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发动50周年历史探讨总结

无声

再回到主题，需要对照文革初毛泽东与张春桥关于教育革命的说法：

毛泽东：

1966年6月12日
“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教学改革、学制改革。中央要搞个高中、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办法是学校推荐和选拔相结合。初中还要考试。今年大学招考推迟半年，闹半年文化大革命。高中、初中不变。教材要重编，初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有毒的要去掉。。。。。。大、中、小学如何教法，都要有典型。大学师生要互教互学。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

1967年5月前
“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走上正轨”。

张春桥：
1967年5月24日
“学制要缩短，缩短几年，哪些课不要，历史还要不要？现在没有现成的，除了课程外，还要学些什么？主席思想都提出来了，要从实践中来解决。
学校如果不要办了，那就好办了，斗批改也不要搞了，大家搬到工厂或农村去。
你们在学校学了几年，初三学了几年，对于中学和小学的教改你们最有发言权，毕业班的同学有特殊的任务。”
1967年10月16日
主席是早就给了我们上海的任务的。希望我们能提供中学、大学、小学教育革命的样板、经验，我们还没有交帐。这个帐谁来交呢？当然我们革命委员会应该负责，但是首先是大中小学的革命师生、红卫兵小将负责，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用自己的实际成绩向毛主席报喜。

无声

毛泽东：1966年7月
张春桥引述毛泽东讲话：
“主席去年七月（1966年7月）就讲，大学怎么改？还不是靠大学里的人？主席当时指着到会的人说： " 你去行吗？你也不懂物理学，不懂。”


张春桥
1967年6月2日
现在红卫兵的确面临着新的任务，斗批改的问题也是历史上没有解决过的。。。。。。文科与理科不一样，文科斗批改。。。。。。但不等于不要学校了，有人提出是不是不办学校了。我上次也提出，文学怎么教，历史怎么教。需要一批红卫兵包括青年教师，也要吸收一些青年人，要付出代价。要象江青同志搞样板戏那样，付出巨大的代价。

1967年11月19日
你们要下去，先是到工农兵中去，这当然是好的，目前不是下去不下去的问题，而是屁股坐得下坐不下来的问题。教育革命又是怎样搞，要作艰苦的工作呀！要依靠下决心搞到底的人呀！把教育革命搞到底！

无声

我们应该注意到66年5月发出的《516通知》实际上没有任何如何把64年开始的文化革命转变为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内容，《516通知》主要在给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康生除外，他可能是卧底）无限上纲，批判《二月提纲》，其结果就是拿下彭罗陆杨，一解批《海罢》被阻击之气。66年6月12日在杭州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才谈到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我们可清楚的看到毛泽东要搞的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教育革命，这是66年8月文革大乱前毛泽东要搞的文革的思路，也就是扳倒彭罗陆杨后要做的事，那时根本没想到要把刘邓彻底打倒！


刘邓回到北京发现在文革刚进入“先夺权”和“批判权威”中就乱套了，因为他们沿用反右的做法先在高校等单位抓出一些“黑帮替罪羊”交差，但是他们很快发现这一次新生的"造反派”（很多高干子弟）造成学校各级组织受到的新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冲击，党委，教授，老师人人自危，因此刘邓沿用反右的做法把那些最早“出洞”的造反派当成年的右派那样对待，而且派出工作组试图把运动控制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抓出了不少“反革命” 或“反动学生”，如李冬民，曲折和清华附中最早的红卫兵发起人等。刘邓自以为做的合乎章法，过去的反右不就是这样搞得吗？先号召给党提意见，然后把“别有用心”的人打成右派。结果他们和彭真一样犯了“不知趣”的错误，他们可能没想到当初7000人都跟着“一线”走了否定大跃进的道路，现在就是要整一整这7000人。彭真搞《二月提纲》，刘邓派《工作组》，都让毛泽东震怒！因此有了818，有了炮打司令部。

对比毛泽东66年6月讲话，我们可以看到67年5月刘邓倒台后毛泽东又要回归66年6月他提出的文革教育革命，这次主要针对中学生，因为中学生人数多，而且是红卫兵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次毛泽东发现的是上海女六中的典型，他要张姚利用这个典型把全国文革红卫兵运动引导到他的文革初衷上来。再看张姚67年5月讲话与毛泽东66年7月讲话如出一辙，这就是真正文革的目标！因此周恩来67年搞的上山下乡就与毛泽东要搞的教育革命南辕北辙了，但是上山下乡不是往农村派的红卫兵“工作组”，周恩来有他劝说毛泽东的理由，后面再说。

“1966年6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时，毛泽东说：
1，先夺权，
2，批评权威，
3，再搞教学改革、学制改革。
4，中央要搞个高中、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办法是学校推荐和选拔相结合。初中还要考试。
5，今年大学招考推迟半年，闹半年文化大革命。高中、初中不变。（注：后来中央文件说大学，高中搞半年文革）
6，教材要重编，初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有毒的要去掉。大、中、小学如何教法，都要有典型。大学师生要互教互学。
7，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
过去教学改革、学制改革搞不动，改不了。这次要趁此来个大改革。


1867年5月24日，上海市六女中举行集会，张春桥、姚文元到会传达毛泽东指示：“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走上正轨，张春桥说：
1，有了权力机构就可以进行斗批改，
2，大批判还要搞一个时期这个批判要深入到各方面去，教育上陆定一的一套还没有动呢。
3，不破不立，以后就要在破中立起来，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学制要缩短，缩短几年，哪些课不要？
4，现在没有现成的，除了课程外，还要学些什么？主席思想都提出来了，要从实践中来解决。
5，主席有好多文章要继续发表，我们要好好学习。实际这些给教改打基础。


姚文元补充：
6，毛主席最近在北京指示：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教育革命）要走上正规。
7，中学生人数很多，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搞好，能不能搞到底，中学的斗批改，就是说，教育改革，也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怎样更好地成长的重大问题。……你们已知道了，毛主席批准你们这儿的经验，全国登报和广播。

无声

但是我们这一代亲身体验到了，67年3月的军训和第一次复课与67年10月的第二次复课都无疾而终！全国66年和67年小学毕业的两届学生（后来被称为69届和70届）在67年底就近分配进入初中，北京69届和70届在68年春才进入中学，这批人入校后根本没在校园里看到老三届，他们都在“逍遥”？ 而且69届在校读了一年半报纸后就在69年夏季全部离开北京到兵团去了，平均16岁。

停课半年闹革命是造成后来教育革命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先天症候群，正如前面逗兄说的学校党委，老师都被斗的其晕八素的，学校不象学校，老师不象老师，学生不象学生，说到底国家不象国家，到处象大战后硝烟弥漫的战场。67年5月，张春桥还在做他的希望通过教育革命建功立业的大梦，用他的话说就是完成了教育革命所建立的功勋会比党的历史上所有功勋的总和还要大！而且他说完不成教育革命那么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也就没有了！呵呵！ 因此他把周恩来搞的上山下乡看作“学校不办了”，问题在于周恩来也是举起毛泽东上山下乡革命路线的大旗！面对教育革命和上山下乡这两家“食堂”要请一桌的客人（我们），何去何从？毛泽东犯难了！

无声

我们可以看到从67年底到68年3月张春桥受命领衔主演的教育革命与周恩来自己挂衔主演的上山下乡在上海和北京南北之间出现了僵持和对峙，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似乎也抓教育革命，也支持上山下乡，北京的谢富治，戚本禹也与陈的态度相仿。67年10月在全国粮食会议上周恩以强势向张春桥摊牌，张不敢接招，回到上海他就大发牢骚并誓言不在上海搞上山下乡，还要留住90%的老三届帮他建功例业完成毛泽东交给的教育革命重任。这期间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插曲，例如周恩来按国家规定给滞留在校搞文革的66，67届大学生补发或始发工资，还说国家有困难但也要克服。对此张春桥大不满意，他说那些人一发工资就下馆子或去游山玩水，其实他主张彻底打倒资产阶级法权，搞供给制，因此他并非对老三届特别爱护，一旦他当总理了他会做出最为极左的“功勋”出来！例如“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他搞的教育革命无非是革命化代替数理化。。。。。。

逗你玩

题目太大，内容繁杂，50年总结探讨不易。文革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只是“权宜之计”，与教育改革没有必然的联系和战略布局。自乱阵脚的补台。那些有悔、无悔或赞颂都是自我疤痕的抚摸。

无声

在这里我们必须重申，我们探讨比较复杂和有争议的历史首先要摈弃任何先入为主的立场，最忌讳的是你先有了在既定立场下得出的结论然后只去找你所需要的资料来佐证你的结论，那不叫科学，叫宣传！现代社会学的方法可以先建立一个假说，然后搜寻任何与此假说相关的正反两方面的资料去论证这个假说是否成立，当然这个过程涉及社会调查很复杂，有时需要统计学的应用。多年前我看到北京电视台报道某大学进行的一个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该大学先建立了一个社会学的假说，即离婚家庭子女自杀率高于正常婚姻家庭的子女。该大学对于这项研究使用了问卷调查，好象还有从司法部门获取的相关统计资料，最后面对客观调查统计数据得出得结果是离婚家庭子女自杀率低于正常婚姻家庭子女，而他杀率（暴力倾向）高于正常家庭子女。这个研究结论不同于文革前所做的调查结果，为什么呢？研究人员发现文革前后相关的社会变量出现了很大的变换。简单举例来说文革前社会结构和文化使得大多数离婚家庭子女有自卑感，而改革开放后离婚越来越普遍，特别是先富起来的家庭容易婚变，父母出于歉疚感容易对子女放纵或在金钱方面去补偿，因此离婚家庭子女对父母婚变不再象文革前婚变家庭子女那样自卑，甚至变成自负和因缺乏教养而暴力倾向更甚。面对研究得出的客观数据和理论方面的逻辑论证，该大学最后修改了以前的假说，结论是现在离婚家庭子女群体的自杀率低于正常婚姻家庭子女群体。

以上是一个现代社会学应用的例子，还有一个在医学方面常用的“双盲试验”，例如对一种抗压药的试验。
资料：
雙盲試驗

雙盲試驗通常在試驗對象為人類時使用，目的是避免試驗的對象或進行試驗的人員的主觀偏向影響實驗的結果，通常雙盲試驗得出的結果會更為嚴謹。

在雙盲試驗中，受試驗的對象及研究人員並不知道哪些對象屬於對照組，哪些屬於實驗組。只有在所有資料都收集及分析過之後，研究人員才會知道實驗對象所屬組別，即解盲（unblind）。

應用

在藥物測試中經常使用雙盲測試。病人被隨機編入對照組及實驗組。對照組被給予安慰劑，而實驗組給予真正藥物。無論是病人或觀察病人的實驗人員都不知道誰得到真正的藥物，直至研究結束為止。

无声

在这里我不得不把我在草稿楼里的现代社会学方法的框架图搬来：

二，方法论
上山下乡历史属于社会学的领域，以此需要用社会学研究方法来探讨：

现代社会学研究的实验模型图解

上面这个图解是中文版的现代社会学研究流程，但这个图解是个没有闭合的“路线图”，可能出自早期港台社会学教学部门的手笔。实际上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流程是个闭合的环路，我在网上找来一个图解加上中文说明以供参考：

逗你玩

先验论与方法论有本质的不同。“春桥同志”发表了那么多讲话，哪一点与文革教育革命“实践”（执行）有关？我只知道，当我们下乡到牧区近一年后，学校还在批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代表，校长书记惶惶不可终日。同学毕业后出路在哪儿？上山下乡、工厂、升学？（1968年8月）没有答案。就是那时候传出北京红卫兵杀死流氓混混的消息。……社会大背景的研究才是命题定位的出发点吧

无声

在上山下乡历史的探讨方面属那个无悔与有悔的争论影响最大，双方都竭力找寻支持自己立场的资料来肯定自己否定对方，这有点象苦瓜好吃还是难吃的问题！苦瓜就是苦瓜，有人说好吃，有人说难吃，谁是谁非？ 关键在于是否有自由选择，也就是说你爱吃就买，不爱吃就不买，用不到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主观喜好！ 但是如果“变量”出现了改变，如果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苦瓜你都必须吃，在这个前提下再争论苦瓜好吃不好吃就有些变味了。对于上山下乡也是这样，当初你没有选择不去的自由也没有选择想什么时候回家就回家的自由，无悔和有悔都属于不靠谱的斗气，或者属于针对现实政治的借题发挥，说白了就是挺毛还是否毛，孰不知文革上山下乡根本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也不是建国以来毛泽东的积极主张，在城市学生上山下乡当农民方面他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积极性差远了！有作者说毛泽东根本不认为城市学生就业是个什么大不了的事，再来一次工业化大跃进什么都解决了，问题在于他最热衷的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出了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实践，一下子把社会正常秩序搞乱了，说白里最主要的是把学校搞乱了，变成文革最初三年的全国学生集体“旷课”和“留级”，最后只能由周恩来收拾烂摊子，而且必须说明的是周恩来确实代表了文革前刘邓的上山下乡路线（插队为主），因为那是在计划经济下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毛泽东一贯主张让我们这一代工农兵学商什么都干一干似乎属于超级乌托邦了吧？对此可以再讨论，但毛泽东不是文革“一刀切，一片红，一锅端”上山下乡的主观创始人是可以客观论证出来的，但是他发动的文革（他的专利）却又从客观上造成了文革上山下乡不得不那样发生，这中间又有周恩来的特殊作用和动机，这才是研究上山下乡历史不应忽略的，其“对照组”的代表就是张春桥。在上山下乡历史上，邢燕子，侯隽，董家耕那些人可以说属于真正有无悔资格的，因为他们当时有自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