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2-21 16:01 编辑
1958年1月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1]（p4）这个《条例》的出现，使得此后多年城乡间的自由迁移几乎被完全堵塞。
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影响 1953年9月，毛泽东与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当时，梁漱溟在大会上发言说：“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清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向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予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4]（p132） 对于梁漱溟的这些语，毛泽东认为是“班门弄斧”，是“分裂”和“破坏”工农联盟的基础，是“完全彻底的反动思想”。他指出，工农之间的“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用什么办法来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办法吗？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5]（p108～113） 由于一些深层次的原因，我们至今还无法对毛、梁之间的这场争论做出恰当的分析，但是，毛泽东反击梁漱溟的讲话清楚地告诉我们，之所以“赶农民出城”并不是为了保护城市人的利益，而是要保证工业化，这就是社会平等与高速度的工业化建设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结果。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同时，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十分不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满于中国大陆政权的更替，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政策。特别是1950年的朝鲜战争，使得中国与西方国家本来已经紧张的关系更加紧张。新中国开始受到西方国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孤立和严重封锁。这种严峻的国际环境，使新中国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压力，急切地想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快速推进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在此背景下，在经过1950～1052年短暂的经济恢复时期之后，新中国领导人便选择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走上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道路。 从经济学理论来讲，重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发展需要有大量的原始资本积累。而作为饱经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刚刚获得独立的新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靠对外战争来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只能依靠自我积累。但是，新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又十分低下，经济剩余少，并且广泛地分散于农村，筹资能力薄弱。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用于各项建设的资金，就需要七百多亿元，折合黄金七万万多两。这么巨大的建设资金从何而来？为了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成功实施，新中国领导人只能“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力量，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经济体系，动员并利用全社会各种资源，依靠农业提供原始积累，提供工业生产所需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推行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6]（p153）。 可是，由于受战争破坏和灾荒的影响，土地改革完成后，1952年我国粮食生产虽然得到了迅速恢复（粮食产量比1949年提高44.8%），但还只有3200亿斤，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工业建设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既然要求农业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大量的原始积累，那么就必须改变土地改革后私有农业经济分散发展的状况，引导和组织农民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明确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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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21 17:5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