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发动50周年历史探讨总结

无声

还有一点似乎需要梳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或最早的初衷到底是什么？诚然，早在7000人大会上毛泽东就憋了一肚子气，对撤换刘邓已经有了腹案，但是毛泽东肯定没有想到会搞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当初他还是想让文革初下台的刘邓当中央委员的。似乎是由于刘邓派出工作组“镇压”了文革惹得老人家震怒才出现了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发动小鬼打倒阎王”，不论是“擦枪走火”的“阳谋论”也好，是所谓的毛隐居滴水洞让刘邓“暴露”后再出手的“阴谋论”也好，这些都不是我们研究上山下乡历史的重点，我们关心的似乎应该是假如没有文革只按66年4月高教会议上有人提出的废除高考去落实会怎样？或者说我们只按文革发动前九天出台的《五七指示》那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到工农兵中去轮转会怎样？我搜遍了各类历史资料，毛泽东从来都是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应该到工农兵中锻炼，就算提出“相结合”也没说过只是去当农民，他说过的是“单下农村还不行”，这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专门说过青年学生要上山下乡当农民（而且老邓还发明了插队为主）完全不在一个话语体系内。


现在似乎可以说目前国内外的学界和民间的研究者把文革上山下乡的专利都扣在毛泽东头上是天大的误解！因为上山下乡而无悔的，有悔的，爱他的，恨他的似乎都是无的放矢，被人们忽略是正是那个历史的大背景，大系统，没有毛泽东，没有刘，周，邓也会有上山下乡，这是我们这一代的天命，或者说这是中国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宿命！

无声

补遗：

前面提到《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话不知如何翻译才准确：

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三条是紧密联系一气呵成的，因此“产业军”这个词就让人费猜详了！马克思指的是否是城里人的上山下乡呢？ 我过去倾向于这种猜测，专业学者葛元仁今年著文也这样认为，上海业余上山下乡研究者余杰（不是滞留美国不归的那个北大专业学者余杰）不久前发出博文挑战葛元仁。

今天我在另一楼里跟帖，翻出了旧有的资料，忽然发现王震在文革前曾使用过“产业军”这个词。鉴于王震的老军人背景，我认为他使用的“产业军”一词可能来自级别较高的体制内文人，这也间接说明了党内高层自文革前就从理论上寻找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并且运用在具体实践的创造上了，例如邓小平说的“将童男童女组织成生产部队在边疆安家”。

资料：

1963年9月，农垦部长王震在一次会议上充分肯定了将知识青年编入生产建设兵团的安置办法，他说：采取征兵组织生产部队的形式，首先是保证青年学生在吃穿用上面相等于步兵士兵的待遇(每月津贴费可比士兵略低)，每人每年伙食、服装、津贴等费用约需250-300元，三年后再评定农工工资等级，这样就能够巩固住。其次是参军可以激发青年革命精神和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军队形式的组织纪律性强，便于对青年进行管理和进行政治、生产技术教育，能够较快地成为有文化有生产技能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产业军。（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讨论见如下链接：

知青回城归功谁人

无声

回到前面主题，“文化小革命” 和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到底是什么？

我们现在知道了64年开始的“文化小革命”（从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始）是针对“小五界”的，其中教育界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点，我们从当时毛泽东与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以及他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可以看出老人家的论点主要有三，（1）教育界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要在教育界搞阶级斗争；（2）要在与工农兵相结合中（三大实践）学习最有用的知识，此点为后来的“再教育”埋下伏笔；（3）现在的教育制度和内容是误人子弟，而且不公平（工农子弟被高考排除在高等教育体系之外），此点为后来的废除高考埋下伏笔。

“文化小革命”最终在评《海罢》问题上摊牌，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坚决反击了江青秘密组织人马向中央一线发动的突然袭击。据毛泽东自己说江青要写评《海罢》在北京找不到人写就跑到上海找到名不见经传的张姚去写，一开始毛泽东也不知道，后来文章写好了江青拿给毛泽东看他才知道并给与支持。江青还对毛泽东说此文不能给周恩来看，因为周会让刘邓知道，也不能给康生看。为何不能对江青的密友康生看？我认为是因为康生是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从组织上要避嫌。


需要注意的重点问题出来了，那就是文革初毛泽东在杭州会议提到了文化大革命要革什么和如何革的主要初衷！

无声

《毛泽东年谱》：毛泽东谈文化大革命摘录6月10日  在杭州会见胡志明，康生、伍修权、江青在座。毛泽东说：
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常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诗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1]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问题。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

6月10日晚上 在杭州主持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以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6月12日 在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谈到文化革命搞法时，毛泽东说：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教育改革、学制改革。......毛泽东说：打击面也不会太多，百分之五就不少了。

6月16日 专列途经南昌。在专列上同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年青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

无声

文革前夕毛泽东还有几段讲话可以说明他发动文革的初衷和思路：


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等同志的谈话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宝贵而重要的时期！现在二十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曰华东）
二、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

我们被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区别政策是很灵的。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搞学术批判，也要保护几个，如郭老、范老（文澜），也是帝王将相派。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对自然科学这门，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对自然科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看法也不一样，唯心论和唯物论也都牵涉到自然科学问题。范老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这些人，有的是帝王派，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反对一九五八年研究历史的方法。（林彪：这是阶级斗争。）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反对唯物论。（林彪：这是一场社会主义思想建设。）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现在全国二十八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

　　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林彪：报纸要抓，报纸是一件大事，它等于天天在那里代表中央下命令。）还有那个北京刊物《前线》，实际上是吴晗、邓拓、廖沫沙他们的前线，有个“三家村”就是他们办的。廖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请各大局、省委注意一下，如学术、报纸、出版文艺、电影戏剧等，各方面都要管。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二年被解散。）
《前线》也是吴晗、廖沬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克思主义？

与康生等同志谈话纪要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

主席两次找康生同志谈话，又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谈话，批判五人小组（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周扬）汇报提纲（转载者注： 指彭真背着康生同志，以五人小组的名义发表的二月提纲”——《关于学术讨论汇报提纲》）。并说：

“吴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官。”主席又批评彭真：“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并要彭真对叫许立群打电话给杨永直的事，向上海市委道歉，主席最后说：

“去年九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危险的。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无声

毛泽东在文革前夕专门说了“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这一期《哲学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我看了三篇文章。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样多。


　　要逐渐地接触实际，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翻小本子，有点常识也好。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作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一直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喇哇喇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端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作实验。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去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面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廸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写书不能像现在这样写法。比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有综合”，“分析和综合是不可分的”，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么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为二的。

　　一个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光同左派接触，还要同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

无声

如果我们把1965年底到1966年6月毛泽东关于文革初衷的一系列讲话挑出最重要的段落排列起来将是这样的：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宝贵而重要的时期！现在二十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1965-12-21）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作实验。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1965-12-21）


事实上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
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
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克思主义？（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曰）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官。
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去年九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危险的。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


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问题。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1966年6月10日上午）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1966年6月10日上午）


谈到文化革命搞法时，毛泽东说：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教育改革、学制改革。......毛泽东说：打击面也不会太多，百分之五就不少了。（1966年6月12日）


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年青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1966年6月16日）

无声

这样梳理下来是否可以看的清楚一点了？毛泽东所要搞的文化革命最主要的是为了我们这一代按照他的想法完成教育革命和接班。

但是1965年下半年毛泽东认为在1964年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没有进行毛泽东预期的文化革命，因此“小五界”被资产阶级占领的局面没有改观，毛泽东把吴晗，翦伯赞那些共产党员学术权威也称为资产阶级，说就是在这些人中出修正主义。而且毛泽东更进一步的把大，中，小学都说成是解放后被包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和垄断了，他认为文革前的学校教育需要被彻底改造，大学生“要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中学生也要下去但是“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 。为什么呢？因为今后几十年中这一代青年“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

问题在于毛泽东认为1964年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没有完成使命，“小五界”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特别是江青组织人马写批《海罢》被五人小组压制，表现在五人小组给中央写的报告（二月提纲）里：

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三日开了一天会。参加人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十一个同志。

会上讨论的问题，及主要意见如下：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在边争、边学中锻炼出一支又红又专的学术队伍，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通过这场斗争和其他一系列工作（例如提倡工农兵学毛主席著作、工农兵学哲学等）不仅要进一步打破旧知识分子，实际是剥削阶级学术文化的垄断地位，而且要从此进入一个广大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和科学文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当然，首先是从他们中间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开始，并且随着工农群众文化的普及提高而向前发展。

正因为如此，应当足够的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评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长期坚持下去。

（二）方针
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的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地驳倒或摧毁他们。

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大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根本性的是非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地破）。我们在斗争中，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进行学术研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向前推进。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

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团结大多数，反对少数，并且真正把极少数坚持不改、死抱住错误或反动观点不放的人孤立起来，逐步地摧毁反动的学术观点。

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不论他们是改还是不改，是真改还是假改，我们这样做，都比较有利。

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这样，便于把各种意见放出来，并使我们的队伍在边争边学中成长、壮大起来。

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过去参加演坏戏的演员，不要叫他们在这次争论中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他们的错误可以在另外的场合解决。

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等报刊，原则上都可以发表讨论文章或摘要、简介，但要注意质量，注意简洁明了。

（三）队伍
五人小组和各省、市、区党委都要抓紧革命的学术工作队伍。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积极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

我们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

（四）左派要相互帮助
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学术工作者的“互助组”、“合作社”，提倡在分头研究的基础上，经过集体讨论，分工分头执笔，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要重视在斗争中出现的优秀的青年作者，加以培养和帮助。

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性、抵抗力。只要错误已经改正，或者决心改正就好。不要彼此揪住不放，妨碍对资产阶级学术的批判和自己的前进。

（五）争论的问题，现在就要着手准备，到一定时期，在报刊上再发表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

（六）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的办公室

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同志组成。许立群同志为主任，胡绳同志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无声

《二月提纲》已经很左了，说吴晗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因此吴晗之死有必然性。但毛泽东对《二月提纲》还是不满意，甚至震怒，因为北京不转载上海搞出来的评《海罢》，属于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在毛泽东否定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并且准备将文化革命“提速”  时，康生的角色很微妙，说彭真背着他搞出二月提纲纯属瞎扯！提纲上交中央前他不过目？ 抛开康生的迷案不说，就说毛泽东在66年3月已经两次提到当前进行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了。那么从史学的角度如何区分五一六前后的两个文化大革命？ 似乎毛泽东认为五一六之前在五人小组领导下的文化大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领导和革命左派参加的，因此需要用新的中央文革取代五人小组重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在毛泽东推动下发出五一六通知后，他起身到南方去了。彭罗陆杨已经打倒，党内修正主义头子似乎已经清除，刘邓还没派出工作组，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还没有与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在此时毛泽东领导的文革似乎还不是要“炮打司令部”，他设计的文革进程是：

6月12日下午，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时，毛泽东说：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教学改革、学制改革。中央要搞个高中、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办法是学校推荐和选拔相结合。初中还要考试。今年大学招考推迟半年，闹半年文化大革命。高中、初中不变。教材要重编，初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有毒的要去掉。过去教学改革、学制改革搞不动，改不了。这次要趁此来个大改革。大、中、小学如何教法，都要有典型。大学师生要互教互学。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会上，有人谈到搞下去涉及人不少时，毛泽东说：打击面也不会太多，百分之五就不少了。有人谈到派工作组的问题，毛泽东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

刘少奇年谱也有相应的记载：

　6月9日——12日   同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等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并在毛泽东主持下讨论了“文化大革命”问题。刘少奇在讨论中提出：学校如何搞法？有的是夺权，有的是批判学术权威，然后就搞教学制度的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连串的问题；城市工厂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不是同“四清”结合起来搞。讨论中对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没有形成明确意见。

如果66年6月清华附中不是自发的冒出一个高干子女组织的红卫兵斗争校党委（踢开党委闹革命）和被校党委压制（有的被打成反党），如果刘邓不派出工作组并沿用反右的老套试图稳定局面，如果毛泽东不是因为刘邓“镇压左派学生运动”而把刘邓当成彭罗陆杨的后台升级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司令部）而掀起狂飙似的“文化大乱革”，那文革就会按照毛泽东说的“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教学改革、学制改革。中央要搞个高中、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办法是学校推荐和选拔相结合。”

因此什么是毛泽东要搞文革的最大初衷？那就是他说的“过去教学改革、学制改革搞不动，改不了。这次要趁此来个大改革”，其实他在《五七指示》中就说的非常明确了：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那么毛泽东计划从资产阶级知识分手里夺取教育领域阵地后对我们的将来准备如何安排？

1965年12月21日他说：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

1966年5月7日他说：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

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哪里有后来从68年开始的中学生毕业要全部上山下乡这个持续了10年政策（他去世时还没停止）的半点影子？ 如果说68-12-21动员“一刀切，一片红，一锅端”式的上山下是出于文革大乱和专门针对犯了错误的老三届红卫兵以及坊间有人说的毛泽东的心病69届，那为何后来上山下乡政策延续了10年? 历史似乎出现了“拐点”，从“单下农村还不行”拐到“全下农村很必要”（后来又提出扎根），为什么？

无声

文革过程我们这一代都清楚，不用我多说。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为社么文革完全颠覆了反右的套路？ 毛泽东要更大规模的发动基层造反让“小鬼打倒阎王”是一方面，中央级高干“我家有女初长成”都在文革初期充当了小鬼是文革不同于反右的最大区别。反右时代这代人还太小，当时在大学，高中的高干子女很多经过战争年代跟随父母的颠沛流离，也密切接触过老百姓，有的就是直接被老百姓抚养过，他们比较本分。但是文革初的陈小鲁那批人就不同了。这些人能看到中央文件，能知悉高层动态，例如他们能最早的看到毛泽东与毛远新和王海容的谈话，革命与接班坐江山的使命感特别强，实际上文革前他们就曾集体造过学校党委的反，震动了北京市。他们在文革初的一大贡献就是抓住中央内部动向直接从社会上向中央提出符合中央意图的“建议”，例如“自发”的要求废除高考，另外就是造反，红卫兵一诞生，毛泽东文革初衷就被彻底改变，万劫不复！尽管毛泽东设想这次文革要充分发动群众，，但没想到最早发动起来的是高干子女红卫兵，也没估计到这批小祖宗的能量，正如潘多拉魔盒打开了。。。。。。

注：我一直怀疑毛泽东与毛远新，王海容得谈话是后两者自己速记下来的还是另有人在场记录或录音的？如有人专门记录就不是一般的家庭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