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发动50周年历史探讨总结

无声

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假如彭罗陆杨，刘邓陶都没有被打倒，假如中苏关系也没有破裂，假如美蒋也没有派U2侵犯大陆也没有想反攻大陆， 假如教育革命无需停课半年就按毛泽东的要求达到了废除高考而且大学高中从此在校园靠选拔推荐招收新生，那还会有文革那样的上山下乡运动吗？ 其实这样提问题可能还是有些“问非所问”！应该再加上“假如58年不出台城乡二元户籍制”，“假如60年大跃进失败后就开始搞市场经济”，“假如66年不是提出五七道路而是提出改革开放”，“假如。。。。。。” ？

无声

之所以提出上述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论证一个历史逻辑，那就是教育革命与上山下乡到底存在着什么关系？ 是必然的关系还是偶然的关系？ 文革，对于1968年12月之后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否有着决定性的原因？ 换言之，老三届和69届都分配完毕之后，红卫兵运动正式结束之后，九大开完之后（学界部分人认为九大结束标志文革结束），也就是1971年以后的各届中学毕业生的上山下乡是什么性质？算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一部分吗？与文革有什么关系？与教育革命是什么关系？


文革之前，《五一六通知》出现之前，也就是官方和学界普遍界定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文化大革命”这个词已经在高层关键性人物嘴里出现了！1964年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究竟为什么成立？ 那时的文化革命是什么定义？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用“爆发”一词合适吗？ 我们现在知道《五一六通知》是专门对着《二月提纲》发出的，当时只发到县团级，《五一六通知》正式发表是在一年后的1967年。


我们现在知道了1964年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成立后到姚文元评《海罢》一文出现之前基本上没干什么事，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写出《二月提纲》阻击上海方面擅自在解放日报发表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评《海罢》一文。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政治局常委）是有他的道理的，那时中央规定对外在报上点名批评市委以上高级干部需要经过政治局批准，因此彭真质问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属于事出有因。反之，如果北京日报不经过中央批准发表文章批评上海市领导干部也属“反常”，因为各地官媒是由党中央统一领导的。

我们探讨文革上山下乡历史的思路到这里就不能跟着我们“文革经验”的感觉走了，因为不只是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之间的这段历史在上海和北京的文革“史前”阶段是一盆浆糊，就是1964年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为什么成立也是一盆浆糊！从表面上看，似乎1964年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成立主要就是为了解决文艺界演出帝王将相和“有鬼无害论”。但是我们从文革“爆发”前的毛泽东杭州讲话看出了长期被各界忽略的问题。那就是教育革命的动机和设计。

无声

有很多历史问题都是边梳理边加深认识的，例如我在前面已经梳理过《五一六通知》并非文革爆发的真正起始点，1966年3月毛泽东就开始总结前一段“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了。按我现在的理解，1966年《五一六通知》之前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只限于党内高层，说白了就是在上海和北京之间发生的“文斗”。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发生在1964年中央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到1966年《二月提纲》出炉，这个时期的文革重点是上海方面以批《海罢》向北京一线发动了突然袭击。尽管自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姚文元评《海罢》，但是此阶段的文革仍限于党内高层，事实是北京市已经成为了靶子，不过刘邓周都没察觉幕后的动机。毛泽东说的明白：


“去年九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危险的。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

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问题。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1966年6月10日上午）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1966年6月10日上午）”

再看《五一六通知》中也提到文化大革命早已经开始了：

“五一六通知全文（节选）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无声

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文化大革命早在1965年就开始并进行到第一个高潮，那就是评《海罢》。实际上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毛泽东打倒了中央高层一些人而结束，例如高饶，彭黄张周。《五一六通知》前彭罗陆杨实际上也下台了，如果不发动文革实际上已解决了评《海罢》的阻力和改组了中央党政军当时一线主管的人事结构，例如彭（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副总书记”），罗（总参谋长），陆（中宣部长），杨（中央办公厅主任）。就算是毛泽东当时要换下刘邓也不是特别难的事。但是毛泽东这一次要破例把党内高层的路线斗争扩展到党外，因此才有了要发出《五一六通知》在全国发动自下而上的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呢？

无声

话说到这个份上，在对文革历史的传统认识上人们早就习惯于把目光放在高层人物的内斗上，包括后来的陈伯达与江青，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反目。也就是说人们习惯于认为文化大革命之前文艺界发生了评《海罢》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然后就是刘邓派工作组导致毛泽东与刘邓摊牌，最后就是粉碎了中国修正主义司令部（怪异的是这个黑司令部的副司令老邓在文革后期又被毛泽东迎回）。因此，人们习惯于着眼文革胜利成果是以打倒刘邓和以文艺界八大样板戏为标志的，最多人们把上山下乡当成文革新生事物，但是到了1968年12月截止，教育革命的胜利成果在哪里？文革的初衷有教育革命的考虑吗？教育革命在发动文革的动机中到底占多大分量？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也就无法理解文革上山下乡运动的决策！

无声

我说过我们一不掌握中央档案，二没有参加过文革“史前”和初期的中央决策，但是几十年来我们根据官方发表的历史资料和前辈研究者们的工作还是有可能“举三返一” 对文革上山下乡决策进行逻辑论证的。我发现研究者们普遍忽视了自1964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中毛泽东对教育革命的设计，也就是说人们探询历史的目光被江青在1966年之前几年中在文艺界搞的样板戏和批《海罢》所吸引，没有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发动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516通知后）的动机中对教育革命的重大设计。现在我们甚至可以说完成教育革命是毛泽东在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期许，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教改，（2）练兵，在那时根本没有后来发动上山下乡的丝毫考虑！张春桥在这方面证实了毛泽东发动第二阶段文革动机中教育革命的初衷，按张的说法，如果教育革命完不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6月12日下午，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时，毛泽东说：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教学改革、学制改革。中央要搞个高中、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办法是学校推荐和选拔相结合。初中还要考试。今年大学招考推迟半年，闹半年文化大革命。高中、初中不变。教材要重编，初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有毒的要去掉。过去教学改革、学制改革搞不动，改不了。这次要趁此来个大改革。大、中、小学如何教法，都要有典型。大学师生要互教互学。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会上，有人谈到搞下去涉及人不少时，毛泽东说：打击面也不会太多，百分之五就不少了。有人谈到派工作组的问题，毛泽东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曰华东）
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

我们被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区别政策是很灵的。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搞学术批判，也要保护几个，如郭老、范老（文澜），也是帝王将相派。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对自然科学这门，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对自然科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看法也不一样，唯心论和唯物论也都牵涉到自然科学问题。范老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这些人，有的是帝王派，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反对一九五八年研究历史的方法。（林彪：这是阶级斗争。）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反对唯物论。（林彪：这是一场社会主义思想建设。）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现在全国二十八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

去年九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危险的。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1966年6月10日上午）

谈到文化革命搞法时，毛泽东说：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教育改革、学制改革。......毛泽东说：打击面也不会太多，百分之五就不少了。（1966年6月12日）

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年青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1966年6月16日）

无声

现在从已有的各方面资料来看毛泽东发动文革对我们这一代的设计和期许经典的体现在《五七指示》上：“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是毛泽东在1964年成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时的初衷，他认为教育界掌握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他认为在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领导下，不但文艺革命推不动，教育革命和教育改革也推不动，因此在1966年5月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必须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把教育阵地夺回来。


（2）学生也是这样。。。。。。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这实际上是准备在即将开始的新一轮文化大革命中（彭罗陆杨倒台后）发动学生参加运动，这是与过去反右等政治运动不同的，以停课半年为标志。


（3）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这段话不但体现了毛泽东一贯的对青少年学生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思想（单下农村还不行），而且提出了改造学制的教育革命要求，那就是废除高考和进一步深入的教学改革，也就是革教育体制的命！


如果我们将《五七指示》对比刘少奇年谱中文革初期的记录，我们会发现毛，刘在文革进程的设计上的异同。刘少奇在 6月9日——12日 同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等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并在毛泽东主持下讨论了“文化大革命”问题。刘少奇在讨论中提出：“学校如何搞法？有的是夺权，有的是批判学术权威，然后就搞教学制度的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连串的问题；城市工厂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不是同“四清”结合起来搞。


6月6日、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在会上提出：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要善于领导、敢于领导。首先要敢于领导，引火烧身，主动检查，自己站在运动的前面；善于领导就是避免被动、领导落后于群众。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应放在这上面，不要转移目标、视线，不要分散目标，要划清界线，明确政策。知识分子中有左中右，因此要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6月14日——28日 多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讨论运动中的有关问题。在这些会议上先后提出：对这一场斗争，咱们都没有经验，工作组也没有经验，有的工作组是好的, 能与学生“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不好的应该撤回；要划一个界线，不要把什么人都说成是黑帮；不要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是不好的，大部分党委是好人嘛，不要打倒一切；运动的整个过程，要抓生产、工作、生活，恢复星期日，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反革命的破坏；要用《二十三条》的精神，禁止打人、侮辱人和变相的体罚；就是当权派、黑帮，也允许他改正错误，给出路。”

无声

1966年8月和1968年8月似乎是决定我们这代人命运的两个拐点。1966年8月是中学红卫兵运动正式从校园走进社会以“特殊的学生运动”的方式参与了“社会大革命”的，1968年8月中学红卫兵运动走向终结，演变为上山下乡运动。 可以说这两个8月之间的“练兵” 有三大特色：

（1）无政府主义（踢开党委闹革命）
（2）冲垮了中央一线自上而下在全国的领导权（被夺权）
（3）教育革命失败

因为文革的混乱性和复杂性，后来的研究者往往忽略了教育革命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动机中的角色和地位！实际上自文革开始到68-12-21发动上山下乡运动以前，毛泽东一直竭力想在校园完成教育革命并建立起一套新型的教育体制，但是校园教育革命失败了，这在九大报告中只字未提。我们知道九大的宣传口号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但是文革初《16条》中的教育革命任务在九大报告中完全被忽略，实际上教育革命“流产”了，演变为上山下乡运动，这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而是他在文革中另一次“违心”之举。1968年8月这个拐点是在《721指示》后出现的，在老三届分配问题和校园教育革命没有出路的重重困局下，毛泽东力主的校园教育革命终于从理论到实践上异化为周恩来式的教育路线与上山下乡相结合的文革上山下乡运动（殊途同归），这就解释了68-12-21上山下乡动员是以“再教育”的名义发出的，而“不在城里吃闲饭”或者是“不能在城里游手好闲”的吃国家的商品粮则是68-12-21动员之外的另一个主题的“同期声”（周恩来上山下乡思想）。自68-12-21到高中重开，教育革命终于在城里校园开花（废除高考）之后被移植去上山下乡结果，尽管似乎是苦果。。。。。。

无声

多少年来，坊间的一些研究者习惯于把文革上山下乡说成是毛泽东对红卫兵利用完了之后的"始乱终弃”，国外学者还有人得出上山下乡对红卫兵的“惩罚论”。实际上毛泽东似乎不是文革上山下乡运动的发明者，但是他在文革初废除高考打响了教育革命第一炮之后又转移到“炮打司令部”方面去了，最后一切都打烂了，“破字当头，立不起来”，这似乎是他“正打歪着”的后果，最后没有办法还得靠周恩来收拾残局。这一次周恩来不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而是冒着自己人的炮火“转进”。

还有一些人受了林立果《571工程纪要》的影响，认为毛泽东搞的上山下乡是对红卫兵的“变相劳改”。如果我们试着与当时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换位思考，我们会怎么办？ 毛泽东要搞教育革命，要我们这一代在文化大革命中练兵，为的是反修防修，他至于和一群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过不去吗？教育革命搞砸了他也是没有办法，只好从“单下农村还不行” 退一步依了周恩来，然后发明出一个“接受农民再教育”的特色理论。再说周恩来，他从文革前就坚持搞上山下乡，那是从50年代初就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众人人取得了共识，在他那个位置上，在计划经济下，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保证下，对城市每年涌现的中学毕业生这个最大的就业人群必须搞上山下乡。相比之下，毛泽东在这方面是最不积极的，他那个“大有作为”的号召根本不是对城市中学和高小毕业生发出的。

但是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上山下乡对于执政党来说都是绕不过去的坎，因为执政党是共产党，最特别的他是中国共产党，是在农村成家立业的政党，这是与欧洲共产党有重大区别的，基本上可以说中共是农民起义的队伍，是从农村摸爬滚打几十年才夺取政权的，与在冬宫一夜之间靠起义巡洋舰一炮定乾坤的十月革命（工人革命）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我们还没时间梳理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对中共上山下乡政策的遗传基因呢!

只有从大系统和大革命的角度才能理解上山下乡不是毛泽东或周恩来的专利，而是在中共历史上必然要出现的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过程。当然，面对上山下乡靠一定背景下的意志还是能转移命运的，那就是走后门（后来甚至成为无需发动的走后门运动），这涉及革命与人性的话题，甚至涉及“丛林法则”，属于另一个更大的研究领域，不在这里深入。

无声

本文和路线图所使用的资料大都是党媒历年来公开发表的，也穿插一些个人的回忆资料，真假与否只能由读者自己论证，个人资料（回忆录）也是学界常会用使用的，证实的方法是根据同一话题多人的回忆比较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