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发动50周年历史探讨总结

无声

由五人小组领导的旧文革被打断后，《五一六通知》开启了新文革。高干子弟在这场新文革之初有多么敏感？行动有多么快？ 从毛泽东6月12日在杭州讲话中提出改革高考制度，到高干子弟给中央写的要求废除高考的信在6月1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前后一共六天！

“6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时，毛泽东说：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教学改革、学制改革。中央要搞个高中、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办法是学校推荐和选拔相结合。初中还要考试。今年大学招考推迟半年，闹半年文化大革命。高中、初中不变。教材要重编，初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有毒的要去掉。过去教学改革、学制改革搞不动，改不了。这次要趁此来个大改革。大、中、小学如何教法，都要有典型。大学师生要互教互学。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


1966年文革当时为什么取消高考
2010年02月02日 21:42 人民网

革命也要讲水平，四中作为北京市的顶级名校自然在革命上也有其“高人之处”。在从内部得知中央高层的意向后，四中的青年人们颇具创造性地完成了一项壮举——废除高考，谁也不曾料想在中国延续了千年的考试制度竟会在一群年轻人的躁动下土崩瓦解。

一群高考中的佼佼者站起来砸烂了他们曾经为之寒窗苦读的高考制度，这怎能不令人深思？

1966年6月，当时在四中高三（五）班就读的几个高干子弟从他们的父辈那里打探来了中央有意废除高考的消息，与生俱来的政治敏感使他们决定抢先立下这一革命新功。于是一篇洋洋洒洒的“革命宏文”炮制出炉，这就是《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此时，同在西城的女一中（现161中学）有如与男四中相呼应一般也推出了《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于是，男女两所高干子弟云集的中学联手将高考制度推向了终点。被公认革命形象好的四中高二学生王倩倩与另一名女一中的同学被选派来到北京电视台宣读了信与倡议书的全文，在一个电视有如熊猫般珍惜的年代里，四中的学生想尽办法观都看了这次直播，与之说去真切地感受一下高考制度废除的喜悦，倒不如说是去享受那“革命成功”的精神快感。

“就在这个月的一天，北京四中初二学生刘源，把一封轻飘飘的信件，悄悄搁在了时任国家主席的父亲刘少奇的案头。把信交给刘源的时候，高三（五）班的两位同学很郑重地告诉刘源，说是要造反，要造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反，说当时的教育考试制度让白专的留下来了，把闹革命的、工农兵都挡在学校外面了。刘家有规矩，不允许捎信。刘源不敢把信直接交给父亲，只搁在桌上。而这封信就刊载在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信的结尾，是‘现在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向全市革命的同志倡议：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和这封信同时刊载的，还有来自北京女一中的另一封抨击高考制度的信件，和《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信中，热血沸腾的红小将们这样写到：‘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现行的升学制度是和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教育方针相违抗……其具体罪状如下：（一）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不少同学有严重的‘唯有读书高’、‘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等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现行的高考制度助长了这种思想。（二）使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这种学校为一些只钻书本，不问政治的人大开方便之门，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三）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我们具体建议如下：从今年起就废除旧的升学制度。”（1）

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发出，新中国在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一高考制度由此而废。

而11年后，同样还是刘源，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要求恢复高考。

历史像是跟刘源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让他用两封信两次影响了中国的考试史。

无声

文革区别于以往任何政治运动的最大特点就是红卫兵运动，而红卫兵运动最大的特点就是由高干子弟发动起来并与最高领袖发生了直接互动。为什么文革会出现红卫兵运动而反右时期没有出现？ 前面我已有粗浅分析，我认为文革前就有红卫兵运动的预演了！发生在当时北京干部子弟云集的几所高中，史称468学潮（发生在北京4中，6中，8中等校）。当然我这个文革开始还在小学的人似乎没有资格去解说我没经历过的历史，最多属于“后人解史”，因此我们还是需要搜集真正的史料。

无声

孔丹口述： 四中红卫兵是如何成立的
(作者系知名文革史研究者)  2014/09/05  

孔丹，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父亲孔原为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许明为国务院副秘书长。文革初期，他作为北京四中校文革主任，与陈小鲁、董良翮一起，发起、组织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并成为主要负责人。“西纠”后被中央文革视为压制群众、干扰大方向而勒令解散，他本人因此入狱。出狱后，赴陕北插队4年，1978年考上吴敬琏的研究生，成为其开门弟子。毕业后，曾任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的秘书，后转入光大集团和中信集团工作。2006年被任命为中信集团董事长，2010年年底退休。


风起于青萍之末
文革前夕，人们的思想状态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中苏论战开始，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危机。这场论战是非常公开的，中共方面采取连发九篇社论的形式，指摘苏联搞修正主义。所有的人都看到，中国和苏联翻脸了。这对我们的触动很大。我们很敏感地认为，与苏联的矛盾有可能最后导致战争，我们对此有很强的危机意识。这种外部环境和国内的政治环境结合起来，就好比是一个加速运动，像小步快跑，越跑越快。人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一切事情的焦点、重心、敏感点都集中在阶级斗争上。人们的思想已经被这种理念统治了。


在我身边，已经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其实我们家里也有类似的议论，比如中苏论战，我父亲就非常重视，让我一定要认真读“九评”。另外，我父亲和康生有很深的渊源，解放前都从事过情报工作，建国后关系也很好。我们把他的夫人曹轶欧叫曹妈妈，显得很亲切。其实中苏论战和文化大革命一些迹象性的东西就是从康生那里来的。在文艺战线，这种迹象和意向也越来越明显。比如一些文章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批判文学作品、电影，很早就开始了，《槐树庄》《夺印》《千万不要忘记》等作品也都出来了。这就是文革前夕的政治环境。


我记得1965年，曹轶欧的外甥苏涵写文章批判《早春二月》，其实就是被授意的。我的印象中，除苏涵写文章那事以外，康生还煽动说：你们这些学生也要关心文艺，要注意有人反党啊，也可以写些文章啊。这些可以说都是有风气之先的。从我的感觉，就是中央要做些事情了。因此，文革的发动，对我而言，并没有感到非常吃惊，好像是顺理成章下来的。当然其内涵是什么，那就不得而知了。


关于北京四中高三（5）班和女一中高三（1）班给中央写信要求废除高考的事儿，是文革初我经历的第一件大事。说起来，这又是高干子弟得风气之先的例子。四中高三（5）班就是我们班，是薄熙永先听到消息，知道了1966年的高考可能要停下来了。当时，我们还都在积极准备高考。我们有个数学老师叫周长生，有天在他家里给我们补课。参加补课的人有我、薄熙永等几位干部子弟。补课当中，薄熙永把这个消息讲了出来。他说：现在中央有这个决心，咱们是不是也要表示一下、呼吁一下呀？咱们争取主动啊。干脆发起废除高考的倡议，中央一定会接纳的。我也同意了。不过，女一中是怎么回事儿我不清楚。


社会上把这说成是四中高三（5）班的罪过，提出废除高考，使中央不得不接受。不是那么回事儿，实际上是中央已有考虑，我们不过得了风气之先，做了这件事情。高干子弟干事情，总想弄出这个风气之先来。我们那封信是有背景的，不是自发的，而且我个人心里深处还有一种遗憾，觉得我们备战高考了许久，摩拳擦掌，准备一显身手一决高低，这劲一下子使不上了，很失落。那时，班上学习成绩差一点的同学高兴得要死，这下子解放了，以后上大学就不用考试了。但残酷的事实是，以后连大学的教育都停止了，结果是什么也没有了。


接着工作组来了，成立了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校文革）。由于我在学生中的地位，顺理成章地成为四中的校文革主任。在这个问题上，四中出过一个干部子弟争夺领导权的事件。有几位高干子弟和我们有些矛盾，认为我代表的这批人是策略派，比较保守，因此不应该由我来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我们晚上在大教室里，还开了一个（内部）主要由干部子弟参加的会，展开辩论。


工作组组长当时非常紧张，因为这两方面都有来头。以我为首的是多数，四中的学生党员基本都在里面，而且拥护我们的有一大批学生，在学校里很有影响力；另外一方的那几位则颇有背景地位。后来，外边把这叫做四中干部子弟内部的一次“争权夺利”，至少旁边的人是这么看的。这件事大约也就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工作组撤出学校后不久，就不了了之地消解了。


工作组从各个学校撤出后，学校就出现了权力真空。校文革由于是工作组主持成立的，几乎就失去了权威性。这时，我提出来用年级支部的方式掌控局面。每个班都有团支部，在各班团支部基础上产生年级支部，由各个班的团支部书记参加。在学校层面，由高三年级的年级支部负责。高三的团支部书记大多是党员，高三（2）是李三友，高三（4）是秦晓，高三（5）支部是我，也就是我们这几个学生党员在起主要作用。四中的各年级支部之上，再有一个联合的机构，我是负责人。我那时是校团委的学生副书记，书记由老师担任。实际上，高三的年级支部就控制着全校的文革运动。再有，就是利用以前的辅导员制度，由高中的学生负责辅导初中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的指导思想就是：一个大的运动已经来临，根据“四清”中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一定要有序、有组织地进行。而我们是有这个条件的，我们年纪相对成熟，又都是党员。这种结构，在当时北京的中学里可能是独一份。


我在文革中，不是像北大附中彭小蒙、清华附中卜大华那样通过造反，自己冲杀出来的；也不像我们原来“四清”运动中那几位高年级学生是挑头“闹事”的，而我是自然产生的一个学生领袖。面临群众运动，你跑不掉，就得出来做事情。所以我说，我在文革初期的作为很大程度上是身不由己，这是我的宿命。


批斗校长老师
我们在文革中的表现，简单说就是经过“四六八学潮”之后，我们这些党员学生的行为很像政工干部。从我个人来说，我的思想轨迹，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在组织的关心下成长。家庭教育也是这个要求，不能违反组织原则，不能违反政策。因为这种思维惯性，在“四六八学潮”中我没跟上，落在了后面。正因为我落在后面，结果被人说是妥协、投降。又因为“被招安”，所以我就入了党。再因为我是学生党员，我就更加注重组织纪律和中央的政策。在这样一个因果循环之下，到文革初期，我们就格外强调组织领导，强调政策。脑子里一面是跟着主席，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面是要讲政策，强调组织和有序。我觉得革命就革命，但不能乱来。我们经常学习和研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尤其对政策性的问题比较敏感。其他那些学校的学生，人家谁管《十六条》是干什么的。文革时揪斗老师，有些学生上来就打。因为我阻止了一些过激行为，又被人说成是策略派、保守派等。


关于四、六、八中在中山音乐堂批斗李晨、杨滨（当时二人分别是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四中校长）的事情，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陈小鲁口述史说是他提议，找我商量，那可能就是这样。因为我是四中的头儿嘛，几个学校要联合安排这些事情，一定会和我们大家协调的。那次我肯定是在主席台上，应该还有六中的董良翮等。文革中用批判大会和群众发言这种方式批斗一些领导，在当时是很寻常的事情。我记不清那次有没有挂牌子，我印象中没有，也没有戴高帽子。那时周坚是四中校文革副主任，他跟我年龄一样大，但因病留了一级，当时是高二的学生。他是一个行政能力很强的人，说话做事都很清楚。当时，他是根据我的要求，参与批斗大会的组织工作。如何上车，如何到达会场，如何布置维持秩序的人。


后来，有人动手打人，台上当时一下就乱了。我们急忙阻止打人，维持秩序。但是已经有很多低年级同学蜂拥而上，冲上台乱打一气。我只记得李晨花白的头发，被皮带扣打到头上，流着血，看着很惨。后来我们只好把大会停了下来，把批斗对象都带下去，就散场了。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在学校里，突然一群学生就把杨滨围起来了。我们正在开会，有人报信：出事了，杨滨被他们押到操场的跑道上去了！我赶紧把会停了，说快走。过去一看，杨滨已经被连打带踢，衣衫不整了。我说：大家不能这样，要有秩序，要按照《十六条》办事，可以批判，但不要动手。这些学生要求游街，我和赵胜利就架着杨滨，边上还有秦晓等人，在操场上转了一圈。这过程中，我身上也挨了好几下，当然还不算狠。因为这些学生也不敢真惹我们，我们翻了脸也不客气。由于我们在旁边，火力马上就弱了，扔点儿土疙瘩、泼墨水什么的，没有多少杀伤力。原来都是用皮带抽、木棍打的，那后果不得了，我想老太太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承受不了了。所以杨滨对此印象很深，她后来对儿子宋新鲁说：孔丹救了我一命啊！要不是孔丹、赵胜利他们，那我这条命就没有了。

无声

四中还有一次突发事件，发生在四中的小院里，也是一帮学生突然就斗起了老师。我听说后，就赶紧赶过去了。当时在场的大多是初中的学生，可是这些初中的学生很凶。他们点着名地叫，xxx 上来！点一个老师的名字，就往台上拉一个，拉上来一个就剃一个阴阳头，剃完一个就往“牛棚”里送一个。下面的老师们都吓得哆嗦，眼见得上去一个就是一剪子，一推子。点了名、被推了头的老师，已经站在那里好几个了。我看见后就赶紧上台，给大家念《十六条》，不准再斗。告诉他们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很不客气地批评他们不能用这种方式对待老师，有什么缺点错误可以批评批判，但不能用这种侮辱人的方式。后来有的老师说：当时我的心都揪到嗓子眼了，知道快轮到我了。你孔丹当时能这么站出来，不容易啊。那年头，有些人进了“牛棚”就出不来了。我讲了一通后，这些老师就没被关押。


在当时那种潮流下，想到去保护校长、保护老师和同学，并不是偶然的做法，而是我们实实在在地努力要去做的事情。像我们班的老师顾德希等，对我们来说是亦师亦友，很早就被我们给保护起来，根本不让别的学生碰。我们好几次，就是直截了当地保护校长。批评可以，批斗也可以，批她过去执行错误路线什么的都行，但是不准动手，不准打人。所以四中就始终没人敢像在师大女附中那样，像在八中、六中等学校那样，在公开场合就公然噼里啪啦动手打老师。四中始终没有，没人敢，因为我们的权威在这儿摆着呢，我们压着台呢。文革后的1982年，我到张劲夫那里做秘书，中组部要审查我文革中的表现。他们到四中请当年的老师们开座谈会，老师们都明确地表态说孔丹讲政策。


我们的批判不是采取一种有组织的暴力行为，所以有些四中低年级的学生后来对我及我们这一批人不堪忍受，他们跟我们闹，说我们站在了革命和斗争的对立面，“你们就是不能像红卫兵运动那样发展，我们受到了你们的压制。”大字报也出来了，给校文革委员会提意见什么的。


被动成立红卫兵
文革初期，我对红卫兵的兴起是有看法的，认为过于激进了一点。王铭是我初中的同学，高中去了清华附中，他也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主要发起人之一。那时，我还专门到圆明园找他谈过。他说他们要成立一个什么组织，这在我看来是过激的，至少是不妥的，我坚决反对。我说：你搞什么组织啊？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路线嘛，你就按中央的指示做呗，按中央的政策要求来推动。从当时我们之间的关系来讲，我的心态和口气是比较居高临下的。我说：你们根本就不能这么做，就我们在学校里参加“四清”运动的经验，一定要在组织的领导下，要靠党的领导。当时中学生的斗争矛头基本上都是对着学校党支部的，但是只是批判他们的修正主义倾向，批判17年来教育路线的问题。这完全是可以有序进行的嘛。虽然我对他们有一定的理解，像王铭说的：我们受压制，工作组整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和他们斗。我劝他们多沟通，不要采取这种方式。不过，当时他们已经听不进去了。


四中像我这样的，不是一个，是那么一批人。我们作为能够掌控四中文革运动的这批人，在思想上是不接受红卫兵的，认为它是一个非组织的行为。实际上，我们对于当时海淀区学生比较激烈的做法也很不以为然。我们认为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像以往中央推动政治运动所需要的那种组织。所以，我在内心深处是抵触红卫兵的。甚至我多少有一点点认为，我们这些学生党员所代表的四中学生的水平，和海淀区这些起来造反的学生水平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我们更有政策水平，更了解党的意图和党的安排，更能有计划地推动这样一个有序化的运动。上面派工作组，我们就听工作组的；上面有政策文件，我们就按政策文件办。我们当时的思想就是这样一种状况。所以我们学校从文革开始，运动都是有序进行的。


从另一个角度说，后来的四中红卫兵在造反的意识上，也远远落后于海淀区的这些红卫兵。这和当时不同学校的学生成分构成有关系，和学生群体中的不同思想积淀有关系。如果不是其后潮流的推动，我本人是反对成立红卫兵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视这种组织为革命运动中的“勇敢分子”。我今天说这话完全没有为自己开脱的意思，这已经是久远的历史了。从一开始，在“四清”运动中和入党之后，我已经被一些同学视为保守派，我也知道是哪些人、有什么样的看法。但我对此不以为然，始终认为我走的路是正确的。就是坚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有系统、有组织地开展运动。这不仅包括“四清”中解决基层领导班子是不是变质的问题，也适用于文革中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问题，至少我认为应该如此。


现实情况是，工作组一来，学校党支部就瘫痪了。工作组就是依靠四中的这些学生、依靠团组织进行领导。后来四中成立了学校文革委员会，我又是主任，周坚是副主任。可以说，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成立什么红卫兵。红卫兵这个概念，它和我们的思想主张、和我们的年级支部这种体系都不相符。


这期间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不过开始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脑子里从来都是要听中央，实际上后来才知道，中央已经分裂了。或者可以说，中央本来没有分裂，是毛主席硬生生地把它撕裂了。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我还记得邓小平说了句四川话：“坐倒起讲”，意思就是坐下来讲。结果，毛主席突然从主席台侧幕处走出来了，带着中央文革的一群人，在台上走了一圈。你说毛主席走出来，少奇、小平能够不过去恭迎吗？这毛主席太厉害了，他就是不理人家，根本不和刘、邓讲话。他们表现得完全无助，一点面子都没有，再镇定的人也受不了。这些，下面坐着的人都看到了，这是个很强烈的信号。不过，我的反应还是有点迟钝，没有意识到中央已经分裂了，还是循着维护一个领袖、一个中央、一个组织的信念来考虑问题。


四中成立红卫兵比较晚，到“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我们还没有成立红卫兵呢。那天在天安门广场，我们从高年级每个班抽调了5到10个同学，在金水桥附近维持秩序。这时，四中还没有正式打出红卫兵的旗子，也没有袖章。后来听到扩音器的广播，要四中的负责人上天安门，我就上去了。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充分肯定了红卫兵小将，局势明朗了。


从天安门回来以后，我们觉得不能落后于形势，于是在四中成立了红卫兵。刘辉宣当时批评说，我们没有成立红卫兵是落伍了。他这话虽然对我们有促进作用，但不是决定性作用。我们之所以成立红卫兵，主要是由于毛主席公开表态支持了红卫兵，我们就不能继续按照原来的想法做事了。红卫兵被毛主席肯定以后，既有整个大形势的要求，又有内部的压力，包括刘辉宣这些激进同学的压力，也包括干部子弟内部纷争中认为我们保守、妥协的批评，所以在四中，我用一个说法叫——“不得不”成立了红卫兵。


但是，四中红卫兵没有一个完备的组织体系，没有实际上的红卫兵总部，没有设红卫兵的运行机构，实际上还是利用年级支部、文革委员会、各个班的文革主任等这样的一些组织形式。可以说，红卫兵不是我们那个时期参加文革运动的主要方式。


当时，我们一方面必须要说自己是红卫兵，是革命的；另一方面又不能接受血统论和暴力行为。于是，我们就走向了红卫兵的变异。

无声

上面转文中孔丹只是对468学潮一带而过，因为当时他没参加，但是他提到了468学潮对后来出现红卫兵运动的影响。

网文资料：
四中是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名牌中学。从刘少奇，林彪开始吧。陈毅的小儿子初中是四中，高中没考上，就去八中了。王岐山所在的35中，学校教学一般。468学潮和社教的发生与四中的高干子弟有直接关系。

这些高干子弟，他们填写家庭成份是‘革干’，基本是副部以上，官方的标准是13级以上。‘革军’一般是准军，上校以上吧。反正这都是文革后期，我们班主任透露的。我本人是望洋兴叹：再有过草地的机会，我爬也要爬过去。

干部子弟，都有一种刻意的朴素，穿的很破，有补丁。他们大部骑自行车上下学。营养充足，身强力壮，身材很高。他们的父母能在战争中存活下来，身体都是很好的。这也是优选的结果。当然，也有幸运。大多数学习努力、功课不错，但普遍有种优越感，和对普通出身学生的蔑视。

就是他们内部，也以父亲的官位，名气和重要性，分为不同层次。官最大的，是中心，其他的围着转。比如孔丹，其父是中央调查部长，重要性不言而喻。就比其他部长高一等。



邓颖超怀抱孔丹

无声

文革前的468学潮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和后来的红卫兵运动有直接的血统关系？前面孔丹和平民出身的网友都没说清楚，再找出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前男四中的当事人的回忆：

1964年北京四中的468学潮与社教

四中不但高考升学率极高，学校十分重视教学质量，而且对政治思想教育也抓的极紧。四中的另一特点是高干子弟云集，至今还被海外称为“贵族学校”。

六十年代初，中共与苏共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并公开。当时跟随着中共中央评论苏共纲领（即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的“九评”每一评的发表，我们系统地学习了九评。每次中央台广播九评文章，全校都停课听广播。政治课除了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学习九评。高干子弟下课后热议的话题之一就是中共与苏共怎么斗的各种大、小道消息。包括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与苏共开会、接触时，怎么争论、怎么斗嘴。

在中苏论战中，当时同学中包括自己，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狂热地崇拜毛绎东，很兴奋地认为以前的“老大哥”苏联不行了，变修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已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中国才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才是国际共运的导师.１９６４年春，北京四中高三５班同学王小彬（干部子弟）给中央写了一封信，系统地批判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后来听班里的高干子弟说，毛主席看了此信，并说，“我们的中学生能写出这样的反修文章，小将向我们挑战了！”据说周
恩来总理在—次关于反修的报告会上，表扬了四中学生王小彬说，“看，这就是我们有觉悟的接班人。”从此事可以看出，四中学生反修防修气氛之浓。

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１９６２年后首先在农村展开。记得北京四中全校曾先后停课，听传达中央指导四清运动的“前１０条”和“后１０条”。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后１０条”，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比“前１０条”更严重，对四不清干部的斗争更严厉。时的许多提法很令人震惊，如：“存在着严重的阶斗争”、“敌人拉出去打进来”、“四不清干部”、“要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扎根串联”、“成立贫协依靠贫协”、“揭盖子”、“民主革命补课”，等等。净是些以前闻所未闻、十分尖锐、吓人的字眼。当时觉得整个社会都在动荡，全国农村己成为阶级斗争的大战场。清华的XXX年龄稍大，有关四清消息较多，有一次听他说“少奇同志有个报告。刘少奇说，全国农村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烂掉了。”（后来得知，刘少奇在一次有关四清的报告中，确有关于三分之一的估计。毛泽东也有同样估计。）

当时的形势，让人觉得山雨欲来风满楼。自己常常有种莫名的兴奋，期待着投入到革命风暴中去锻炼自己，去实现自己的青春价值。那时，我特别喜欢语文课一篇课文是高尔基的诗《海燕》，其中一句是“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这种思想感情，在当年的学生中很普遍。

上高二时，全高中下乡劳动，正值团中央在《中国青年报》上整版刊登董加耕不上大学下乡务农的事迹，团中央号召向董加耕学习，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宣传董加耕的道路是青年一代革命化的唯一道路，是真假革命的分水岭。全体同学劳动之余，每晚念报、学习、讨论。这篇文章及团中央的号召对我影响很大，我下决心要穷其一生，走与工农相结合之路。响应党的号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不上大学就下乡务农。当时这种想法在同学中很普遍。

北京四中的学潮与社教

国人大多不知道，当年的四清运动个别中学也搞过，例如北京四中这个名牌中学就经历过一场社教运动。四中是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名牌中学。这场社教的发生与四中的高干子弟有直接关系。这些高干子弟〔他们填写家庭成份是‘革干’、‘革军’〕，穿著很朴素、骑自行车上下学，大多数学习努力、功课不错，但普遍有种优越感。课余时间他们喜欢不分班级地扎堆，谈论国内外大事，传播小道消息。按我们那一年级陈元（陈云之子）的说法，他们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氛围。按我的感觉，他们觉得自己的父母打下天下，他们是当然的接班人应“坐天下”。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北京四、六、八中等中学的高干子弟闹起了学潮。这三个中学的高干子弟相互串连，认为学校的阶级路线存在问题，出身不好的干部、教师重点培养出身不好的学生，排斥干部子弟；认为学校忽视政治教育，重视分数，培养学生走白专道路；认为应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开展阶级斗争，在学校搞教育革命。此即所谓发生在１９６４年秋季的“４６８学潮”。四中的学潮主要是由高三年级的高干子弟领头闹起来的。

无声

笔者所在的高三４班，曾发生语文课上，革干子弟宋扬之批评语文课老教师程先生讲授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是宣扬资产阶级情调，并批判朱自清的《荷瑭月色》宣扬脱离阶级斗争的世外桃源，散发小资产阶级情感。这是个标志性事件，学潮自此温度骤升。而后过了二、三天，在同一天，高中各年级、各班在教室后墙贴满了小字报。有批判白专道路的；有讲阶级路线的；有批判语文教材的。笔者在外班高三３教室后墙看到宋克荒（宋仁穷之子）一篇长篇小字报论述党的阶级路线。

在学潮中，发生了学生斗学生，批判思想“反动”的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之事。展开了批判本班白专学生的斗争,在班里召开的批判会上，让其交待反动思想,收走其日记。紧接着，许多班发生了“夺权”。由高干子弟向家庭出身是非红五类的团支书、班长夺权，由革干、革军子弟接管团支书、班长的职权。这是仿效农村四清运动的夺权斗争。高三年级有六个班，其中三个班出现了“夺权”。
当年推动四中学潮发展到社教运动的是高三的一批高干子弟。高三的高干子弟有个核心小组。主要核心成员有：邱承光（邱会作之子）、宋克荒（宋任穷之子）、杨东胜（杨成武之子）、萧云（萧华之子）、苏承德（苏振华之子）、刘安东（水电部常务副部长刘澜波之子）。邱承光是主要召集人。他们开会地点有时在刘安东家，有时在萧云家。杨东胜其
实政治热情并不高，他与笔者私交不错，私下对笔者讲，“我爸就让我好好念书，以后建设祖国。”他在核心圈只不过挂个名，跟着跑。杨东胜之所以属于核心小组成员只因为他爸是杨成武。开始核心圈人较多时，有李新时（父亲是上海空四军的少将）、宋扬之（父亲宋之光时任驻法参赞）等人，他们后来淡出了核心圈，皆因父辈不够军级部级以上官位或父亲不是中央机构的高官。从以上高干子弟核心圈组成的潜规则，可以看到高干子弟头脑中那种等级分明的血统观。这种等级分明的血统观，应是既来源其父辈无形的影响、熏陶，也来源于体制的潜移默化。 １９６４年底，学潮发展到社教。四中闹起学潮时，高三的一批高干子弟给中共中央写信
，反映四中学校领导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有问题，排斥革军、革干、工农子弟；出身地富、资产阶级的领导、教师重点培养出身地、富、右派、资本家的子弟；学校不培养革命接班人，而培养学生走白专道路。他们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中宣部、—封给北京市委。信写好后，高干子弟联合签名，有邱承光、苏承德、宋克荒、杨东胜、刘安东、萧云、宋扬之等人。写信日期是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０日。高干子弟自有通天渠道，一封信通过陆健健（后改名陆健，陆定—之子）递交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另一封信通过傅洋（彭真之子）递交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陆定一收到信后，于２１日转交北京市委。中宣部于２５日在中宣部《宣教动态》１１４期上刊登了此信。发信—周后，２７号左右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张文松出面接见了四中高干子弟三名代表：邱承光、宋克荒、苏承德。此次接见，张文松主要是听取意见，了解四中高干子弟想法，以便向彭真汇报。紧接着，北京市委由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出面第二次接见四中高干子弟，地点在台基厂北京市委大楼大会议室。这次四中去了几十个高干子弟，已毕业没考上大学而转到清华附中重新上高三的贺鹏飞（贺龙之子）也去了，他坐在宋扬之旁边。记得笔者那天上学，没见到刘安东，有同学告诉笔者，万里接见他们，刘安东也去了。过了一、二天，会议情况陆续传出，据说万里在会上批评他们是“娃娃”“瞎胡闹！”，“不要党的领导，搞非组织活动。”针对他们反映四中领导培养学生走白专道路，万里说：“你们说红２分比白５分好，我看还是白５分好。”万里指着苏承德说：“你现在应好好学习才对，我会找你爸爸谈谈。”万里宣布：现在出“安民告示”，北京市委将派工作组进四中。

彭真派工作组进四中，目的是控制学潮，终止学潮，恢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四中工作队由市委文教书记张文松领导，由市教育局局长李晨带队进校、具体负责。据李晨在《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一文记载，北京市委决定派工作队进驻北京四中的日期是：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８日。

为着便于与高干子弟沟通，做思想工作，工作队的副队长有几位高干夫人，如副队长杨滨是时任国家经委、建委副主任宋养初的夫人；副队长孙岩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林默函的夫人。四中高干子弟见她们，称呼：“杨阿姨”、“孙阿姨”。

工作队采取了化整为零，分头谈话，降低温度的策略。高干子弟并不是铁板一块。在工作队进校前后，高三２班的团支书任小彬（父亲任彬时任北京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母亲杜若时任西城区区委书记）曾找校长、党支书解才民，表达个人意见：“现在学生运动没有党的领导，学校的运动应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解才民反问：“我的话他们听吗？”对任小彬表示了赞同与支持。任小彬文革后对笔者说，他当时属于建制派。

１９６５年１月初，工作队在阶梯教室召开了高三年级全体学生大会，工作队队长李晨讲了话。笔者只记住了李晨的一句话“这次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四中社教一开始，工作队便矛头向下，开展了批斗反动学生的运动。

中央关于社教运动的新文件“２３条”下达后，四中的社教便紧急“刹车”了。“２３条”含有两种精神，一方面有着对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后１０条”中过左倾向纠偏的精神，强调团结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另一方面又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种更左的内客。但北京市委只抓前者纠左精神，强调不能扩大打击面，而回避后者关于重点是整走资派。四中通过传达、学习“２３条”，贯彻纠左精神，对运动进行降温、“刹车”。

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４日“２３条”通过当天，北京市委召开六个中学高干子弟“训活”，同时让六个学校的校长、党总支书记、团委书记到会，听会。这六个中学是：四中、六中、八中、师大女附中、女—中、女三中。其中四中、六中正在进行社教，八中正在闹学潮。万里在会上讲了三个钟头，对几个中学的学生运动大泼冷水。万里批评高干子弟“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自由散漫、自由主义，不听党的话。”，强调：“这个运动必须党来领
导……没有党的领导还不是洪秀全、李自成？”还说：“你们的父母我都认识，别看你们爸爸比我官大，北京市要听我的。”（这里似乎暗示了党内的矛盾与斗争）万里说：“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学校要有正常秩序，不能乱来。

１月２１日，彭真在人大会堂河北厅做关于四清的报告，提到北京中学的学潮说“干部子弟也要一分为二，学校是党领导的。”“他们要革命，这种精神是好的，但办法不对。”“浮动、乱斗要停下来。”（注３）

无声

１月２２日，李晨向四中全体党员宣讲了“２３条”。紧接着，工作队对全体学生宣讲了“２３条”。师生们学习、讨论“２３条”长达—个月。到了３、４月，四中的社教便停了下来，学校恢复了平静。高三学生忙于学习，准备高考。


发生在１９６４年秋的４６８学潮，演变到社教的有六中、四中。八中没有进行社教。在四中校友的文革回忆文集《暴风雨的记忆》中，有几位四中校友作者说，八中也进行了社教，这是不确实的。六中的社教比四中早一个月开始。六中的高干子弟在学潮开始时给中宣部和团市委写信，反映六中的党支部、校长不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干部子弟受压；校领导忽视思想教育；走资本主义道路。主要反映学校领导的问题。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１８日，由中宣部主导，派出工作队，由团中央书记杨海波带队进驻六中。杨海波当时是向陆定一汇报六中的社教。六中的工作队与后来市委派到四中的工作队，两者做法不同。六中的工作队发动师生批判学校领导、校长、党支书。后来有三人被开除党藉。多年后苏承德告诉笔者：“当时派工作队去六中的中宣部陆定一他们，与派工作队去四中的北京市委、彭
真有矛盾，做法不同。”笔者认为：中宣部派去六中的工作队，其思路基本上是贯彻执行“后１０条”，并受中央两位主席关于有三分之一基层政权已经“烂掉了”的讲话影响，进校后重点整学校的领导干部。而北京市委、彭真则对此潮流抵制、顶牛，反过来在四中矛头向下，整反动学生，要扑灭学潮。前者（中宣部）在紧跟中央的反修新战略，后者（北京市委）通过传统的反右斗争策略来阻挡扑向领导层的革命烈火。


４６８学潮的八中，闹学潮曾闹到要罢课，“２３条”下达后，市教委说服了陈小鲁（陈毅之子）等高干子弟，结束了学潮。八中没有进驻工作队，没有进行社教。高三毕业前，四中高干子弟核心小组的领头人邱承光曾被要求对工作队和校领导多次做检讨，尔后过了关，四中社教留下了一个严重的后遗症。到了社教后期，四中的领导、党员、教师都唯恐在阶级路线上犯右倾错误，因此宁左勿右，这就在升大学这件事上苦了许多出身黑五类的子弟。高三毕业生的档案里有“政审意见”这一项，由于这项意见写的“不好”，影响了许多德才兼备、学习优秀的毕业生不能升入大学。如果出身所谓不好，本人又不是团员，政治上所谓不追求上进，往往就会被“政审”卡住，高考成绩再好也没用。这给许多小年轻造成了终生的遗憾和伤害。对高三毕业生进行“政治审查”，档案中有“政审意见”这一项，当时属于“机密”，学生们全都被蒙在鼓里，浑不知有此握有人生升降大权的暗中“机关”。在六十年代上半叶，“政审”问题始终存在，并不只是６５届毕业生才遇到的无形的生杀关卡，只不过自５７年后愈演愈烈，到了６５年尤甚而已。对此一涉及人的平等受教育权的重大问题，涉及制度性出身歧视的问题，长期被人们忽视，很少被人提及。


当时党对青年学生的阶级路线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起点是首先要看成份，看家庭出身。随着兴无灭资的全国阶级斗争形势日益严重，有成份论在“政审”中的份量也越来越重。四中在文革时期有这样—件事：１９６８年北师大几个学生拿着“中央文革”的介绍信到四中调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高考录取上的表现。调查高考制度是如何打击工农子弟，保护“黑五类”子弟上大学的。四中前负责高考生“政审”的教导主
任屈大同接待了这几位来搞调研的师大学生。屈大同对他们讲：“恐怕不得不让你们各位失望了。告诉你们，每个学生的档案都有个表格，表格上有学校的‘政审意见’，只要建议不录取，考出大天，也上不了大学。”屈大同说：“给你们举个例子，知道钱伟长是谁吧？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教授，是个大右派。他儿子钱元凯就是由于政治鉴定不合格，成绩再好也没用，那个大学都没录取。这就是党的阶级路线。”（注６）钱元凯当时在华北考区高考总分第二，他报考了清华，但没有任何大学录取他。对此事，文革后屈大同一直感到很内疚。
苏承德在我们五位校友聚会时说：“当时推动我们高干子弟搞运动，搞社教，主要有几种思想：一是阶级斗争观，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开展阶级斗争；二是接班人观，片面理解了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指示，认为搞教育革命，当革命接班人的重担落在了革命后代身上；三是反修防修观，既要反苏修，也要反中国的修正主义，首先要破除学校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这么几种思想的推动下，出于责任感和优越感，觉得革军、革干子弟有革命责任要搞阶级斗争；认为自己出身革命家庭，是理所当然的接班人。干革命，舍我其谁？”


苏承德说：“反思当年的事，在四中的学潮和后来的社教中，四中高干子弟的所做所为，实际上就是后来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先行者和预演。高干子弟的优越感后来发展成血统论对联。四中高干子弟打破班级界线的小组织活动则正是后来红卫兵组织的雏形。开展阶级斗争，批判领导、老师，学生斗学生，搞低头弯腰批斗，抄家，后来红卫兵干的事，那时在四中已经露头，开始出现了。”


苏承德的反思告诉人们：文革确实发生在文革之前。四中的学潮与社教是文革红卫兵运动的序幕与预演。

无声

通过不同当事人的回忆，在上下文中我们发现文革前468学潮与文革红卫兵运动的紧密血缘关系，甚至在上述回忆中连李晨，杨滨等官方人物都戏剧性的反复出现，只不过是角色有了天壤之别。我们看到在468学潮中李晨是北京教育局长，杨滨是派驻四中的工作队副队长（相当于文革中的工作组），到了文革中李晨还是北京教育局长，但杨滨已是四中校长了。468学潮中，四中挑头者都是高三毕业班高干子弟，文革开始时他们都在大学了，孔丹那时在高中低年级没参加468学潮，但是受到耳熏目染。陈晓鲁是8中学潮的挑头者，也是既参加了文革前468学潮又组织了文革中红卫兵西纠和联动的双料“老革命”，最后他被周恩来藏到沈阳军区部队农场躲避江青的追责（后在农场入伍）。最有意思的是当年彭真派了李晨，杨滨带领的工作队进驻四中扑灭学潮，那些闹事的高干子第就都老老实实的去考大学了，他们闹事的理由之一是学校歧视干部子弟纯属“阶级斗争”的臆测，实际上学校歧视的是出身不好的学生。到了文革中李晨，杨滨就惨了！458学潮的后继者们可是不象他们的学长们那样温良恭俭让了，他们打你没商量！ 校党委也好，工作组也好，都不灵了，连彭真都进秦城了，刘少奇在中南海里都被造反派批斗了。

无声

再回到文革初的6月12日毛泽东提出改革教育制度和改革高考，他的文革初衷传到高干子弟耳中立马引出改变历史方向的反响！在四中是薄一波的儿子把消息透露出来，旋即四中高干子弟给中央写信要求废除高考。中央宣布高考废除后，高干子弟发起的红卫兵运动随即席卷全国，当时江青见到红卫兵领袖时动不动就问“你是谁家的孩子”？ 就连周恩来都要找他看着长大的陈小鲁，孔丹那些西纠的红卫兵头头去维持首都街头秩序和治安。

尽管文革因为红卫兵运动造成全国大乱，特别是教育领域已无任何教育改革的可能，但是如果因此就忽略了文革发动之初毛泽东希望通过文革完成教育革命的初衷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你仔细回顾文革中毛泽东在教育领域进行的一系列努力，你会发现他曾极力想建立一套新的教育体系，只不过都失败了！在文革时期，毛泽东把通过教育革命完成教育体系再造的重任交给了一个人，那就是张春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