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发动50周年历史探讨总结

无声

关于文革上山下乡决策所面对的主要矛盾，多年来我们业余探讨上山下乡历史的知走过了搜集资料和思辨的艰难道路。业余的难处在于看不到专业学者能够看到的一些档案，业余的好处在于受到的各种限制比较少，可以说业余探讨者的资料和看法都是公开分享的，有别人工作的启发，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没有出版方面的顾虑和束缚。


于我而言，多年来我把对于上山下乡决策历史的注意力放在两个半人身上，一是周恩来，一是毛泽东，半个人是张春桥。为什么在上山下乡决策的历史方面要把周恩来放在第一位？ 因为新中国上山下乡的历史在决策方面只有周恩来一人的主要作用贯穿了各个历史时期。举例来说在文革前60年代初发动的上山下乡，周恩来是最主要的相关 中央文件的起草定稿和把关者，也是具体实施的住持者，就连毛泽东在他生日宴上请来邢燕子董家耕出席都是周恩来特意安排的，这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如果说邢燕子这个典型（半回乡）是自发的横空出世，那么我们也应注意到她说是在看到周总理的讲话后受到鼓舞才决定到农村去的（具体哪篇总理讲话还不知道），而候隽这个真正在城市长大的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的典型就是周恩来亲自培养和扶持了多年的。可以这样说，68-12-21上山下乡动员在前台是毛泽东出面号召，在后台是周恩来运筹帷幄具体操作，毛周二人在上山下乡决策方面的关系就象在遵义会议后周毛二人关系的翻版，只不过在文革中做最后决定者是毛泽东，在遵义时代是周恩来。当周恩来在遵义时期是毛泽东的领导时，毛泽东要干什么事就千方百计的说服周恩来，再由周恩来出面去摆平各方面的关系和阻力，最后得到落实。反之，在文革时期毛泽东是最高统帅，周恩来要做什么事也如此炮制。 事实上，文革时期中央高层所有人如果要提出自己的主张去做什么事都要通过毛泽东定夺，如果出现了不同意见甚至是对立，就要由毛泽东去仲裁并且做最后决定，文革中上山下乡的决策也是这样。而张春桥在上山下乡决策的历史中只能算半个人，文革前上山下乡的决策他没份，文革中他对上山下乡决策主要的影响在1967年底以前，而且主要是负面作用（后面再讲），不过要注意他在1968年搞出来的“721工人大学”经验对于上山下乡的影响属于“歪打正着”，因为那个在城里招生的工人大学的经验最后被异化成为上山下乡的理论根据，这是需要重点梳理的有趣历史问题！

无声

行文至此，我们要厘清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探讨历史问题最忌讳的就是脸谱化和先入为主不容置疑的立场问题。什么是脸谱化？例如过去我们一提陈独秀就批他是投降派，就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在立场问题方面，例如过去我们一提“孔老二”就说他是封建王朝和地富反坏右的总代表，是走资派思想来源之一，是林彪反党思想的鼻祖，因此要立场坚定的批林批孔。金大陆有段发言值得思考：


【文摘】金大陆，现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城市发展和青年运动史研究。近日在“爱思想网”上，他介绍了自己眼中的上海文革“特色”。他认为，文革史研究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容易脸谱化、概念化。特别是文学、影片、电视剧，大多是脸谱化的。有人说是“妖魔化”，我不使用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本身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文革是意识形态化的斗争，但研究文革要“去意识形态化”，就是要回到历史学的学术轨道上来。从下往上看文革，上面的文革是什么样，中间的文革是什么样，下面的文革是什么样，一下子就打开一个宽阔的视野，对文革也有一个更加全面的把握。


我们探讨的主要是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因此研讨文革上山下乡就离不开文革，当年《知青上海》的前版主应家驹就对我说过“研究上山下乡不研究文革都是扯淡”，此话虽然冲了点，但说的是事实！问题在于你要碰触文革中上山下乡的背景就无可避免的要碰触文革中高层的人物，例如“四人帮”，最典型的是张春桥。文革后李先念说：

“那种认为只有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历来不同意。如果说只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那我们的党就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贫下中农先锋队的党。 四人帮 认为要消灭城乡差别，就要把城市青年放下去，然后把农民招进城。不从发展经济着眼，城乡差别怎么缩小？”



在这里李先念很明显的把上山下乡归罪于“四人帮”， 再看一则资料：


网中人：

上海七六届毕业生分配宣传要点（摘录）

我们要批判四人帮反动的“自己消化论”。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采取“稳定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在一次周总理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公然反对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战略方针，别有用心地鼓吹“像上海那样，计划生育搞好了，到了一九八零年知识青年就可以自己消化了。”周总理当场给予驳斥，指出，计划生育搞好了，城市下乡任务会要小些，但即使到一九八零年以后也还要下乡，这是一个长期任务。

马徐王极力推行“自己消化论”，算到了一九八零年上海知青可以不下乡了的“账”，吹一九八零年以后上海知青就可以不下乡的“风”，叫嚷乡办名不副实了，可以改为毕业生分配办公室。他们大搞独立王国，不顾国家计划，从七三年以来把上山下乡比例越压越低，挫伤了广大革命青年志在四方、上山下乡的革命积极性，干扰了毛主席指示的落实。

网中人的这份资料在中央党史研究室郑谦的文章里也得到正实，他说：


“即使像张春桥这样的人当年也曾说： 像上海那样，计划生育搞好了，到 1980 年，知识青年就可以自己消化了。”



在这里，似乎张春桥又是反对上山下乡的，就算想搞脸谱化，对张如何脸谱化？让人想起川剧中的“变脸”，看来历史学真是一门最难弄的学问！

无声

说到这里，有人会说文革上山下乡决策所面对的主要矛盾还没说完怎么又转到遵义时期的“新三人团”枪指挥党的历史上去了？这是因为文革历史太复杂，甚至超过遵义时期中央党的高层和军事指挥高层的大换班。但是遵义时期和文革时期高层变动有一点是相似的，从井冈山到遵义，周恩来的领导地位没有变，他是“做最后决定者”。从建国初到文革，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没有变，他是“做最后决定者”。遵义时期出了个“新三人团”，文革时期出现了“中央文革”。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只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辅助者，自遵义会议后在新的长征中毛泽东的一些意见还是受到其他领导人的掣肘，在是否进行“打鼓场战役”的“军事民主讨论会”上，毛泽东甚至受到全体将领的反对，因此他愤而辞职。但是他还是在会议中愤而退场的当夜去找周恩来挑灯长谈，最后说服了周恩来在次日会议上宣布了按毛泽东的主张行事。接下去在后来毛泽东说服周恩来组成“新三人团”后，毛泽东成为了实际上红军在军事指挥上真正说了算的人，因为当时中央要跟着红军走的特殊情况，毛泽东也成为了决定中央命运的人。在文革中的情况就复杂的多了，中央文革成立后，周恩来曾经试图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之外成立国务院碰头会，以便不受四人帮干扰的进行国家日常工作的安排，但是他的提议被毛泽东否决。周恩来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他退而求其次提出设立国务院业务组，这一次他成功了，文革上山下乡的最早设计应该就是在这个国务院业务组的“小碰头会”上运筹帷幄的。遵义时代周恩来全力支持毛泽东重掌军事指挥大权，文革时代毛泽东不得不依靠从内心深处并不赞同文革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国家日常工作，同时在文革中毛泽东在平衡中央文革和国务院之间的矛盾斗争中时常偏向中央文革，因此周恩来在工作中如同“走钢丝”，所以他最有效的策略就是在处理国家大计方针上努力说服毛泽东，由毛出面号召来完成周的计划，文革上山下乡就是最经典的例子，只是人们没有悟透而已。文革中周恩来有多难？习近平在近年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时做出了经典的历史说明：
“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中，周恩来同志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忍辱负重，苦撑危局，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运转，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周恩来同志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协助毛泽东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纠正极左思潮的错误，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他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领导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这不仅深深影响了当时中国的政局，而且为后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准备了条件；他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周恩来同志是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一生勇肩重任，勇挑重担，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他说：“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新中国成立后，他平时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有时在16个小时以上。“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辛苦，夜以继日，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即便是得了重病之后也是如此。周恩来同志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他数十年如一日，即使在生命最后时期，还抱病操劳国事，心忧百姓。他说，死我并不怕。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周恩来同志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无声

毛泽东一生就做了两件事，建国立业与发动和领导文革。周恩来一生也就做了两件事，建国立业和减少文革中损失。那我们这一代在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和后来的“一刀切，一片红，一锅端”的上山下乡算什么？ 我们造成了文革损失还是在文革中被损失了？这让我想起了军事上“打阻击”一词，文革初期面对工作组的“进攻”，横空出世的红卫兵就被委任为“阻击部队”，然后就是“八次战役”之后的战略大反攻。然而红卫兵这支学生军后来发展成为“有组织无纪律”，在“小将犯错误后”出现了上山下乡的第二次“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但是名义上是让这些小将去念“抗大”，即“再教育”。


又该说玩笑归玩笑了，但什么是正经的呢？ 最正经的就是文革的最初目的根本就与我们后来“一刀切，一片红，一锅端”的上山下乡没有“一两粮票”的关系，文革最初的目的是教育革命。

无声

如果问文革从何时开始？如果答文革从五一六通知开始，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退一步说文革从江青在上海秘密组织写《海罢》开始算起，也属于文不对题！那文革的主题到底是什么？

首先，如果说文革的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文革之初成立的中央文革（全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中央一级的领导部门都属于史无前例的。错！又错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之前先有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领导的文化小革命”，而且还成立过最早的“中央文革”，全称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资料：
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负责领导当时正在开展的文艺界整风的领导机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组员康生、周杨、吴冷西。1966年2月3日，小组讨论当前学术讨论问题，整理成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约束在学术批判中的过火言行，把批判置于中央领导之下。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正式宣布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无声

又到了需要按老人家的教导认真读“原文”的节骨眼上了，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学界不是说《五一六通知》是文革开始的标志吗？不是说《五一六通知》发出了文革的动员令吗？ 那就需要认真仔细的读那份当年只是发给县团级的更象是原告送交陪审团诉讼状的《五一六通知》原文，我怎么发现在《五一六通知》里已经提到:

“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二月提纲”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资料：
“《二月提纲》是1966年2月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的汇报文件，全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由于其成文时间而得名。”

《五一六通知》说：
“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五一六通知开始，那1966年2月彭真他们就在《二月提纲》中反对还没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了？开历史玩笑了吧？

无声

五一六通知全文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 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第一
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第二
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1959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第三
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第四
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 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无声

第五
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第六
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 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错误的，那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那些成绩，有那些错误。

无声

如果我们仔细读我在上面转载的《五一六通知》中的红字部分，我们会发现不论是提到文化大革命也好，或是提到文化革命也好，都表明了文革早在1964年“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后就开始了：
资料：
“五人小组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提议于1964年7月成立的。”

如果一定要说文化大革命是《五一六通知后》发生的，那我们只好把1964年开始的文化革命称为“文化小革命”了。需要注意的是64年开始的“文化小革命”主要对准“小五界”，其中就有“教育革命”的使命。

无声

首先针对"小五界“开始的文化革命：

网摘：

“从1963年起，毛泽东就认为中国存在—个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已经掌握了基层一大部分权力。到1964年，他认为，搞“四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简称“小五界”)的领导权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了；在党、政府、军队里，也有一部分权力被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掌握。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下决心，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而要整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必须先从“小五界”下手，这就需要搞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事实上，针对”小五界“的文化革命从1964年”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就开始了，当时并没有把矛头对准党内高层，这是需要厘清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五一六通知》后“提速”的文化革命与64年开始的文化革命最主要的不同在于后者是针对党内高层的革命。问题又来了，64年开始的文化革命与66年“提速”的文化革命在哪些命题方面是相同的？ 别的我们暂时不关心，例如那个样板戏早在“文化小革命”时期就开始搞了，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弄成只有八个样板戏而已。举一反三，“文化小革命”时期就开始了教育改革，甚至在66年初3月到4月的全国高教会议上就有人提出废除高考，直到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正式废除高考，这个过程与后果对于后来发动“一刀切，一片红，一锅端”的上山下乡所起的作用不论学界或坊间的研究都不太重视，人们的眼光主要放在政治斗争层面，例如红卫兵运动和毛，刘之间的路线和权力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