美国对越南的战争升级情况下，9月份，国家计委重新草拟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明确了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准备大打、早打、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的建设。由此，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和中心从解决吃穿用转变到备战上来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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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一个特殊的名称和符号
                      ——知青运动50周年历史的一点探索（四）
                                         作者：湖南知青
1966年1月，苏联和蒙古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帮助”蒙古的南方边境防务。这样，苏蒙在与中国上万公里的边境线上对我国西北、华北和东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全面的军事威胁。我们知道，从中蒙边界到北京直线距离只有500余公里，且地势平缓，极有利于苏联的机械化部队快速推进，而苏联的中程导弹和洲际导弹可覆盖中国全境。根据西方国家统计，到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前，苏联在远东的兵力由1961年12个不满员师和200架飞机，增加到1968年的25个师、飞机1200架、导弹200枚，到1973年更增加到45个师，飞机3000架。
    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是世人公认的，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中国谴责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未雨绸缪，分散城市人口。因为青年是军队的重要兵源，分散到广大的农村、农场、干校和兵团，有利于保护兵源，又有利于快速锻炼成为有战斗力的兵源。可以很快的“招之即来，来之能战”，这种布局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措施。196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沈阳军区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同年，全国又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迅速建立了10个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建设兵团以及3个农垦师，兵团总数达到12个。兵团的任务是平时“屯垦戍边”，战时杀伤迟滞敌有生力量、配合野战军战役行动。实施全民备战，歼灭入侵者。
    仅以江苏建设兵团为例：从连云港到南通的广阔海岸线上建立起了四个师26个团的兵团准部队建制，人数近30万人，大多数都是知青。如果再加上其他农场和农村的知青在内的武装民兵，单一个江苏省就为我国正规军队“储备”了上百万的“第二武装”。 全国的建设兵团和农场、干校的知青加起来就是数千万的后备兵源。黑龙江建设兵团知青住房门上贴的对联就是：上联“保卫祖国”，下联“建设边疆”，横幅“屯垦戊边”。
    果然，在黑龙江等建设兵团成立不到七个月的1969年3月2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黑龙江建设兵团的知青在珍宝岛战斗时参加了担架营、筑路队，运送员，抢修道路桥梁，为部队运送粮食和弹药，手持钢枪在零下40度站岗放哨。同年8月13日苏联又在新疆的铁列克提挑起了举世瞩目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当时，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组建了两个空运突击旅，坦克2万余辆，飞机3000多架，一个新的武装入侵在孕育中，并且还在秘密地准备对我国核武器和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面对严峻的态势，很多国外军事观察家都认为中苏开战在所难免。1969年这一年也正是知青上山下乡最多的一年，为267.38万人！从1968年至1970年三年间下乡的知青达到540万人，“知青运动”轰动世界。
    中苏大战之所以没有打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1969年苏联发现中苏边境我方一夜之间猛增了数百万的“兵力”，我国全民“备战、备荒”的战争动员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苏联最终放弃了对我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计划。应苏联方面的要求，1969年9月1日，周总理在北京机场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苏联表达了缓解边境形势的愿望。双方同意同年10月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谈判，中苏关系开始缓和。在中苏紧张关系缓和后，1975年大部分建设兵团随之撤消。
    从“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名言，到脍炙人口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诗词，反映了毛泽东对民兵的重视程度和大办民兵师的远见卓识。曾负责过民兵工作的开国上将傅秋涛在一次总结时由衷地说到：“大办民兵师和实行全民皆兵，是对付帝国主义的有效办法，......曾经到过中国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也感慨的说过：战争的‘禁律’之一，就是不能进攻中国，谁要进攻中国，就一定要大倒其霉。蒙哥马利在这里确实说了一句老实话。帝国主义对我国所害怕的，并不是别的，正是我们的人民战争。”
    以上就是当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指示的重要历史背景和原因之一。叶剑英也曾经说过：“我们上山下乡这着棋, 第一是战备，我们青年同志到农村，特别是连续充实我们连队，加强了我们的战备。”有资料显示，在新疆建设兵团的10万上海知青中，有2万多知青参加了民兵队伍。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大型会议，在肯定知青贡献的同时，特别提到了知青在保卫边疆、巩固国防上立下的功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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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一个特殊的名称和符号
                      ——知青运动50周年历史的一点探索（五）
                                         作者：湖南知青

4、文革中“知青运动”与文革性质的区别
    有观点认为，“知青下乡就是个历史悲剧”，是“迫害”。法国作者潘鸣啸也认为，“知青运动”是为“降伏红卫兵，恢复社会秩序，重新稳定局面”。我们知道，红卫兵主要是1966年至1968年的“老三届”学生。他们大多集中在1969年上山下乡，人数达到空前的267.38万。在十二年的1700万“知青运动”中，“老三届”知青人数不到全部知青的四分之一，所以，他们不是“知青运动”的全部，不能用“老三届”的知青上山下乡来代替整个十二年的“知青运动”，不能以偏慨全。用“降伏”这个词是不准确的，因为红卫兵最听毛主席的话的，毛主席的号召就是他们前进的方向。号召他们接受再教育，是为了让他们补上走工农相结合这一课，更好的培养锻炼他们。
    我们知道，毛泽东提倡青年人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思想是一以惯之的，不是因为要降伏红卫兵才产生的。
    早在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就提到：“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讲到了文艺工作者和青年人同工农相结合的问题，并解剖了自己同工农相结合后感情起变化的心历过程和体会：“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延安不久，毛泽东就叫他脱去苏联军装，把他送到农民当中去了。而这之前，毛岸英是苏联军事学院毕业，参加过苏联对德国的卫国战争，受到过斯大林嘉奖的军人，而毛泽东认为他还要补中国农村、中国农民这一课，毛泽东带头让自己的儿子毛岸英实践了青年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的生日家宴，大女儿李敏来祝寿，毛泽东硬是不让她参加。对前来参加生日宴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陶铸曾志夫妇、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及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等人，毛泽东提高嗓门说：“今天李敏回来了。我问，你回来干什么？李敏说：给您祝生日，我说：你没资格。因为你不下乡！”，“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基层生活。官作大了，骄娇之气。拒绝到农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适哟，不出修正主义才见鬼！”
    1968年7、8月间，毛泽东发表一系列指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并再次让自己的女儿李讷到江西中办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提倡和号召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毛泽东一辈子都始终坚持的思想和原则，并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从自己儿女做起的。不是临时起意的权宜之计，更不是什么“降伏”和“迫害”。难道毛泽东要儿女去农村是“迫害”他们吗？众所周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是所有国家领导人共同一致的治国策略。改革开放前实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还是为了减轻城镇就业和支援农业经济。
    历史事实说明，文革中的“知青运动”与文革不是同一性质的事情，解决城镇就业压力，支援农业，屯垦戊边，不是什么极左的产物。恰恰相反，文革对经济和社会的冲击和影响，正需要大规模的“知青运动”来善后、来稳定。“知青运动”有利于减少文革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利于文革的早日结束。“知青运动”对消除文革带来的就业压力、对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冲击，功不可没！知青的激情和青春的奉献对历史的贡献功不可没！
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文革中的“知青运动”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大多是自愿申请报名的、积极的、为支援农业开垦边疆和自力更生就业目的的，强调的是自愿的原则。他们上山下乡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的理想，国家的计划安排也是周到的。后者却是组织动员的，包括了积极自愿的、不积极和被迫的。除经济、国防原因外，更赋予了进行再教育为目的的政治任务。
可以说，文革中的“知青运动”，是一个消除文革对社会巨大冲击的善后缓冲垫，是一个包涵了经济、政治、国防安全因素的、为培养锻炼知识青年而轰动世界的一场社会运动大实践，是一个不经意的人类历史创举。尽管1954年苏联曾有过共青团青年去开垦西伯利亚的荒地，但它的经济行为根本不能与中国文革中的“知青运动”相提并论。
    如果说，文革中的“知青运动”就是文革的产物，为什么1979年文革结束后地方政府还要阻绕知青要求回城的上访呢？为什么中央直到1980年才作出结束“知青运动”的决定呢？为什么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否定文革时没有同时否定文革中的“知青运动”呢？
（未完待续）

湖南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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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运动”的决定呢？为什么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否定文革时没有同时否定文革中的“知青运动”呢？
5、文革中的“知青运动”是否“是违背社会进步”，“无社会进步可言”。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正是文革中的大规模“知青运动”，有效的缓解了文革带来的城镇巨大的就业危机、社会政治稳定的危机。我们知道，没有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一切经济发展和建设都是空谈。“安定团结”是我们改革前后一直强调的政策和口号，党的十八大以前，巨大的维稳经费就是最好的说明。文革中大规模的“知青运动”不但有利于国家政治的稳定、经济的恢复，还支援了农业建设、边疆建设和国防建设，具有积极的社会进步意义。
有人认为，“知青下乡就是个历史悲剧”。但造成这个“历史的悲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其根本，主要还是因为我国经济底子十分薄弱，一穷二白。这是百年来被帝国主义国家殖民掠夺的结果，是被日本侵略掠夺和破坏的结果，是被国民党退走台湾时搜刮带走大陆财富的结果，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围剿（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封锁新中国造成的结果，是国家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采取的政策策略。任何站在国家的层面和遵循历史发展的轨迹看问题，都会得出这个“历史悲剧”的根本原因。或者说，新中国的青年是无法回避中国一穷二白国情的历史命运的。而文革和外部威胁的影响，加剧了这种命运的必然性。
    作为一个历经二十二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事物，它的产生和发展决不是偶然的，必然有它的历史渊源和历史发展的逻辑，轻易的用空泛的“社会进步”概念来全般否定特定历史条件下包括战备需要情况下的“知青运动”是不严谨的。
    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在其所著《上山下乡》中认为，中国知青的上山下乡，解决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无法避免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失业率增长问题，并将它称为上个世纪“所有国家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
如果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新中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那么，文革中的“知青运动”就是这个基本国策的进一步延续。如果说，文革对国家经济和社会政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那么，文革中的“知青运动”就是消除这个巨大冲击的缓冲垫，是一代知青们的青春奉献和牺牲换来了文革后的社会平稳过度。如果说，成立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建设兵团是为了“备战备荒”，那么，文革中的“知青运动”就是国防安全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
    也有文章指出：“从我们现今的教育来看，还真是缺乏了对学生的道德、修养教育、缺乏对学生的劳动教育，缺乏接触社会、接触劳动、接触劳动人民的实践。恕我直言，现在的年轻人在以上方面不如知青。青年学生要短时期（一年或者两年）地、在学习知识的空闲时间里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参加体力劳动或者军队训练是必须的。”
    从这里我们看到文革中的“知青运动”至少有四个重要作用：一是迅速的解决了文革中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运动的问题，为早日结束文革创造了条件；二是极大的缓解了城镇巨大的就业危机；三是支援了农村和边疆建设；四是加强了国防安全。因此，文革中的“知青运动”应该得到应有的历史肯定，它不但与文革的性质不同，而且是为文革善后，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无疑是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
   
6、文革中的“知青运动”是否造成了知识和人才的断层以及延误了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发展
    有观点认为，“知青运动”造成了我国的“知识断层”、“人才断层”，经济停滞，拉大了科技与先进国家的差距。
    首先，造成“知识断层”、“人才断层”，经济停滞的是文革的教育中断和教育系统的全面瘫痪，使小、初、高中生无书可读，无学可升，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是教育中断在前而产生了“知青运动”在后。1966年至1968年小学、初中教育中断，1966年至1970年高中教育中断，1966年至1977年大学和中等专科教育中断，1968年底开始的“知青运动”正是在教育停止后才开始的。把“知识断层”、“人才断层”和延误国家科技经济发展的责任推到“知青运动”上是混淆了历史事实的是非。准确的说，是十年文革导致了国家的“知识断层”、“人才断层”和延误国家科技经济发展，是十二年的“知青运动”以及后来的政策造成了知青个人的青春荒废、个人前途的挫折，埋没了不知多少有各种天分的人才。从国家层面来说，只要国家的教育不中断，只要科技投入不中断和减少，只要持续的重视和坚持科技的发展，即使个人中断一、二年甚至二、三年，即使有“知青运动”，也不会出现国家的“知识断层”、“人才断层”和延误国家科技经济发展，以色列就是最好的例证。他们规定年满18岁的青年必须服兵役三年后才有资格参加大学考试，而以色列的很多科技在世界上是先进的甚至是领先的，诺贝尔奖也不乏其人。
    其次，1977年恢复高考，没有实行在同等条件下知青优先的政策。知青在农村荒废了学业，每天要出工劳动，插队的要完成工分，在农场、干校、兵团的要完成上级布置的生产任务，不误农时的抢种抢收，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复习功课，甚至还有压制和变相压制知青积极复习报考的情况。与应届毕业生同等分数录取，看似平等实则不公平的政策耽误了一代知青。并且，在恢复高考的同时，没有恢复中考、中专的考试，没有给初中生再升学的机会。因为“知青运动”中的知青大部分都是初中生。而中国制造业长期在低端徘徊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大批具有工业生产技能和工匠精神的人。不但如此，教育改革中大搞“专升本”，将大批中等专科学校升级为大学，使工厂一直长期招不到足够合格的生产技能人才和员工，严重阻碍了制造业的升级发展，阻碍了中国经济质量的更快更好发展，拉大了科技与先进国家的差距。
第三，是文革的教育中断导致教师队伍青黄不接。
第四，是**开始出现的大量人才外流。

湖南知青

知青，一个特殊的名称和符号
                      ——知青运动50周年历史的一点探索（七）
                                         作者：湖南知青

7、对文革中“知青运动”的“四个不满意”看法
    对文革中的“知青运动”，有人总结说：“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为什么会出现“四个不满意”呢？
    首先是因为文革中的“知青运动”来势迅猛，文革三年积累的“老三届”学生绝大部分集中在1969年下乡，下乡的知青规模数量空前巨大，很多工作包括下乡安置资金没有落实到位。有些知青下乡的地方选择安排不周，人多地少，口粮不够，使农民有意见。有些是知青的安置费不足，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使有些地方的知青没有房子住。有些地方的知青伙食很差，知青不满意。甚至仍要家庭继续负担，家长不满意，知青脸上无光。如果在安排知青上山下乡时工作做得细致一些，能够按照谭震林曾经提出的思路方法：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避免的。1972年12月20日，福建民办教师李庆霖冒着风险给毛主席写了“告御状”的信，反映了当知青的儿子“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在国家花了70亿后出现农民、知青、家长不满意以及知青上访，国家当然不满意了。
    其次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正在转型，知青上山下乡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对“知青运动”和知青个人问题的政策没有及时跟进，如《知青工作四十条》是上海、云南知青集体事件的直接导火线。
知青下乡七、八年甚至十多年仍看不到个人的前途。
第三是反映知青与农民争地争口粮的情况，主要发生在“老三届”集中下去的地方。1969年突然爆发的知青上山下乡大潮，政府在安排上山下乡的地点的选择上考虑不周、工作不细，而不是”知青运动“必然的结果。如果能按照谭震林当年多次提出的“下乡上山，上山应该是主要的，从长远看，上山发展生产的潜力很大”的思路和方法，象现在实行的“精准扶贫”一样避开人口稠密的地方，实行知青“精准”下乡到农场、边疆和荒山植树造林，绿化荒山，改变光山水土流失，改变中国的环境气候，还会有对与农民争地争口粮的问题吗？“老三届”上山下乡最早，插队部分的知青招工回城的也最早，经济或工业较发达的地区，“老三届”知青插队最短的只有3月，相当一部分也在半年至两年内就被招工进城了。因此，知青与农民争地争口粮问题不是十二年“知青运动”中的主要问题。
    因此，“四个不满意”不是“知青运动”的方向问题，不是毛泽东坚持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问题。“四个不满意”，不等于艰苦的环境不能磨炼人、锻炼人，不能培养人和造就人的积极作用和积极意义，不等于接受再教育和知青上山下乡是完全错误的，毫无意义的。
    对于“四个不满意”，曾奉中央指示到云南调查处理农场知青问题的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和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赵凡曾经这样说：这也许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试探气球。在后来的改革实践中，“四个不满意”对“知青运动”实际上是起到了全般否定的作用，也成为反对和否定“知青运动”人的一个依据。
    对文革中的“知青运动”的争议和反对，其实最大、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是时间的长短问题。“知青运动”既然赋予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政治历史使命、国防安全需要的使命，那么，接受再教育多长时间就成为一个关键和核心的问题。如果说，知青上山下乡一到三年就启用、招工、招生和返城，就不会出现当今对“知青运动”如此巨大的争论，这就是“知青运动”最值得人们思考的地方。
二、文革中的“知青运动”与农民的问题
    有人说，一方面是要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另一方面又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这种看法，如果不是对毛泽东思想观点的机械、生硬的理解，就是对现实中的农民、农村问题，知青在农村的作用视而不见。农村缺少文化科技教育，农民的文化程度比城市人普遍偏低，中国地域的广阔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交通的闭塞、信息的闭塞，使农村与外界的联系以及农民见识的新事物普遍比城市人少，缺乏科学的种田知识和生产技能，这些问题在中国非常严重。解放初期曾搞过一次农村文化识字普及运动，但远远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到知青上山下乡的七十年代初，农村电视也没有普及，即使到改革开放后几十年，农村的教育仍然是中国教育中的短板。还有一些山区的孩子为了上学，每天要爬着几十米高的天梯以及独木桥、绳索桥往返学校和家里。这些都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农民自身素质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使是当今“精准扶贫”，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农民的文化知识、农业生产技能、市场经济的眼见开阔等等因素导致的贫穷。因此，知青到农村去，带去了文化科学知识，带去了先进、开放的思维观念，对农民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和促进。知青到建设兵团，使大量的荒地成为良田，使“北大荒”成为祖国的粮仓。当年，许多上山下乡的知青都成为了农村、农场、干校、建设兵团的出纳员、会计员、卫生员、赤脚医生、学校教师、生产队长和支部书记等领头人，对中国的农业建设、农民的科技文化、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的提高，都起到了不可缺少的积极作用。这些都充分说明，“知青运动”对知青本身和对农村农民都有双重的积极进步的作用和意义。否定“知青运动”，实质上就否定了知青为国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无社会进步可言”。
（未完待续）

湖南知青

知青，一个特殊的名称和符号
                      ——知青运动50周年历史的一点探索（八）
                                         作者：湖南知青

三、怎样看待“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
反对“知青运动”的人认为，“青春无悔”是知青的一种自我安慰。有一著名作家也表示不可理解：“离开了家庭，荒废了学业，到农村滚一身泥，再一无所有地回城，竟然宣称‘青春无悔’”？
    支持“青春无悔”的知青们认为，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国家的经济困难和经济建设，为建设祖国的农村和边疆，为社会的政治稳定、安定团结，奉贤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分担了光荣的历史使命，是人生价值的体现。正如台湾人士说的，大陆有今天的成就，是大陆人用自己的汗水，用自己的坚苦卓绝奋斗换来的，这无疑就包括了无私奉献青春的一代知青们。
    两种观点，泾渭分明。前者从个人利益角度考虑，后者从党和国家角度看问题。尽管在下乡时有些知青是不自愿或被迫的，但在农村的艰苦环境的磨练中成长起来了，成为有志向的一代人，成为对党和国家有用的一代人。这充分说明，农村确实是一个教育人、锻炼人和改造人的地方，也再次证明毛泽东一贯坚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我们知道，古今中外，凡是有成就的人，在讲述他的成长历史时，都把自己过去在艰苦环境中成长的情况看成是对自己有今天成就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原因，并引为自豪。这说明，环境的作用是很重要的，环境是能影响人、锻炼人、改造人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所有知青身份的社会精英都为自己的知青经历而感到骄傲自豪。这也很好的诠释了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习近平在接受一次采访时也说过：“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7年。”
党的十八大后产生的领导团队中有不少是知青，外界舆论也看好这个领导团队：“一是下过乡挨过饿，都有自己的吃苦和奋斗经历；二是见证过文革，成长于改革开放，懂得中国需要什么；三是‘草根情结'，从基层干起来，更了解民生疾苦；四是有丰富的学习经历和专业背景，并兼备国际视野；五是多数有发展经济、驾驭危机的实战经验和出色业绩。政策取向‘亲民'，特别关切民生。求真务实，崇尚艰苦奋斗精神。”
毛泽东出生于农村，从青年时期就进行农民运动的活动，是党内公认的农民领袖。1927年带领农民和工人秋收起义，进行土地革命几十年，他对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的国情了解，不是一般人能企及的。了解了中国的农村，了解了中国的农民，就了解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在农村与农民一起生活，就会有中国基本国情的情结，就会有中国国情的基本思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的不仅仅是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是对中国农村中国国情的一个切身感受和了解，对于培养能充分了解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来说，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1969年全国成立十多个建设兵团，屯垦戊边，备战备荒，准备打战，知青去各建设兵团是国防的需要，不是什么“有悔”、“无悔”的问题。现在如果发生战争国家号召青年服役，你不去可以吗？你能强调个人前途和自由吗？不能用改革后的和平时期思维去看待那个年代的知青。
    有人说，既然“青春无悔”，为什么还要求返城呢？这是因为“青春无悔”与要求返城没有矛盾，同时也是国情发生了变化的原因。
一是因为这场“知青运动”的性质除了化解就业危机外，一开始就定性为“接受再教育”，锻炼和改造青年人。化解城市就业危机不等于知青下乡就是就业。这与过去扎根农村当农民不是一个概念，这就有一个接受再教育的时间问题。邓小平也曾提出：知青“在农村锻炼两年后就返城”的意见。
1978年10月9日国务院会议专题讨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时，劳动总局局长康世恩就提出：知识青年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就业问题。过去上山下乡的做法不等于就业，下去是为了接爱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属于教育范围，不是从就业角度去安排的。18日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后形成共识：必须统筹解决知青问题。
二是因为在动员和组织知青到农村去的时候，有的地方明确许诺知青下去3年后就招工进城，有的省还发过知青下乡几年可返城证。
三是各级政府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安排落实工作不到位，一些政策失误，出现“四个不满意”。
  
四是因为1972年解放一大批干部时，将这些干部下乡的子女安排回城而引发的全国“走后门”风气，引起了普通家庭及下乡知青的不满，开始出现社会不公的现象。
五是没有体现公平的原则。从1969年起就有知青被陆陆续续招工进城，1974年开始就有一些地方实行“顶职”政策，即父母提前退休，让出工作岗位给自己下乡的知青子女。七十年代初实行在知青中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被招工和“顶职”以及被推荐上学而又同样奉献了青春多年的知青，难道就不能回城？
六是1977年恢复高考，却没有恢复中考，而上山下乡的初中知青是占大多数。
七是因为1978年底《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的文件引发上访知青到北京与王震对话。
    八是1978年十一届三种全会后，中国的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主要为解决城镇就业任务的知青上山下乡情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城市的就业岗位急需大量的劳动力，农民可以进城打工，毕业学生基本上不需要下乡，打破了就业必须先上山下乡的惯例。不上山下乡就可以就业创业，听从党和国家号召上山下乡的知青为什么不能回城就业、创业呢？
“青春无悔”，是因为“知青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正确性的，为消除文革带来的巨大就业危机、社会冲击的影响是有功的；为国家的稳定、为农村的建设、为国防的安全贡献了自己宝贵的青春是光荣的、自豪的，知青无愧于社会、无愧于党、无愧于国家和民族！
正如有知青说的：“我们以青春的热情、青春的热血，以及我们对祖国的忠诚与共和国共同走过了建国以来那段最艰难的历程，用我们当年稚嫩的肩膀和无数普通百姓一起，扛起了处在狂风暴雨中的共和国大厦。要说我们青春无悔，其意义应该在这里。”对这些“青春无悔”的知青，有人指出：“他们的无悔，表现了对这场错误运动宽容与谅解的非凡气度，表现了他们能对已经不可避免发生的过去，从积极的意义上吸取力量的智慧与博大的胸怀。”
    而“青春有悔”，悔的是在知青下乡中有特权的人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对其他知青是不公的，它沉重打击了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情和军心，它对“知青运动”的破坏是严重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青春有悔”，悔的是在极左路线的成分论和“有问题家庭子女”被长期压制，在招工、升学、提拔任用等所有方面所受到的歧视；悔的是个人的特长专长和天分、个人的志向和理想，被“知青运动”长时间的政策不确定性下青春流逝而湮灭；悔的是对知青前后政策的不连贯、不一致，国家的改革政策没有充分考虑对知青的政策倾斜和弥补。
1980年中央提出了干部四化的要求，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政策没有充分考虑十二年来上山下乡知青为国家奉献了宝贵青春年华的实际情况，实际上是将1977年后没有上大学的知青的青春奉献和社会政治地位全部“格式化”清零！实际的作用是全部否定了“知青运动”和知青人的历史贡献！使知青真正成为一个没有专业知识和文凭的无“知识化”、无“专业化”的人，使知青这一“革命化”的人群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被社会边缘化！在各种职称的考试中一样要求同等的外语水平，因而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得不到任用、晋升、提拔和工资收入的相应改善，又在国企“减员增效”的改革中下岗，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我国对特殊群体的人是有专门政策待遇的，如老红军、抗日干部、解放干部、抗美援朝军人、1949年前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人员等等。文革结束后，“‘反革命’平反了，‘右派’摘帽了，下放干校的干部回来了，下放的经历成了他们日后的政治资本和‘护身符”。但唯独对经历了一生中两次大潮（下乡、下岗）而奉献了宝贵青春、又在改革中奋力拼搏的知青没有专门的相应政策，被社会边缘化了。
这些都是知青要求返城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知青运动”本身的方向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有良知的学者如钱文钟、郎咸平等，在社会出现信任危机和道德危机的时候，能站出来为知青回城后的不公境遇和不正确的看待呼吁和呐喊。
让知青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在胡耀邦的批示下，1985年国家人事部颁发了《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它标志着国家承认了十二年“知青运动”中知青人所作的青春奉献和社会的历史资格。
让知青们感慨的是，今天国家的高科技成就没有知青人的名字和作为。感慨自己的一生都为国家作出了无私的奉献——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就业危机，还是改革开放下市场经济转型后下岗，知青无疑都是社会实验和社会改革成本的承担者，但却没有得到社会应有重视和认同。尽管如此，他们却一直在为国家和社会政治的稳定默默的发挥着中坚的力量，因为他们有艰苦的生活磨练，有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经过风浪，见过世面，有过去与现实亲身经历的对比，有对人生的深刻感悟，有对后代以及曾经热血奉献的国家稳定、顺利发展的无限期盼！
当年知青下乡时，不管是积极的、自愿的、消极随大流的和被迫的，回城时有的是如何说不再来这个地方的，但回城多年后，又都毫无例外的，甚至是急切的想要回到这片曾经承载着自己青春、梦想和汗水的土地，回来看看当年的乡亲们。有的不止一次，有的还带着自己全家来感受曾经的“青春故地”的气息。还有不少知青为当年的这片土地和乡亲们赞助、摹捐、提供资金技术和各种社会资源的支持等。这就是感情的变化，这就是青春宝贵的作用，这就是接受再教育和环境磨练的结果，这就是知青的情结！这不是简单的用“青春有悔”能概括的。
    总之，我们应该把知青上山下乡因“扎根”与“拔根”在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导致的长时间问题、把知青上山下乡的地点分布因安排上的问题、把“知青运动”前后政策不一致的问题、把知青个人的命运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境遇区别开来，而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的搅在一起，全部推到“知青运动”的方向性质上来。
（未完待续）

湖南知青

知青，一个特殊的名称和符号
                      ——知青运动50周年历史的一点探索（九）
                                         作者：湖南知青

四、怎样看待知青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因为“知青运动”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场历经十二年前无古人的社会大实践，知青上山下乡的艰难历程和青春奉献，回城后的各种境遇以及被“社会边缘化”造成了知青各种坎坷、曲折的不同命运。
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经历，造就了知青这个特殊的群体。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6岁初中毕业还不谙世事的稚嫩青年，离开父母和家乡，来到完全陌生的农村，不管当初下乡是积极的还是被动的，都在艰苦的环境中用自己的辛劳和汗水，用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的信念耕耘着祖国的大地和农村。磨练出了不怕艰辛、吃苦耐劳、坚韧不拔、逆境拼搏的顽强意志，培养出了独立思考、相互关爱、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爱国爱家的知青精神——奉献精神！
在长期的农村生产生活实践中，了解了农村，了解了农民，了解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感悟了人生，培养出了知青独有的、不解的“知青情结”。他们用激情和热血，为农村、为国家和民族奉献了自己的宝贵青春，使他们成为中国和世界独有的一代人。
1977年的高考，使有幸上大学的少数知青成为中国社会的一批精英，包括一批知青作家等。更多的是错过了1977年高考回城的知青在逆境中顽强拼搏，在一边工作一边拖儿带女的灯下刻苦自学、上电大、夜大、函大和各种培训班，紧跟改革的步伐，继续用自己的拼搏和奋斗为国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由于没有恢复中考，没有为知青后续培训的政策，更多的知青又在国企“减员增效”的改革中下岗，成为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再一次为国家作出了自己后半辈的利益牺牲！
    人一生的宝贵财富不在于得到了多少物质和金钱，不在于是否学富五车获得多少知识，而在于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有什么样的经历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艰苦恶劣的生活环境磨练了知青的意志，领悟了人生的价值，懂得了个人和国家民族的关系，对知青人的一生和其家庭乃至国家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总之，我们看待知青上山下乡，看待文革中的“知青运动”和知青个人，必须从国家当时的政治制度上、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模式上、思想教育上、国防建设上、国家的长远利益上、国家的前途命运上去全方位考虑，从当时国家所处的恶劣国际环境去考虑，而不单单是从单纯的经济利益的角度、从个人的抽象人权、自由等概念去评价过去特殊环境下的历史现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和命运，我们不能用现在改革开放后的条件去看待和否定过去历史条件下的知青人的命运，不能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去看待计划经济时期下的“知青运动”和知青个人的命运，更不能用改革没有全面考虑知青特殊情况后的市场经济政策和用人政策给知青带来的社会边缘化来否定知青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正确性、艰苦环境能磨练人、锻炼人、培养人的正确性。
不管对“知青运动”和知青持什么观点，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知青运动”是人类历史上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一个大实验，是“备战备荒”的一个战略创举。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文革中的知青是为共和国作出最大贡献的一群人，是使改革走出一个个困境和“闯关”的实际依靠者，是改革进程中保持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和基石，是共和国大厦默默的支撑者。奉献了宝贵青春的知青人在使国家重新走上民族复兴之路的征途中，再次作出了自己的奉献。因此，知青应当受到社会的珍重！
    总之，“知青运动”的方向和历史作用是不容抹煞的，知青的青春奉献的功劳是不容抹煞的。知青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坚韧不拔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精神、奉献激情与青春的精神、识大体顾全局的意识精神，是知青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是永载史册激励后人的宝贵精神力量。
    是毛泽东，使“知青运动”和知青人被永远载入了历史的史册！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