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发动50周年历史探讨总结

无声

前言


为了在2018年12月21日之前完成文革上山下乡发动50周年历史探讨总结，我已经在不久前开始的《文革上山下乡50周年断想》一文中进行了前期准备。实际上这个前期的准备从2007年就开始了，在过去的11年中，我在南北七八个知青网探讨这方面的历史问题，与很多各类观点知青网友们切磋，讨论，争论甚至论战，仅“擂台”和“PK台”就建了好几座。谁会想到会这样呢？这11年中，我也迷惘过，我也左过，我也右过，我也无悔过，我也有悔过。最终，我回归到独立思考者的角度，准确说是定位到独立思考者的立场。换言之，我离开了原来同一派战友的战壕，辞去了亲手参与组建的知青网超级版主的“官职”，谢绝了其他知青网授予的版主职务，从此独往独来再不结盟，只为了能潜心进行我的独立思考。因为我发现，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就是要讲人情，交情，友情。如果是在生活方面还好说，一旦涉及历史政治话题就不一样了，因为需要选边站队，需要把世俗的人情世故变为生死战友之情。一旦变为战友情了，就要同呼吸共命运，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与对立面战斗到底水火不容。问题出现了，如果发现同一个战壕里出现了挂羊头卖狗肉怎么办？例如，我曾和同一战壕的战友们共同坚决反击对立面知青中有人提出要给炸死毛岸英的美军飞行员发大奖章感谢他为中国除去了“金二”，经过了那场战斗我和战友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聚会，联谊，餐饮，卡拉OK不亦乐乎。但是不久后发现我的战友（我参与选拔的版主）中有人力挺文革否定改革而且对“四人帮”态度暧昧（7年前），怎么办？ 从说理到争论再到失和，网站开始分裂，对于“亲者痛仇者快”，网友们大为困惑。最后，我选择离去，独往独来，路见不平，不论左右一视同仁的表明自己不同的观点，对极左或极右平等对待，再无任何情面的顾虑。因此南北许多知青网不同观点中比较极端的知青们对我的评价是“叛徒”，"变色龙”，“特务”，还有人总结出“无声这个人被右派恨的咬牙切齿，被左派恨的切齿咬牙”。只有一个人说，离开左右绝对化的立场越远，距离相对客观真理越近。举一反三，对于上山下乡历史最著名的青春悔与不悔，我领悟到所谓的无悔与有悔也是伪命题之争，没有在50年前上山下乡运动中选择来去的自由，悔与无悔从何谈起？ 回归独立思考真好。这是我的开场白（前言）。




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23456..50

无声

于我而言，仅出于业余上山下乡历史探讨者的角度，在文革上山下乡50周年之际，经过十多年断断续续的业余探讨，我认为文革上山下乡的决策，发动和延续的过程已经清楚了。

多年来各界对文革上山下乡的研究得出来的认识之所以众说纷纭南辕北辙，包括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工作分配和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 主要原因就在于新中国的上山下乡历史既有大历史大系统的必然性又有文革政治运动的极为复杂的特殊性。
说到底，上山下乡几乎涵盖了新中国所有上层建筑领域的内涵， 而且在上千年中国历史和上百年国际共运历史的基因遗传方面梳理起来也不容易。十多年来我与许多知青网对上山下乡历史感兴趣的网友以及专业学者都有交流，可以说我的见解都是从别人那里学习到的，包括与我意见不同的人们。我的兴趣在于"综述"，重点在于梳理出一幅上山下乡历史的线路图。所谓线路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需要历史事实和逻辑论证。
目前我的线路图已经建立起骨架，下一步是寻找网页容量大的网站完成线路图的链接工作。

在这里要感谢在这楼里跟帖的网友，包括不同观点的人，例如护林人。只要是观点之争就属于历史探讨范畴，也益于学术切磋，主要是应有观点。但是无悔有悔之争似乎属于立场之争，不需要观点只需要结论，与社会科学研讨距离比较远，不争论比较适宜。

当我的线路图所有链接完成之后再回来单起一楼交出作业，在这里可能需要分段连载，因为链接需要页面容量要大，在这里一页装不下。

无声

七二一指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从此毛泽东把教育革命从校园转到社会实践，也就是说大学不再按照文革初的设计废除高考后在校园选拔推荐大学新生了， 而是要在有几年工作经验的工农兵中去招收。68年7月之后，知识分子(含学生) 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新提法出现， 教育革命似乎找到了出路，那就是大学从此不在中学毕业生里招生， 高等教育要与"再教育"相结合。

无声

本文和路线图所使用的资料大都是党媒历年来公开发表的，也穿插一些个人的回忆资料，真假与否只能由读者自己论证，个人资料（回忆录）也是学界常会用使用的，证实的方法是根据同一话题多人的回忆比较鉴别。

无声

多少年来，坊间的一些研究者习惯于把文革上山下乡说成是毛泽东对红卫兵利用完了之后的"始乱终弃”，国外学者还有人得出上山下乡对红卫兵的“惩罚论”。实际上毛泽东似乎不是文革上山下乡运动的发明者，但是他在文革初废除高考打响了教育革命第一炮之后又转移到“炮打司令部”方面去了，最后一切都打烂了，“破字当头，立不起来”，这似乎是他“正打歪着”的后果，最后没有办法还得靠周恩来收拾残局。这一次周恩来不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而是冒着自己人的炮火“转进”。

还有一些人受了林立果《571工程纪要》的影响，认为毛泽东搞的上山下乡是对红卫兵的“变相劳改”。如果我们试着与当时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换位思考，我们会怎么办？ 毛泽东要搞教育革命，要我们这一代在文化大革命中练兵，为的是反修防修，他至于和一群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过不去吗？教育革命搞砸了他也是没有办法，只好从“单下农村还不行” 退一步依了周恩来，然后发明出一个“接受农民再教育”的特色理论。再说周恩来，他从文革前就坚持搞上山下乡，那是从50年代初就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众人人取得了共识，在他那个位置上，在计划经济下，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保证下，对城市每年涌现的中学毕业生这个最大的就业人群必须搞上山下乡。相比之下，毛泽东在这方面是最不积极的，他那个“大有作为”的号召根本不是对城市中学和高小毕业生发出的。

但是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上山下乡对于执政党来说都是绕不过去的坎，因为执政党是共产党，最特别的他是中国共产党，是在农村成家立业的政党，这是与欧洲共产党有重大区别的，基本上可以说中共是农民起义的队伍，是从农村摸爬滚打几十年才夺取政权的，与在冬宫一夜之间靠起义巡洋舰一炮定乾坤的十月革命（工人革命）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我们还没时间梳理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对中共上山下乡政策的遗传基因呢!

只有从大系统和大革命的角度才能理解上山下乡不是毛泽东或周恩来的专利，而是在中共历史上必然要出现的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过程。当然，面对上山下乡靠一定背景下的意志还是能转移命运的，那就是走后门（后来甚至成为无需发动的走后门运动），这涉及革命与人性的话题，甚至涉及“丛林法则”，属于另一个更大的研究领域，不在这里深入。

无声

1966年8月和1968年8月似乎是决定我们这代人命运的两个拐点。1966年8月是中学红卫兵运动正式从校园走进社会以“特殊的学生运动”的方式参与了“社会大革命”的，1968年8月中学红卫兵运动走向终结，演变为上山下乡运动。 可以说这两个8月之间的“练兵” 有三大特色：

（1）无政府主义（踢开党委闹革命）
（2）冲垮了中央一线自上而下在全国的领导权（被夺权）
（3）教育革命失败

因为文革的混乱性和复杂性，后来的研究者往往忽略了教育革命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动机中的角色和地位！实际上自文革开始到68-12-21发动上山下乡运动以前，毛泽东一直竭力想在校园完成教育革命并建立起一套新型的教育体制，但是校园教育革命失败了，这在九大报告中只字未提。我们知道九大的宣传口号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但是文革初《16条》中的教育革命任务在九大报告中完全被忽略，实际上教育革命“流产”了，演变为上山下乡运动，这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而是他在文革中另一次“违心”之举。1968年8月这个拐点是在《721指示》后出现的，在老三届分配问题和校园教育革命没有出路的重重困局下，毛泽东力主的校园教育革命终于从理论到实践上异化为周恩来式的教育路线与上山下乡相结合的文革上山下乡运动（殊途同归），这就解释了68-12-21上山下乡动员是以“再教育”的名义发出的，而“不在城里吃闲饭”或者是“不能在城里游手好闲”的吃国家的商品粮则是68-12-21动员之外的另一个主题的“同期声”（周恩来上山下乡思想）。自68-12-21到高中重开，教育革命终于在城里校园开花（废除高考）之后被移植去上山下乡结果，尽管似乎是苦果。。。。。。

无声

现在从已有的各方面资料来看毛泽东发动文革对我们这一代的设计和期许经典的体现在《五七指示》上：“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是毛泽东在1964年成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时的初衷，他认为教育界掌握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他认为在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领导下，不但文艺革命推不动，教育革命和教育改革也推不动，因此在1966年5月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必须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把教育阵地夺回来。


（2）学生也是这样。。。。。。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这实际上是准备在即将开始的新一轮文化大革命中（彭罗陆杨倒台后）发动学生参加运动，这是与过去反右等政治运动不同的，以停课半年为标志。


（3）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这段话不但体现了毛泽东一贯的对青少年学生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思想（单下农村还不行），而且提出了改造学制的教育革命要求，那就是废除高考和进一步深入的教学改革，也就是革教育体制的命！


如果我们将《五七指示》对比刘少奇年谱中文革初期的记录，我们会发现毛，刘在文革进程的设计上的异同。刘少奇在 6月9日——12日 同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等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并在毛泽东主持下讨论了“文化大革命”问题。刘少奇在讨论中提出：“学校如何搞法？有的是夺权，有的是批判学术权威，然后就搞教学制度的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连串的问题；城市工厂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不是同“四清”结合起来搞。


6月6日、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在会上提出：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要善于领导、敢于领导。首先要敢于领导，引火烧身，主动检查，自己站在运动的前面；善于领导就是避免被动、领导落后于群众。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应放在这上面，不要转移目标、视线，不要分散目标，要划清界线，明确政策。知识分子中有左中右，因此要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6月14日——28日 多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讨论运动中的有关问题。在这些会议上先后提出：对这一场斗争，咱们都没有经验，工作组也没有经验，有的工作组是好的, 能与学生“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不好的应该撤回；要划一个界线，不要把什么人都说成是黑帮；不要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是不好的，大部分党委是好人嘛，不要打倒一切；运动的整个过程，要抓生产、工作、生活，恢复星期日，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反革命的破坏；要用《二十三条》的精神，禁止打人、侮辱人和变相的体罚；就是当权派、黑帮，也允许他改正错误，给出路。”

无声

我说过我们一不掌握中央档案，二没有参加过文革“史前”和初期的中央决策，但是几十年来我们根据官方发表的历史资料和前辈研究者们的工作还是有可能“举三返一” 对文革上山下乡决策进行逻辑论证的。我发现研究者们普遍忽视了自1964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中毛泽东对教育革命的设计，也就是说人们探询历史的目光被江青在1966年之前几年中在文艺界搞的样板戏和批《海罢》所吸引，没有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发动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516通知后）的动机中对教育革命的重大设计。现在我们甚至可以说完成教育革命是毛泽东在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期许，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教改，（2）练兵，在那时根本没有后来发动上山下乡的丝毫考虑！张春桥在这方面证实了毛泽东发动第二阶段文革动机中教育革命的初衷，按张的说法，如果教育革命完不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6月12日下午，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时，毛泽东说：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教学改革、学制改革。中央要搞个高中、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办法是学校推荐和选拔相结合。初中还要考试。今年大学招考推迟半年，闹半年文化大革命。高中、初中不变。教材要重编，初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有毒的要去掉。过去教学改革、学制改革搞不动，改不了。这次要趁此来个大改革。大、中、小学如何教法，都要有典型。大学师生要互教互学。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会上，有人谈到搞下去涉及人不少时，毛泽东说：打击面也不会太多，百分之五就不少了。有人谈到派工作组的问题，毛泽东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曰华东）
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

我们被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区别政策是很灵的。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搞学术批判，也要保护几个，如郭老、范老（文澜），也是帝王将相派。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对自然科学这门，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对自然科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看法也不一样，唯心论和唯物论也都牵涉到自然科学问题。范老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这些人，有的是帝王派，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反对一九五八年研究历史的方法。（林彪：这是阶级斗争。）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反对唯物论。（林彪：这是一场社会主义思想建设。）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现在全国二十八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

去年九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危险的。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1966年6月10日上午）

谈到文化革命搞法时，毛泽东说：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教育改革、学制改革。......毛泽东说：打击面也不会太多，百分之五就不少了。（1966年6月12日）

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年青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1966年6月16日）

无声

话说到这个份上，在对文革历史的传统认识上人们早就习惯于把目光放在高层人物的内斗上，包括后来的陈伯达与江青，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反目。也就是说人们习惯于认为文化大革命之前文艺界发生了评《海罢》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然后就是刘邓派工作组导致毛泽东与刘邓摊牌，最后就是粉碎了中国修正主义司令部（怪异的是这个黑司令部的副司令老邓在文革后期又被毛泽东迎回）。因此，人们习惯于着眼文革胜利成果是以打倒刘邓和以文艺界八大样板戏为标志的，最多人们把上山下乡当成文革新生事物，但是到了1968年12月截止，教育革命的胜利成果在哪里？文革的初衷有教育革命的考虑吗？教育革命在发动文革的动机中到底占多大分量？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也就无法理解文革上山下乡运动的决策！

无声

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文化大革命早在1965年就开始并进行到第一个高潮，那就是评《海罢》。实际上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毛泽东打倒了中央高层一些人而结束，例如高饶，彭黄张周。《五一六通知》前彭罗陆杨实际上也下台了，如果不发动文革实际上已解决了评《海罢》的阻力和改组了中央党政军当时一线主管的人事结构，例如彭（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副总书记”），罗（总参谋长），陆（中宣部长），杨（中央办公厅主任）。就算是毛泽东当时要换下刘邓也不是特别难的事。但是毛泽东这一次要破例把党内高层的路线斗争扩展到党外，因此才有了要发出《五一六通知》在全国发动自下而上的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