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发动50周年历史探讨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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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对比苏联的垦荒，有些问题似乎可以看的比较清楚了：

        

20世纪50年代苏联全民垦荒运动

2012年02月17日 08:18 来源：《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农业问题一直是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1954 年 1 月赫鲁晓夫决定：采取“最紧急的措施”发展谷物生产。 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等地大规模开垦生熟荒地。

全国动员，从各地抽调人力

赫鲁晓夫认为， 用通常的办法即向新地区逐渐移民的办法垦荒，费时费力太多，不能在短时期内开出大量荒地，迅速提高谷物产量。 他建议全民动员，尤其是通过共青团对青年进行动员， 抽调大批机器拖拉机手、建筑工人、工程师、专家和普通工人、庄员作为志愿垦荒者移居垦荒区，进行开荒。 结果，这一建议“得到了全体苏联人民的极其热烈的响应”[1]。 据统计，仅垦荒头几年，就有 100 多万志愿者参加了垦荒工作，其中有 50 万是青年。 单是哈萨克斯坦，1954至 1955 年内志愿垦荒者就有 36 万人。 这些人主要来自生活条件舒适的大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富庶地区。 他们有的人是从原有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中抽调的；有的是从工业和其他部门中调出的；还有的则是通过有组织招工来的。 抽调职工到垦荒区去，当时是作为任务下达的，必须完成。 赫鲁晓夫宣布：“应当把有组织地给新开垦地区选拔和派遣工作人员，看作是执行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看作是一件 爱国的大事。 ”
同时， 赫鲁晓夫为垦荒者规定了一系列物质刺激措施。 其具体做法是：①凡从国营企业调到垦区工作的人， 一律发给相当于三个月原职原薪的一次补助费； ②在 1954-1955 年对开垦荒地的新国营农场工人、职工、专家和领导人实行工资补贴，其数额相当于其工资的 15%；③对在垦荒区工作的机务人员，优先供应小汽车和摩托车。
为了给垦 荒人员创造必要的生活条件，苏共中央要求，在 1954年组织田间休息站，保证垦荒地有宿营车、帐篷、职工食堂和浴室，还要组织公共饮食业和供水事业；广泛利用流动商店，向拖拉机队出售食品和日用品，保证提供文化生活服务（如电影、广播、报纸、杂志）和医疗服务。 要求垦区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组织副业生产，就地生产职工需要的肉奶等食品。 尽管如此，由于生活条件太差，许多技术人员和专家曾以种种理由为借口纷纷离开垦区。[6]

因此，大规模垦荒工作结束以后，为防止劳动力尤其是机务人员流出垦区， 苏联政府加紧了垦区国营农场生活设施的建设工作。 同时，坚持采用多种物质刺激办法。 其一，照现行制度规定，垦荒地区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手的标准工资高于一般地区 20%以上；其二，连续工龄长，津贴也多。 在本农场连续工作3-5 年， 工龄津贴为工资的 12%，5-10 年的为 15%；10-15 年为 20%，15 年以上的 25%（非垦区则分别为8%、10%、13%和 16％）；其三，收获时节，有更高的苏动报酬，如收获开始的头 10 天，从事收获工作的机器拖拉机手工资单价提高 100％，10 天以后的收获工作工资单价提高 50％（其他地区则分别提高 60%和30%）；其四，在新垦区工作过一定时间的青年人在报考高等学校时可享受优待。 另外，国家还给予垦荒地区的居民较多额外休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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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梳理下来，新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有了三条可资对照的历史线索：
1，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组织“产业军”开垦荒地改造农业。
2，中国古代在军屯垦殖的部署之下从内地向边疆移民垦荒与戍边。
3，50年代初期前苏联的全民垦荒运动。

通过资料梳理，似乎可以看出1958年以前新中国城市青少年学生的上山下乡数量很小，当时号召动员上山下乡的主要是针对家在农村外出求学的中学和小学毕业生，从学理上来说，他们不属于上山下乡，而是属于回乡。当时为什么要发出上山下乡的号召？可能的因素是由于那时还没有城乡隔离的城乡二元户口制度，那时农村外出求学的学生毕业后可以在城里找工作，因此中央希望他们毕业后回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做出贡献。但是似乎效果并不理想，还是有大批农村学生毕业后前往城市寻找工作机会。


终于，1958年中央出台了城乡二元户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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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58年出台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对于上山下乡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影响，学界和坊间的研究似乎都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因此人们直到今天还在问，为什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很有必要？难道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就没有必要了吗？ 不久前举办的上海上山下乡研讨会上有学者这样问，文革结束后李先念副总理也这样问。我正在网上做功课，很多资料证明城乡二元户籍制，统购统销，城市户口商品粮，“非转农”的战略，“农转非”的壁垒，这些都是上山下乡研究领域中不能忽略的极为重要的“变量”，应该着重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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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与政治稳定 （节选）2010年7月10日


人们通常认为，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变革社会”总是面临政治动荡不安的困境;被引为佐证的不仅有一般发展中国家，也有苏东地区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就中国而言，真正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事情。然而，中国无论是在改革前的加速工业化时期还是改革以来的全面现代化阶段，都大体保持了政治稳定。对这一“政治奇迹”，建国以来中国最根本的社会特征是什么？ 社会学界认为，二元社会结构是中国国情的根本特征。

新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核心，是把社会人为地分割为城乡两部分，并通过牺牲农村的利益来保障城市的利益。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一制度安排有两个方面的成因。一方面，最高决策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想与他们对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属性的判断之间的反差，形成了他们对农民的意识形态偏见，这种偏见支配了国家政权建设和政治制度的设计，即在实现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渗透的同时，通过特殊的政党制度抵消了具有人口优势的农民对国家政治的影响，使得这样一种对农民不利的制度设计得以产生并长期存在。最高决策者设计这种制度的另一重要动因，是基于古代和近代中国“盲流”的历史教训，认为要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维持社会政治稳定，就需要限制农民流动、实行城乡分隔。

由于新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又选择了苏联式的以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化道路，所以，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很大。1952年7月25日做出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承认，当时，城市积聚着包括工人、知识分子、旧军官在内的376万失业大军，而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也同样十分突出，许多农民跑到城市寻找工作。虽然农村与城市的就业形势都非常严峻，但决策者认为：“农村中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不同于城市的失业半失业人员。他们是有饭吃有地种的”。这一判断为以后出台的一系列阻止农民流入城市的政策法规埋下了伏笔。

　由于新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又选择了苏联式的以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化道路，所以，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很大。1952年7月25日做出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承认，当时，城市积聚着包括工人、知识分子、旧军官在内的376万失业大军，而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也同样十分突出，许多农民跑到城市寻找工作。虽然农村与城市的就业形势都非常严峻，但决策者认为：“农村中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不同于城市的失业半失业人员。他们是有饭吃有地种的”。这一判断为以后出台的一系列阻止农民流入城市的政策法规埋下了伏笔。

　　1956年以后，更加严重的“盲流”问题及其对城市稳定所造成的冲击加速了城乡分隔的制度设计。为解决粮食问题而于1955年8月建立的统购统销制度，造成国家从农民手中购了“过头粮”，农村粮食短缺问题越来越严重。1956年秋天，过激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与自然灾害结合在一起，使得不少省份粮食大量歉收，农民吃饭成了问题。于是，安徽、河南、河北、江苏等省的农民、复员军人和乡社干部纷纷外流，涌入城市。按照当时的最高决策层的分析：一方面，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给城市的各项建设计划和正常的生活秩序带来了许多困难，使得有些城市的交通、住房、供应、就业、上学等等问题，都出现了一定的紧张局面”;另一方面，农村在容纳劳动力方面仍然有“很大潜力”。基于这种认识，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了阻止农民进城的一系列应急措施：1956年12月，周恩来签发了<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7年3月，又签发<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这些“指示”和“通知”认为，农民流入城市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在工农联盟问题上思想觉悟较低，因此，除了明确规定城市工矿企业不得私自招用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把已经流入城市和工矿企业的农民遣返原籍之外，还强调要在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过程中对农民进行顾全大局的思想教育，消除他们到城市和工矿企业做工的错误观念，维护好城乡秩序。由于上述措施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更严格、更权威的法律制度应运而生。

　　1958年1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制定该条例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由于“没有规定制止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被认为是已有户籍制度的主要缺陷，所以，条例第10条第2款专门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一条例的颁布，意味着制止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已经由应付紧急事态的临时性行政措施发展成了具有高度稳定性的法律制度，标志着二元户籍制度的正式确立。这种基于社会政治稳定的需要而建立的户籍制度，被认为不仅不妨害宪法所承诺的人民的自由权利，还有利于增进人民的利益。<人民日报>在为该条例配发的社论中就认为，“对那些违背国家统筹安排，妨碍集体利益的少数人的盲目流动迁移行为如果不加约束，势必使广大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
　　在二元户籍制度把城乡居民分隔开来的基础上，为了维持各自的稳定，决策者为城市与农村设计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到60年代，最终建立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以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城市劳动就业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为主要结构要素的二元社会体系。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是专门为维护市民福利和城市稳定而建立的。同样，为了使被禁锢在农村的农民安下心来，维持农村稳定，人民公社被赋予了保障农民生存和发展、在农村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使命。不过，城乡各自的稳定机制的实际运转却要依赖城乡之间在隔离条件下的互动。
“压力转移”，即把城市大众对政治系统的压力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其实质是通过牺牲农民的利益，保障或提高城市市民的生活水平、劳动就业和社会福利水平，从而维持城市绝大部分居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城市向农村转移大众压力的途径和方式主要包括：(一)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这是转移农业资源的主要工具;(二)为了保障城市的利益而加重农民的显性负担，如直接的征税、减少对农村的供应以及农村储蓄净流出等;(三)二元公共事业投入制度，即城市的公共事业由国家财政收入负担，而农村公共产品的缺口由农民自己解决的二元公共事业投入制度。这一制度可以保障城市居民享受住房、教育补贴、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四)就业压力转移，包括把城市劳动力直接安排到农村就业，限制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保护城市居民的优先就业地位，以及增加基层党政事业单位的就业岗位，并把机构膨胀的成本转嫁给农民;(四)等级制度下以农民的“二等公民”地位为代价，城市居民可以在精神上获
　　得相对优越感。这些措施无疑起着维持城市居民对国家的忠诚，减弱城市政治动乱的社会基础的作用。

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中国政治形成了两个相互隔离的舞台”。新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两个“舞台”之间的双向互动：一方面，通过把城市的社会压力转移给农村以维持城市的稳定;另一方面，通过把农村精英转移到城市以维持农村的稳定。


农村保持政治稳定的关键，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是借助基层政权建设和思想教育运动对农村的政治控制;而从农民的角度来说则是农村对政治系统的潜在压力的“就地消化”，即压力的增长没有转化为对国家政治系统的有效输入，促成农民权益的保障和实现，而是通过各种替代方式沉淀在农村内部。这种压力“就地消化”的方式主要有：“上山下乡”就是最典型的例子。1961年5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只有压缩城镇人口，才能稳定全局，认为“在城市吃饭和在乡下吃饭大不一样”。6月，中央决定在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最典型的例子是，1959年在全国粮油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指示做出了“多头紧不如一头紧”，“基本上停止农村供应”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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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年中国户口往事：中国人的迁徙自由有多少？
2018-09-01 20:13 教育/计划经济/改革
作者：姜浩峰
盲流，即“盲目流动”、“盲目流入”或“盲目外流”，指中国大陆农村迁徙和流动进入城市的人口

“困扰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就此寿终正寝。这是漫长的56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徐远说。

2014年7月30日，《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发布，第二天，**的新闻占领了各大媒体，牵动所有人神经的户籍制度改革，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关紧城市的大门

直到19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在上海拥挤的公共汽车车厢里，仍有老人会甩出一句：“轧啥轧？阿是轧户口米啊？”这是一段艰难岁月在上海人心里留下的记忆。

1941年日寇进入租界，使得上海的粮食供应极度短缺。甚至因粮食不足而引发抢劫、凶杀案日见增多。日伪当局则在上海推行“计口授粮”办法，规定给每一市民发一张购米证，凭证可以每周在指定的米店购买白米一升，碎米半升。即使这很难维持生计的一升半米，也经常断供，必须拿着户口购米证抢先去轧，也就是在米店开门前就蜂拥而至争先恐后，才能赢得口粮。

可见，抗战年代，拥有户口，是沦陷区人民得以维持生命的一份并不靠谱的凭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4年开国立宪，第90条明文规定公民有‘迁徙的自由’，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在全中国跑了，不用再领‘良民证’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徐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初，领导层并不限制人口流动。

限制人口迁移的政策是为了应对1950年代中后期农民的无序进城。他拿出的数据是——1954年到1956年，全国迁移人口达7700万，包括大量人口进城。而当年全国人口是多少呢？所谓“六亿神州尽舜尧”。“拥护上海紧缩人口措施，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回乡生产”，《新民周刊》记者在一张1950年代的旧照片上，看到了如此一幅标语。照片拍摄于上海市常德路恒德里，上世纪50年代，“城市人”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

时间再向前追溯20年，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来自云南的聂耳、来自湖南的黎锦晖等人组织了一个“明月社”，并在赫德路（即后来的常德路）恒德里65号住下，直到1933年春离去。彼时，恒德里的住客来来去去。城市和乡下，并没有制度性的隔绝。

直到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

“那时候，虽然也有一些‘城里人’，但其实脱离‘泥腿子’也没几天，全国从上到下，其实大多数都是农民，对于工业生产、城市管理这些新生事物，都是两眼一抹黑，谁也不懂的。”徐远说。于是只能采取“一刀切”，颁布条例，限制农民进城。

在1958年以后，如果一个外地人，户口不在恒德里，就很难像1930年代的聂耳们那样在此常住。

然而，在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陆益龙看来，过去56年中国大陆施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并非肇始于颁行之日的1958年1月份。“考察1949年后的中国户籍制度，不能从1958年开始，此前的历史背景，同样是我们理解该制度的重要线索。”陆益龙在自己的专著中提出，“中共建政之初，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此时他们必须承担起城市重建所面临的一切任务——建立公共秩序，恢复生产，抑制通胀，控制失业。”陆益龙认为，户籍制度就是中共建政之初为了重塑一种崭新的、大一统的社会主义秩序而设，他举出的例子是——

“1950年8月，公安部制定了《关于特种人口管理的暂行办法（草案）》，主要是为了对反革命分子或可疑分子进行监视和控制，以便‘搞好社会治安，保障安全’，为国家施政管理和建设提供人口资料。同年11月份，政府又出台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统一规范了城市的户口登记和管理。”

《新民周刊》记者了解到，与户口管理办法同时出台的，既有1950年的《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1953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1954年，当时的内政部和公安部、国家统计局发表了联合通告，其内容是普遍建立农村户口登记制度。

计划经济确立之初，与之相匹配的户口管理制度出台。口粮、副食品，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开始按照户口进行分配，城市居民日常消费除了花钱，还得配以粮票、肉票、蛋票、布票等等不一而足。粮票分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城市居民如果手头没有全国粮票，到外地很难买到食品。农民由于没有粮票，出外只能自带干粮，可谓寸步难行。

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人口管理科学研究所前所长、公安部户籍处前处长张庆五看来，没有当时出台的户口管理制度，计划经济无法实行。“户籍政策管理之严，是随着计划经济的发展逐步严格起来的，最初从治安的角度去管理的中国户籍，后来还对计划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尤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的20多种计划供应票证都是凭户口发放的，如果那时没有户籍体制来科学而合理地统筹安排，很难保障这一特定时期中国人的基本生活。而虚报户口领取粮食在当时是很严重的违法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户口，计划经济无法实行。”

到农村去

“每年的3月8日是我知青生涯的纪念日。因为在1969年的3月8日我离开了上海，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涯，一去就是27年。至今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这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日子。”上海家喻户晓的“老娘舅”柏万青，是几十万上海知青之一，回忆自己的经历，她对《新民周刊》记者感慨万千。

柏万青家兄弟姐妹共五人。她的大弟弟是1967届初中生，小弟弟是1968届初中生，她自己是1968届高中生。按照当时的政策，姐弟三个人都属老三届，都要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到农村去，并且户口也要前往农村。

当时柏万青和她的同学们插队落户有七个地方——安徽、黑龙江、吉林、贵州、云南、江西、内蒙古。“其中江西因为有大米吃是属于照顾的，但我们班江西只有6个指标，在同学推荐中有的推荐我去内蒙古，有的推荐我去江西，到底去哪里始终定不下来。3月3日班主任到我家宣布我去江西，而且8日就要走，时间紧迫，要购买物品准备行装，还得通知远在奉贤的弟弟，家里一下子忙碌起来。”在经过凝重的家庭会议后，1969年3月8日，柏万青到医院告别了正在住院的妈妈，去往了上海老北站，去往了江西农村。

直到1996年，在江西省资溪县副县长任上，思乡心切的柏万青还是调回了上海，重新拥有了上海户口，放弃官职从静安寺街道宣传科科员开始从头做起。

陆益龙的统计认为，自196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动员了近4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期间，出于经济的和政治的考虑，政府大力动员广大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一场反城市化运动，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为了减轻城市负担。”离开父母和家乡的知青，被分派到全国各地农村插队落户，在陆益龙看来其实质是“对户口制的强制性调整”，也就是国家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暂时减少合法的城市户口，以减轻城镇资源供给的压力。

知青的下放，造成了一系列的后遗症。

张庆五说：“‘文革’后因为户口问题上访的就占到了上访总量的三分之一，我们之后的很多工作，都在解决遗留问题。”

哪些是遗留问题呢？

1990年代初，上海作家叶辛的长篇小说《孽债》，拍摄成电视剧后风靡全国。“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上海那么大，没有我的家，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知青回城以后，留在乡间的骨肉血脉却由于户口问题无法解决，久拖成病，成了一大社会问题。如今，当年的知青已经步入花甲之年，可这一社会问题仍未终结。

“我是一个普通的母亲，我的儿子出生于2007年9月，今年9月份到了入小学的年龄。儿子从出生到现在户籍一直在上海，从未变动过。我们等待根据学区分配进入户籍所在地的小学就读。可是通知书下来，竟然说儿子的条件不符合进那所小学，我们全家都傻眼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今年以来，回沪知青子女沈女士一直为了儿子的入学问题烦恼不已。作为监护人，沈女士出生时户口没法报在自家祖居的老屋里，作为知青子女她随父亲将户口报在了出生地常州。如今沈女士家房产证上的户主是沈女士的爷爷，也就是他儿子的太爷爷。

沈女士居住区教育局基教办的答复是：“政策的变化是为了应对入学高峰，也为了限制无序的择校行为，遏制盲目择校‘空挂户口’的现象。”

沈女士对此答复很不满意。“我的父亲也就是孩子的外公是一名知青，年轻的时候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把户口迁出了上海。如今，我的父母由于上海房价高而没能回沪，我的儿子却无法在老家所在的小学就读，我实在弄不明白。”

当然，“文革”时期乃至之前一段时期，户口迁离大城市的不仅是知青。当时北京、上海等地许多工厂企业整体搬迁到内地。根据上海市总工会《工运志》记载，“从解放初失业技工去东北建设，50年代技术工人支援重点工程，60年代建设大小三线，到改革开放后支援外地乡镇工业，先后有140多万人支内，其中专业技术人员20多万，技术工人40多万，遍及全国29个省市。”这其中，除了改革开放后支援外地乡镇企业者，之前支内都是要迁户口的，有的还举家迁移。

将人口往三线转移，往农村转移，还有一个重大的历史背景不能忽略，那就是备战。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袁德金曾著文《毛泽东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思想的提出》。其中提到“从1957年到1963年，毛泽东对世界战争与和平的认识已不再单独地强调‘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并特别强调‘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由于苏联的军事威胁日甚，造成了中国人口往内地转移疏散，是有迹可考的。1965年9月，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明确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当时认为，假若要准备打核战争，先得把人口疏散开来才能发挥中国地广人多的长处，而当时的人口和大工业都还大量集中在大城市里。毛泽东甚至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

“盲流”时代

“刚才在那个候车室那乘警指着我鼻子叫我啥你知道不？”

“叫啥？”

“‘盲流’！你听听，还盲流呢，离流氓不远了。”

这是199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小品《超生游击队》里的台词，多年以后，“盲流”一词已经不再被年轻人们熟悉。所谓盲流，当年特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者。计划经济时期，人的流动大多只有一个办法——调动，但调动的前提是你要有稳定合法的职业，并且下一个单位愿意接收你。各种出于个人意愿进行的人口迁徙被认为是无组织，无计划的盲目流动。

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剩余人口开始公开进入城市，寻求收入相对较高的工作机会。但是，政府并不鼓励和赞扬这种流动，一部分人口流动就被称为“盲流”。追根溯源，盲流一词来自于1953年政务院《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以及在1953年至1958年间，中央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发出的数个标题含有“盲目流入”和“盲目外流”的文件。待到盲流成为坊间热词时，已是1980年代。

1984年4月6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1985年9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批准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身份证制度开始实施。有媒体如此评论：“人不分城乡均发身份证验证身份，方便人口流动自由择业。”

盲流的出现，实际上说明牵绊国人流动的户口制度被打开了一道门缝。1984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完成，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其中心环节是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增强企业活力。当城市搞活了，商品经济生根发芽了，就需要吸纳大量的劳动力。而中国广大农村，拥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1991年的电视剧《外来妹》讲述了那一个年代南下广东外来务工者的故事。有资料显示，进入1990年代当“民工潮”潮起之时，6000万到7000万农村户口者外出打工，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4.3%。

由于户口仍在那远方的家里，导致了春运成为一年一度人类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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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一波又一波的国家指令性的人口大迁徒，或者也可以说国家试图进行城乡人口分布的合理配置。比较突出的有大跃进失败后国家将几千万城市户口的工人（在过去若干年中被招工进城的农民）进行“非转农”后再送回农村种地，然后就是因为需要建设大小三线，又把成千上万的城市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送往中原三线山地。文革以前还有因为精简机关干部而进行的“下放”，也有部分的城市“闲散”居民被动员离开大城市“下放”。1960年以后国家开始组织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文革中的1968年国家更是发动了“一刀切，一片红，一锅端”的全国城市中学生的上山下乡运动。到了1969年国家开始将很多的大学，研究机构从大城市前往内地偏远地区，还有新建了“五七干校”安排文革中有问题的干部，同时也将很多城镇居民送往农村，例如会宁县"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县城街道大妈。

综上所述，新中国历史上所有人口迁徒和城乡人口重新配置的对象和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因为国家经济衰退而造成，例如大跃进失败。有的是因为战备需要，例如三线建设。规模最大的以社会运动方式体现的就要数文革中的全国人口“大折腾”了！68年开始的干部和城镇居民下放，学生上山下乡，大学和工厂迁往三线，到了69年连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都离开北京到外地"散居“，谓之为“大疏散”。但是上述这些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口迁徒有一点需要严重的给与区别，那就是户口和粮油关系是否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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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再仔细梳理，我们会发现新中国历史上国家安排的不同社会阶层人口迁徒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户口的性质，一句话，是否“非转农”了？

文革前的干部下放，三线建设，文革中的五七干校，大学和研究机构内迁，大学生四个面向的分配，这些都不属于“非转农”，他们依旧吃商品粮，享受国家配给的医疗，劳保等社会福利，只不过从大城市转到小城镇和山区。而60年代初大跃进失败后几千万“农民工”返乡和文革前与文革中的中学生上山下乡以及会宁大妈们“不在城里吃闲饭”都属于“非转农”，不再吃商品粮，不享受任何国家开销的社会福利。

因此不论社会人口怎样的迁徒，城乡二元制户口是关键，主要看是“非转农”还是“农转非”。如是“非转农”还要看转到哪了？从上海市转到崇明岛和从北京市转到昌平县？还是从上海转到北大荒或从北京转到陕甘宁？如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后来“农转非”了，也要看是从农村转到当地县镇还是转回北京，上海。这就是从世俗角度所说的户口“含金量”问题！

再回到上山下乡话题，如果没有城乡二元制户口体系的保障，上山下乡就是空谈，例如苏联50年代的全民垦荒运动，后来很多人都以种种借口回城了，当时苏联是否有类似中国的城乡二元制户口体系？还要做功课。换言之，如果没有户口限制，如果有迁徒自由，那么就算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或前往兵团，一旦“有悔了”想回老家就回老家，只留那些“无悔”的去扎根农村或边疆。有悔的可以搬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教导，“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无悔的也可以搬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 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皆大欢喜！


1968年发动的中学老三届和69届跨省面向偏远农村和边疆的上山下乡运动属于“含金量”最低的“非转农”。文革结束后的知青“大回城运动”属于含金量最高的"农转非”，即一步到位回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插队知青也成功的攀比兵团知青而获得“插龄算工龄”的待遇。可怜那些回乡插队知青，在人大呼吁了这么多年也没获得“插龄算工龄”的待遇，谁让他们的父母是农民？


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中属那些大学生最忽悠人了，这种忽悠不是毛泽东故意而是城乡二元制户籍制和所有制关系（工资制）造成的（老人家不管钱），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当时周恩来把那些大学生都安排到军队农场去了。尽管毛泽东68-12-21号召中提出上山下乡有大学生一份，但他恐怕没想到大学一毕业就拿国家干部工资，如去插队又拿工分就是“双饷”了！

文革后最令人感叹的就是农民工的大进城运动了，他们进城找到工作了，但没有城市户口，因此。。。。。。

无声

以下是我在《上山下乡50年断想》中的一段：

垦区劳模，看上去不象知青

从资料2来看，很显然，前苏联50年代初的全民垦荒运动与我们1968年12月发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巨大区别。首先，前苏联的垦荒运动是全民支援，并非仅限于中学毕业生。再有，垦荒人员都安排在国营农场（类似兵团？）而不是集体农庄（不是插队为主），是拿工资的。另外，垦荒人员中的青年在报考大学时有录取优待，而且还有一些人用种种借口离开垦区回城了，说明前往垦区的人员有选择回城的自由。再有，资料没有说明前苏联在非转农和农转非之间是否有命运乃关的户口制度？ 资料显示，前苏联垦区志愿者的工资待遇大大高于城市地区同等级别的职工，为的是留住他们。

还有一点我们不该忘记，毛泽东在1968年12月发出的上山下乡动员不是以发展农业为纲领的，而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无声

资料：

“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颁布了第一部户籍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所有个体被普遍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

“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政策，由此个人物资实行全民配给制，并依赖户籍管理制度进行配给管理。全民配给制中，户籍所划定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被排除出除粮食外的配给。在这一时期，个人试图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地区从事非农业工作则必须向相关部门申请，而这种申请的批准限额是被严格控制的。到本省外工作则需要有6种许可证。离开本人户口所在地的人则没有粮食配额，单位住房，或者公费医疗。科教、卫生、医疗、就业，结婚等等方面是也是被根据户口来管理控制的。”

多年来在不同的知青网与我互动的知青中属新来乍到对城乡二元户籍制与上山下乡之间的关系说的最清楚了：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5 15:14 编辑

十余年来，我在不同知青网和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上山下乡的各路老知青互动，他们中有文革前插队或插场（或到军垦农场），也有文革中上山下乡的老三届或73年以后上山下乡的，有些老知青在我起的楼里提出了很多非常宝贵的见解，例如上海知青网的新来乍到网友关于上山下乡和户籍制度关系的发言就很有见地：

“新来乍到

2014-07-01 23:22:00

也参与说几句。

    为什么要实行上山下乡制度？归根结底是由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家体制决定的。当时的现状是一亿城市人口需要五亿农村人口养活，这是经过几年的折腾才达到的平衡状态。需要维持这个平衡，这在当时的高层形成共识。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要限制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于是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就诞生了。

    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都处于短缺经济状态，有效供给不足。体制决定政府控制一切资源，于是统购统销就应运而生。户籍制度则保证统购统销的有效实施。征购和配给都离不开对户籍的精准掌控。中国历朝历代的赋税基本可以归为两类，户税和地税。而统购政策则是凭借国家的权威强制收购农民的农产品，这里面可以看到老的赋税制度的影子：按土地规模确定产量，扣除口粮和饲料粮就是要上交的部分。征购价和市价的差价就形成了农民履行的赋税义务。征购包括粮食、棉花、油料及肉蛋等副食品。此外农民还要交农业税、出民工等。和历朝历代农民没什么区别。我下乡地的农民就很明白自己的地位，和他们的接触中他们常感叹：什么时候老X头让我们多留点就好了。配给也是根据户籍人口和身份等级实施的。

    这个平衡是脆弱的，常因自然灾害或人为的因素而导致失衡。人为的因素主要指的是没玩没了的运动，甚至党内有这样的说法：不怕国民党进攻，就怕共产党运动。当有效供给不足时就要减少享受供给的人口；有效供给不足会导致原料不足而停工，也会减少对生产项目和教育的投入而导致缩小招工和招生规模，造成就业压力。这时动员适龄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六十年代初大规模动员上山下乡和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都和资源制约有关。

    可以说上山下乡这种制度是为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度身设计的。为了维持短缺经济形成的脆弱平衡，必须给它设计一个减压器或缓冲阀，避免崩盘。”

无声

当然，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因太多了，从社会学研究的术语来说就是具有很多种“变量”。因此我们需要对那些“变量”一条条的仔细梳理，从中找出最主要的“变量”，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抓主要矛盾”。例如，红军长征开完遵义会议后再上征途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活命！当时毛泽东在是否进行“打鼓场战役”的争论中，他的意见被众将领否决变成孤家寡人后仍不服输，最后找到他的上级领导周恩来漏夜长谈，终于说服了周恩来在次日的“军事民主会议”做出了“最后决定者”的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不打“打鼓场战役”。接着，毛泽东又说服周恩来不能再进行那种议而不决的七嘴八舌的“军事民主会议”了，应成立新的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取代旧的三人团（周恩来，博古，李德）。最后，毛泽东又胜利了，实际上后来的长征由他这个当时在党内军内无任何实际职务者指挥了，这就叫本事，你说是谋权也行! 因为周恩来信任他，王稼祥不懂军事。在遵义会议后走到鸡鸣三省的地方由周恩来说服博古让贤将中央总负责改为张闻天（毛的支持者），实际上中央要跟着军事指挥的新三人团走，新三人团由毛泽东说了算，这是在非常时期枪指挥党的特例。另一个特例是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毛泽东把东北战略战役指挥权交给只是中央委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林彪，而陈云，彭真，张闻天，高岗等一众政治局委员都得听林彪的。


文革上山下乡决策也是抓了主要矛盾，那个主要矛盾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