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2-2 14:39 编辑
经过仔细搜索1955年毛泽东的“大有作为”最高指示的由来，我们终于找到了历史的记录：
“1955年7月，毛泽东正在运筹“三大改造”中最重要的一环，即以全面加速合作化为中心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他在案头看到了一本《互助合作》的小册子——这是由当时的许昌地委书记赵天锡到北京参加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时带去的经验材料。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廖鲁言看到其中一篇《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后，将其呈送给毛泽东阅览。所谓“一个乡”就是河南郏县的大李庄乡，此文写的其实是1954年的事，那年搞合作社缺少会计和记工员，乡里便动员在校读书的农村青年回来：“全乡在贫农和下中农里面，有7个没升学的中学生和25个高小毕业生，把两个中学生分配到老社，其余的全部分配到7个‘社架子’去，以便解决会计和记工员不够的困难。” 毛泽东对此产生了兴趣，即兴挥毫写下了这段名言：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很明显，当时初中生和高小毕业生就算知识分子了。1955年人民公社还没有成立，也没有生产队，当时全国正在试办合作社，需要识字会算术的能记账的知识分子，许昌地委抓了一个河南郏县的大李庄乡的典型经验，让本乡外出上中学和小学的农民子弟回乡参加合作化运动党会计和记工员，就是这么简单，与60年代初的城市中学生上山下乡就业完全不是一回事，与文革期间68年12月以后的以再教育名义发动的“一片红，一刀切，一锅端”上山下乡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至1957年秋，据称有200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生产，但是其中城市人口不到百分之一。” (3)刘小萌：《中国知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资料：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农业生产合作化时期，郏县大李庄、邱庄、吴堂、杨庄四个村的７名初中毕业生和２５名高小毕业生，回到村里参加农业合作社，有效地解决了合作社缺乏会计和记工员的问题。”档案如是记载，“这一做法和经验引起了许昌地委（注：当时郏县归许昌地委管辖）的高度重视，于是形成了《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以下简称《经验》）。” 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４日，年届古稀、曾为当年３２名回乡学生之一的黄发娃，接受了记者的访问。 黄老先生回忆，《经验》这篇文章是１９５５年８月郏县县委派县青年团一区书记李金法起草的，一周后，李金法和当时的大李庄乡乡长黄黑汉把稿子送到许昌地委修改。文稿经许昌地委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和河南日报社驻许昌记者站记者杨恒珊等人加工润色后完成。 １９５５年９月４日，许昌地委农村工作部主办的第１５期刊物《互助合作》，第一次印发了《经验》。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在党的七届六中（扩大）全会上，许昌地委书记赵天锡将登载《经验》的《互助合作》通过中央农工部副部长廖鲁言转呈给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重视，挥笔作出了日后影响至深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批示。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毛泽东的批示作为编者按，连同《经验》一文被收录进出版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同时，文章标题改为《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实际上肯定了３２名中小学生回乡务农的举动。这些学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返乡的？ 学子回乡：初衷是让穷人后代“掌权”。 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期，轰轰烈烈的农村土改运动过后，广大贫下中农翻身做主人。黄发娃说，为搞好农业生产，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集体经营模式迅速在农村铺开。 １９５４年年初，黄发娃的家乡郏县邱庄村在９个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吸收了有３０多户农民的临时互助组，率先在全乡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先锋一社。当年，该社发展成一个拥有１００多户农民的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形势不错。 相关档案记载：“１９５４年秋，先锋一社玉米、高粱平均每亩产８５至９０公斤，增产三成，远高于社外平均亩产量，显示出了走互助合作化道路的优越性……” 农业社壮大了，生计不发愁了，但深层次问题也暴露出来。“最主要的矛盾是，农民政治上翻身了，可文化上并没翻身。社里只有两个人是小学文化，但‘成分’不好，一个是地主，一个是富农。”黄发娃说，这两个人一个当记工员，一个当会计，为贫下中农管家理财。“乡亲们极不情愿，村干部也很生气，他们根据县里的指示，挨家挨户动员，希望贫下中农的孩子能回乡，担任会计和记工员。穷人当了家做了主人，当然要让有文化的穷人后代‘掌权’。” １９５４年７月，１９岁的黄发娃完成在鹿姑寺小学的六年级学业，和他正上小学四年级的同村学弟——１６岁的邱振甲，连同外乡３０名小学和初中毕业生一起回乡。“３２个人平均年龄不到２０岁，分到９个农业社，开始都当记工员。”邱振甲说，他们回家劳动，真实的想法是替穷人争口气。“回乡虽说是动员，但内心还是自愿的，阶级感情占了主导。”他说，那时黄发娃成绩好，有个姓梁的老师劝他回校读书，老黄谢绝了，不过老师也很理解。 这些学生在村里的表现如何呢？黄发娃和邱振甲回忆，１９５５年，他俩被全社群众推举为劳动模范，骑马戴花去县里开互助合作会议，先锋一社社长黄聚恩表扬他们是“贫下中农自己的知识分子，干得好”。就在那次会议上，郏县县委开始酝酿将先锋一社树为典型。 “我们是新中国第一批学生村干部哩，哈哈……”两位老人自豪满怀。 内心激荡着强烈阶级感情的３２名郏县回乡学子，赢得了农民的欢迎和尊敬，而特定时期的“广阔天地”，也使他们有了非同寻常的人生历程……
１９６８年，邱庄村迎来了郑州首批下乡知青，邱振甲被上级委派为大队知青再教育组组长。新来的知青听说邱振甲的经历，对他既羡慕又敬重，都亲切地喊他“甲儿哥”。 这年７月，在邱振甲他们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和许昌地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把原属大李庄乡的大李庄、吴堂、杨庄三个大队从渣元人民公社划出，单独成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９日，河南日报发表了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 由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名字极具特色，黄发娃笑着说，那时办事只要一亮公社的介绍信，到哪里都一路畅通，它的名气都盖过了郏县。邱振甲他们带领数百名知青战天斗地，改变了家乡的面貌。上世纪７０年代，“甲儿哥”出任广阔天地砂轮厂厂长，他大胆改革，使这个濒临倒闭的小集体企业逐渐壮大，目前已形成一个的集团型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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