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发动50周年历史探讨总结

无声

彭真倒台引发十年 “ 文革 ”

1966 年 3 月 6 日 , 忧心忡忡的彭真回到北京 ， 立即拨通毛泽东在武汉住所的电话 , 可 一接通马上就被掐断 , 反复多次都是如此 , 这在以前还从没发生过。

还未等他缓过劲来 , “ 电话事件 ” 又给了 他重重地一击。

  3 月 11 日 , 为了搞清北京的动向 , 张春桥派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到北京就 《二月提纲》中的一些问题 , 请教了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许立群当即请示了彭真并作了记录 ：许 : 杨永直问 , 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 , 指的是谁 ?

彭 : 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 , 是阿 Q, 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许 : 杨永直间 , 上海要批判一批坏片 , 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 ? 因为有大腿。

彭 : 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 , 他们游过泳没有 ?

许 : 杨永直问 , 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 要送中宣部审查 ?

彭 : 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 , 连个招呼都不打 , 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

第二天 , 许立群把彭真的答复用电话告诉了杨永直。正在上海搞 “ 座谈会 ” 的江青得到消息后 , 马上将此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说后大怒 ,3 月 28 日、 29 日、 30 日 , 毛泽东在杭州与康生、江青等人的谈话中严厉批评 了北京市委和中宣部 , 说他们包庇坏人 ; 说 《二月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 , 是非不分 , 是错误的 ; 说北京市针插不进 , 水泼不进 , 要解散北京市委 ; 说吴晗是学阀 , 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 ! 要求彭真就 “ 电话事件 ” 向中共上海市委道歉 !

4 月 16 日 , 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 讨论了彭真的问题 , 决定撤消原来的 “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 , 重新设立 “ 文化革命小组 ”。

4 月 28 日、 29 日 , 毛泽东再次对彭真和北京市委进行严厉批评。

在 1966 年天安门的 “ 五一 ” 庆典上 , 往年主持庆典的彭真消失了。

江青却春风得意 , 一路高歌猛进。

自 2 月份以来 , 彭真与江青围绕着学术大批判的斗争巳呈白热化。

1966 年 2 月 3 日 , 彭真五人小组开始紧急制定了《二月提纲》时 , 江青则在上海紧锣密鼓开 “ 座谈会 ” , 要搞出个与《二月提纲》分庭抗礼的 “ 东西 ” 。

江青搞的这个座谈会世所罕见。她求助军队请出了林彪 , 江青要借林彪以壮声戚 , 林彪求之不得 , 一拍即合。于是乎 , 一场只有江青一人 “ 谈 ” 四名军队干部只准 “ 洗耳恭 听” , 主要是看电影 , 看戏 , 看中谈、谈中看的 “ 座谈会 ” 在上海开谈。就这样说说停停 , 停停说说 , 拖拖拉拉前后历时十八天 !

2 月 20 日 , 军队的四位同志将江青断断续续 , 零零碎碎 , 东拉西扯 , 颠三倒囚的谈话 内容整理成《汇报提纲》。江青看后十分不 满 , 她要求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 充实 , 前后八易其稿 , 认三千多字增至一万多字。

毛泽东对江青搞的《汇报提纲》偏爱有加 , 亲自修改了三次。后经林彪之手 , 形成了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3 月 23 日 , 当这份虽然还是打印稿 , 但经 “ 毛主席亲自修改 ” , “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 ” 搞的《纪要》展现在彭真面前时 , 他明白 了 ： 《二月提纲》夭亡在即。

4 月 10 日 , 处境艰难的彭真履行着他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职责 ,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 将《纪要》作为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印发全党。

《纪要》既出 , 《二月提纲 》 则亡。谁也没料到 , 撤消《二月提纲》的通知 , 宣告了中国一个惊天动地时代的到来。

1966 年 5 月 4 日至 26 日 ,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在中共历 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会议对彭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 , 还将他和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 因所谓 “ 窃听器事件 ” 蒙冤 ) 、刚挨批判不久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捆在一起批判 , 打了个 “ 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 。这次会议最具标志性的 “ 成果 ” 就是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 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该《通知》是由陈伯达、康生、江青 ; 张春桥、姚文元等十 人 组成的文件起草小组起草 , 毛泽东亲自定稿的。 《通知》向全党全国宣布 : 中国共产党要开展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

《通知》下达之后 , 彭真被停职 , 三个月后被撤职 。

被解职后的彭真身陷囹国十三载 , 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 1979 年 1 月才得以恢复人身自由。

无声

上文作者高继民是谁？搜了一下，有不少重名的学者，其中一位是党史学者。不管他是谁，人民网也有位叫高继民的发表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值得一读；


邓小平巧周旋 “文革”中冒险与老部下见面
高继民
2012年10月25日08:5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老部下冒险求见邓小平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2年底，虽然林彪垮台一年有余，但政治空气依然很紧张。这年的11月17日接近中午时分，一辆伏尔加小轿车徐徐驶入中共泰和县委招待所院内。车刚停稳，一位军人便将车中一对老年夫妇引进平房东头小套间。

招待所四周显然加强了警戒，三三两两的便衣不时来回走动。县里的几个核心“父母官”一个个表情严肃地出入东部小套间，给平日原本就平静的院落平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一切引起了居住在招待所西头一位老红军的注意，他断定东头住的不是一般的客人。

这位老红军名叫池龙，原空军作战通讯部部长，泰和人。“文革”开始不久，他因在一次例行通讯设备检查中偶然听到了林彪死党、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与林彪的通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遣送到山东劳动改造，身心倍受摧残。厄运当头的池龙为使其儿女免受牵连，便将三个孩子送回原籍，托付给当地政府。1971年“九一三”林彪垮台后，他获准回京治病，身体稍有好转，就风尘仆仆回到家乡探望孩子，同时感谢县政府对他孩子的关照。县委热情地接待了他，把他安排在招待所西头住下。

吃过午饭，池龙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总是猜测，住在那头的客人是谁。正在这时，县委书记刘步山来到他的房间。他们俩人彼此很熟，交谈也很随便。池龙迫不及待地问:“老刘，告诉我，住在东头的客人是谁?”刘步山先是一愣，自知瞒不过这位老朋友，就压低声音说:“邓小平来了！”

邓小平！池龙万万没想到，自己竟会在自己的家乡与中国“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不期而遇，而且现在就在自己身边！长征时他在红一方面军当通讯兵，因工作关系，经常见到当时的中央秘书长邓小平。邓小平不仅是自己的老首长，又同是“落难”之人，池龙实在不想放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要向老首长一吐衷肠。池龙用毫无商量的口气对刘步山说: “我要见他”！

刘步山面有难色。

父母官设法巧安排

午休后，刘步山忐忑不安地朝招待所东头走去。

1969年10月，邓小平与其夫人卓琳被送到江西南昌市郊，住在原福州军区陆军学院一栋两层小楼中，开始了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的生活。1972年8月，他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表示自己身体还好，请示中央自己想到井冈山、赣南走走。同年11月，经党中央批准，他与夫人卓琳，在一名警卫管理秘书和一名司机的陪同下，乘坐一辆伏尔加轿车，秘密上了井冈山。17日一早，在井冈山领略了“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的雄伟后，邓小平一行四人于当日中午到达井冈山脚下的泰和县，被安排在了县委招待所东头住下。

考虑到他的“二号走资派”特殊身份，又是他到江西三年来第一次外出，上级有关部门专门就如何接待邓小平制订了许多“清规戒律”，其中就有“不能单独会见任何人”这一条。刘步山自己才刚刚“解放”一年多，私自安排他们见面，要冒风险。何况邓小平愿不愿见？但当他看到池龙那急切的目光，实在不忍心回绝，只得硬着头皮对池龙说:“下午我试着安排吧。”

这天下午，邓小平刚睡过午觉，正在小客厅看书。刘步山轻轻推门走进来，邓小平会意地点点头。刘步山先简单地问了问他的起居饮食情况，然后鼓起勇气对邓小平说:“首长，有一位您的老部下想见您。”刘步山一面简单地介绍池龙的经历，一面观察着邓小平的表情。哪知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邓小平听说后脸上露出了少有的兴奋，连声说:“可以，可以，快让他来。”

没想到邓小平答应得这么爽快。但悬在刘步山心中的石头还未落地。他知道，他没权利安排邓小平会见任何人，必须征得邓小平身边的那位警卫管理秘书的同意。于是，他找到这位管理秘书说明来意。管理秘书听后眉头一皱，自三年前来到邓小平身边，邓小平提出的任何要求，哪怕是一片安眠药，买一本书，他都要请求江西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批准后由他具体操办。现在要在距南昌三百余公里以外的县城安排邓小平会见一位老红军，他也没这个权利。他面有难色地对刘步山说:“恐怕不好交待。”

刘步山体谅他的难处，对他说:“都在一栋楼里住着，见一面外人又不知道。我就在现场陪着，要真出了什么事，我负责！”管理秘书沉思了一会，最后还是答应了，但说“时间不能太长。”一直在旁边察颜观色的卓琳听了此话也很高兴，她也巴不得邓小平能有与人谈话交流放松的机会。为使邓小平他俩能尽兴交谈，卓琳趁机提出要去逛街的要求。“二号走资派”的夫人也不能单独行动，确保她的“安全”也是管理秘书的任务，于是他“知趣”陪着卓琳出去了。
邓小平冒险接见老部下

一切安排妥当，刘步山领着池龙来到邓小平的房门前。

池龙下意识地捏了捏衣领，整了整衣服，尽力使自己“呯呯”跳动的心平静下来。

门开了，池龙一眼就见了那张熟悉的脸，他抢步上前，向邓小平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迎上前去，紧紧握住邓小平伸过来的手，非常激动地问候:“老首长身体可好?”

邓小平徽笑着对池龙说:“身体还好，听说你也是红一方面军的?”

“是的，长征时我在红一方面军当通讯兵，经常见到您。”

“对，对，是有这么一位小伙子”，邓小平一边兴致勃勃地说着，一边拉着池龙在自己身边的沙发上坐下。

为防不测，刘步山没有退出，他警觉地紧挨门边的沙发上坐下。

忆往昔，峥嵘岁月。话题自然首先是战争年代的回忆。他们时而开怀大笑，时而短暂沉思。说着说着，就谈到了时下的“文化大革命”。谈到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池龙情绪亢奋，悲愤难平。他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了邓小平，愤怒地控诉着林彪等人的暴行。说着说着，池龙就激动地站起来，双手撸起自己的衣服，愤怒地说:“你看，这都是他们打的!”只见他前胸后背，伤疤迭加。他还动情地讲述了周恩来如何煞费苦心地保护老干部的事情。最后，池龙不无忧虑地对邓小平说：“老首长，这样下去，我们党和国家不就完了吗?"

邓小平默默地听着，偶尔插上一两句话。对“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带来怎样的危害，他内心十分清楚。池龙的一番诉说，引起他的强烈共鸣。他愤慷地说:“这帮人整起人来是不择手段的！”他还说：“林彪这个人不能说他没本事，他是个伪君子，利用毛主席的威望来抬高自己。”讲到周恩来，邓小平显然动了感情，他说:“总理这些年来吃苦了！”

会面中，邓小平反复要求池龙“要正确对待自己的遭遇，有个人恩怨是不行的。”邓小平还说:“‘文化大革命’我也有份，我也举过手”。

池龙怔怔地望着邓小平。要说受到不公正待遇，蒙受不白之冤，自己远不及邓小平，可他却毫无抱怨，对比自己老首长的高尚情操，坦荡博大的胸怀，他深感羞愧，池龙感动地哭了！

这时邓小平站起来，用手拍拍池龙的肩膀说：“现在林彪垮台了，我们党和国家的日子会好起来的，”不过他接着话锋一转，用蔑视的口吻说:“就是还有几个书生在胡闹！”

谈话整整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在场的刘步山不敢想像，在当时环境下，邓小平居然还敢指责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文革”初期也被打倒的刘步山听来也觉得非常过瘾，同时又感到十分后怕，这要是传出去了，那还得了！他始终警惕地把着房门，生怕有不速之客贸然闯入。

夜幕悄悄降临，那位警卫管理秘书“陪”卓琳逛街回来了。见两人意犹未尽，谈兴不减，征得管理秘书的同意，刘步山安排池龙与邓小平共进了晚餐。

（作者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

无声

上面插播一段“插曲” 放松大脑，但还是要书归正传，再看看专业党史学者如何解析文革前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历史：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来龙去脉
2014-10-11 00:00　　来源：《百年潮》 　作者：王永魁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的弦又开始逐渐绷紧。
    1963年11月，毛泽东对文化部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毛泽东的批评，表达了他对文化界的不满。
    （一）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把《文艺情况汇报》上登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批给了北京市委的彭真和刘仁，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中的第一个批示。
    彭真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意识到这个批示不同寻常。18日，彭真将毛泽东的批示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印发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成员以及经常列席会议的同志，并建议由刘少奇在1964年元旦左右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讨论贯彻毛泽东的批示。
    1964年1月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有中央宣传部和文艺界有关人士30余人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工作的状况，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周扬认为文艺界的问题是坚持毛泽东的文艺方向不够，“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认识问题”。彭真在发言中做了检讨。刘少奇肯定了周扬的发言后提出：“文艺界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有关文艺的著作，努力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文艺界也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1964年2月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迎春晚会。会后，有两位参加者向中央宣传部领导写信，指责这次晚会“着重的是吃喝玩乐，部分演出节目庸俗低级，趣味恶劣”。收到信后，中央宣传部领导召开会议对这件事进行讨论，认为这件事 “是当前阶级斗争在文艺队伍中的反映，是剧协领导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暴露”，因此决定在文联及各协会全体干部中开展一次整风学习。整风学习告一段落时，5月8日，中央宣传部起草了《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报告尚未定稿，江青就说她个人要看，把报告草稿要走，抢先送给了毛泽东。6月27日，毛泽东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中的第二个批示。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1964年7月初，“在毛主席那里召开了一次会，有彭真、陆定一等同志和康生参加。毛主席批评了文化部的工作，也批评了中央宣传部和周扬同志，提出要彻底整顿文化部，并指定由陆定一、彭真、周扬同志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由陆定一同志主持。陆定一同志当场以‘见事迟’为由，表示不宜由他主持，建议彭真同志挂帅。彭真同志没有表示不同意见，毛主席也表示同意。过了一会儿，康生也谈到了文化部的事情，毛主席接着要康生和吴冷西同志也参加小组工作。”这个小组一共五个人，称为“五人小组”。当时陆定一的想法是：“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大都可以通过‘百家争鸣’来解决。而当时的批判并不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而是打棍子、扣帽子，我不知道这个‘文化革命’要怎么革法，心里没底，我没有接受这个任务，推荐彭真同志担任组长，我任副组长。”
    7月7日，彭真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了怎样贯彻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会议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提名，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指示。
    （二）
    “五人小组”的成员都是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在毛泽东作出“两个批示”的形势下，他们也是批评的对象。毛泽东提议他们组成这个领导小组，或许有更深层次的考虑。
    1965年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齐燕铭的副部长、党组书记，夏衍的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的职务，调萧望东为文化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石西民为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文化部的改组，是毛泽东几年来对文化部工作不满。
    从 “五人小组”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上半年的工作来看，是与当时日益严重的文化批判不大协调的。虽然“五人小组”也直接参与领导了一些批判，但是总的来看，还是试图把这些批判控制在一定领域，把批判的温度降下来，使批判限定在学术范围。
    萧望东调任文化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后，着手起草了《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虽然也对文化界的情况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但仍然认为：“总的说来，当前文化战线上的形势，同其他战线一样，也是大好的。事实证明，关键在于领导，这支队伍的绝大多数人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1965年7月13日，萧望东将这个《汇报提纲》向“五人小组”做了汇报，得到彭真、陆定一等人的肯定。9月6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周扬和萧望东的汇报，肯定了这个《汇报提纲》。10月30日，这个 《汇报提纲》正式上报中共中央。196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汇报提纲》。
    1965年9月，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已经被批判的夏衍、阳翰笙还是被请上了主席台就座。彭真在会上讲话指出：文化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领导责任主要是中央没有及时地抓，没有坚持地系统地加以解决，书记处要负责。彭真还传达了毛泽东的话：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还有好多关于这方面的讲话，“但是我讲了就算了，放了空炮”，“负责的第一位是我”。彭真强调说：“不要把文艺战线看作漆黑一团，主席批示指的是文化部、文联各协会及其刊物，而不是指的整个文艺战线。”“学术、艺术问题中，有同历史发展方向对立的政治问题的，应该联系政治问题对待；不是政治问题的，就不要轻率地把它同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特别是同敌我问题混淆起来，也不要轻率地下结论。”“现在有些批判就是立的这个方面少了，把错误的批判了，但是怎么立、立什么呢？看不出来。我们的批判，总的来讲，不应该这样。”“党内也好，人民内部也好，不论你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是文艺工作者、普通老百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地方只能服从真理。”
    彭真用传达毛泽东谈话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替当时被过火批判的文化界人士承担了责任，对当时以政治上纲代替学术研究，以轻率否定代替深入分析的倾向作出了批评，试图把政治批判引上说理讨论的轨道。彭真关于“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论述，实际上是对当时只许批评不许反批评、几乎一边倒的批判的抗议，代表了被错误批判的文化界人士的心声。
    尽管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一线领导集体对“五人小组”的工作有诸多肯定，但是毛泽东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实际上，毛泽东没有表态也是一种表态，即对“五人小组”的工作并不满意，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支持，至少是允许江青等人甩开“五人小组”另搞一套。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组织人写批判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1965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赴京开会时就带着《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修改稿，送给了江青。毛泽东在会上问彭真：“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据陈丕显回忆，“我和魏文伯（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长）对视了一下，心照不宣，知道主席肯定已经看过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了，并且是同意批《海瑞罢官》的”。
    1965年9月，彭真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试图使批判降温；同样是在这个时间，毛泽东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试图使批判升温。“五人小组”实际上已经被边缘化，无法领会毛泽东的精神，自然也无法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了。
   

无声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时提到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说：“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从这些话可以看出，至少从组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候起，毛泽东就对“五人小组”已经持不信任态度。
    “五人小组”成立时的任务是“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指示”，但是当中共中央一线领导与毛泽东在对形势的估计上产生分歧之后，“五人小组”从党的一贯政策出发，贯彻中共中央一线领导的意图相对更积极一些，招致毛泽东的不信任也就是必然的了。这也注定了“五人小组”的最终命运。
    （三）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全国文化批判的形势陡然紧张起来。《解放军报》转载时在按语中明确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认为《海瑞罢官》的出现，“正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
    对《海瑞罢官》的问题，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的看法与毛泽东的看法有着明显的距离。虽然在彭真的主持下，北京市委也组织了一些批判吴晗的文章，但调子明显比姚文元的文章温和得多，角度也选择在学术范围。这显然与毛泽东认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其中说道：《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相去甚远，以致后来被认为是“假批判”。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批判势头，把“五人小组”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他们必须尽快作出决断。
    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委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听取了胡绳对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的传达（没有传达“要害是罢官”这句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话），围绕批判《海瑞罢官》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彭真说：现在思想界正在开展一场大争论，现在的问题是要展开，把各种不同观点放出来，政治结论可以放后一些。《解放军报》的按语讲《海瑞罢官》是大毒草，是对的，但是这么一讲，就使人家不敢讲话了。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为二，我在上海讲，你《解放日报》《文汇报》自己也发表了不少错误文章，也应该清理清理。这时周扬插话说：《解放日报》推荐《海瑞上疏》是加了按语的。彭真接着说：对他们的错误，中央报纸也可以批评。陆定一在会上说：当前的讨论实际上是一次大争论，争论的重点归纳在思想范畴内比较好。在方法上，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康生发言说：吴晗的自我批评实际上是“自我批准”、“自我开脱”，现在他自己扯出来了，它的要害是罢官。从这些发言可以看出，“五人小组”里面，只有康生明白毛泽东的想法。
    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五人小组”成员有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周扬因病缺席），还有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等共11人。会议讨论了当时学术批判的形势、性质、方针和队伍等问题。彭真在会上指出：已经查明吴晗与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与彭德怀也没有联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彭真的讲话实际上否定了毛泽东的“要害是‘罢官’”的说法。会后由许立群、姚溱执笔写成了中央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提纲》指出：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所展开的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斗争是长期、复杂和艰巨的，不是靠“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判者作出政治结论”，就可以完成任务的。《提纲》还提出：领导运动要坚持毛泽东1957年3月在全国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提倡的“放”的方针；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理服人；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不要不准革命；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等。
    2月5日，彭真代表“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当前学术讨论的情况和问题。刘少奇主持会议，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周扬因病缺席），以及许立群、胡绳等11人。会上，彭真对《提纲》作简要说明后，由主要起草人许立群汇报情况。会议同意《二月提纲》，决定由彭真等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会议同意“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组成，以许立群为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可见，当时的中央一线领导和“五人小组”是希望学术批判有统一的领导，规范起来，但这显然不符合毛泽东的意愿。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及许立群、胡绳等乘专机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的《二月提纲》。毛泽东对《二月提纲》没有立刻表示不同意见，但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彭真回答：吴晗当然有政治错误，但和彭德怀没有牵连。毛泽东说：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毛泽东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可以解决的。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彭真就以为毛泽东同意了《二月提纲》，于是，许立群按照彭真的意见代中共中央起草了通知，彭真做了最后改定，陆定一和康生都在文件上画了圈。2月13日，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圈阅文件后，中央办公厅将中共中央的通知和《二月提纲》下发。
    毛泽东实际上是不同意《二月提纲》的，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了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尖锐地提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此后，形势急转直下。
    4月9日至12日，康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书记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后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
    （摘自《百年潮》，作者王永魁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无声

梳理到此，好象得出一个印象，64年开始的文化革命似乎主要集中在文艺界，文宣，文化，卫生界方面，个人以为这又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海瑞罢官》是一出戏剧，围绕批《海罢》出现了大争论和《二月提纲》，接着又出现了《五一六通知》，因此人们把眼光都放在文艺批判和背后的政治斗争（彭德怀事件）方面去了！从这个表面上去看似乎根本没有教育革命什么事？ 以此来说更谈不上文革的初衷是搞教育革命？

个人以为通过梳理64年开始的文化革命，绝对不应该忽略毛泽东在那时想搞的文化革命最主要的是教育革命，再回顾一下毛泽东在《516通知》发出后的6月杭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重点：

1，先夺权，
2，批评权威，
3，再搞教学改革、学制改革。
过去教学改革、学制改革搞不动，改不了。这次要趁此来个大改革。

无声

杨东平是我关注了几年的学者：


杨东平，男，1949年9月生，1969年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曾经参加红卫兵。后赴黑龙江农村上山下乡。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自然之友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现代化理论、教育公平、教育公共政策等，曾任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总策划。关注中国教育改革、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传统文化继承和改造、教育公平等问题并参与实际行动。

无声

革命与传统：毛泽东的教育遗产
杨东平
1970年，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对当时风行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表示了不满，说“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留下TEACHER （导师）这个词”，因为在英文中，它和教师是同一个词，而他“历来是当教师的，现在还是当教师”（见斯诺著《漫长的革命》）。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者，多产生于中小知识分子阶层，有从教经历的极多。但在所有这些“教师”中，毛泽东作为改变了现代中国命运的巨人，也许是一个最重要的“教师”. 毛泽东的教育经历不仅贯穿始终，他对教育强烈的关注和参与，也超过了同时代其他的政治领袖。毛泽东青年时曾任小学教员、上过师范、创办自修大学；中年时在根据地开展政治教育、干部教育；建国后，在被称为“教育无学”、教育无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几乎是中国唯一的教育改革家和教育思想家。作为传统教育最激烈的批判者，他成为当时彼伏的教育革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深刻、复杂而意味深远。

    近年来对毛泽东的纪念和宣传中，毛泽东教育思想通常被归纳为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又红又专，加强党的领导等等。在这样一般化的表述中，毛泽东教育思想中那些真正强烈而独特的价值若暗若明，甚至隐而不现了。对毛泽东教育思想作认真的梳理，认识毛泽东教育思想奇特的当代命运，是世纪末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必要理论前提之一。

    ◎1958年和1964年的教育革命

    20世纪中国教育的基本问题，在世纪初和世纪末是最大致相似的。以1904年建立第一个现代学制“癸卯学制”为起点，中国新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在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普及教育、扫盲治愚，以及为社会现代化提供所需的知识和人才。因此出发，变革教育自身便成为首当其冲的尖锐问题。毛泽东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和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建国后的教育实践，尤其是他领导和发动的三次教育革命之中，即1958年教育革命；1964年的教育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

    改革前“十七年”的教育，是被称为“中国的苏联时期”的产物，它移植苏联
高度集权、国家包揽的大一统教育体制，使教育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为当时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了有效的教育支持，在实践中具有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和精英教育的价值。在具体的动作中，不切实际的中国传统加上苏式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学校教育处于唯理性、唯智育的传统氛围中，考试至上、分数至上、脱离实际等问题比较严重。

    毛泽东的教育主张与“十七年教育”的现实相吻合的方面，主要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强调教育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要求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十七年教育”的这一特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毛泽东所赋予的。在重视教育的经济功利价值方面，毛泽东的态度也是明确的。事实上，他毫不掩饰对文科教育的鄙视。然而在其它方面，他则与当时的教育现实存在着尖锐冲突，以至于不得不经常用强硬的、破坏性的方式冲击和改造它。虽然毛泽东这三次教育革命的背景、动机、形式和方法不尽相同，但其所体现的教育价值和教育主张不但清晰明确，而且一以贯之。

无声

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大跃进”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在视察天津大学时所说的：“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起来；”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毛泽东教育主张的三个重要方面，当时的教育革命正是在这三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学术权威“兴无灭资”、“拔白旗，树红旗”的批判斗争，以加强对教育的领导，建设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二是对移植苏联的正规化教育制度的不满，强调扩大教育机会，为工农子弟开门，加速普及和发展教育。三是改革学校教育，以克服其脱离实际的弊端。教育革命的方式，则都是通过政治动员、政治批判和群众运动。为此，实行“全党办学”、“全民办学”，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大办教育，对扫除青壮年文盲、普及小学教育等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发展与全日制普通教育并行的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在高校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学生和教师大量参加生产劳动；缩短中小学学制；大学组成干部、教师、学生三结合的委员会改造系科和专业，编写教材、讲义，集体著书，联系实际工程开展“真刀真枪”的科学研究和毕业设计，等等。

    伴随着全民诗歌运动和美术运动，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比较浪漫的。一些工厂、人民公社宣布已建立了“人人劳动，人人学习”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 种种“教育奇迹”不久就烟消云散了；然而，这场浪漫的革命又确已深入到教育内部，触动了它的制度品质。当时比较重要的制度改革是下放教育权力，中小学教育基本下放由地方管理的领导；原由中央领导的229 所高校中的187 所和大多数中等技术学校下放给地方领导。同时，改变高校统一招生的制度，实行各高校单独招生或联合招生（这种举动是破天荒的，也仅实行了一年）。在整个六、七十年代，缩短中小学学制的各种改革实验一直在进行。

    1964年的教育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前奏。2 月23日，毛泽东关于教育工作的谈话（春节谈话），对“十七年教育”作了建国以来最为严厉的批评，震动了整个教育界。当时的教育改革是在急剧的升温化、政治化的背景下进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学习解放军”、“突出政治”的宣传，学习毛著、下连当兵、参加“四清运动”之类的实践，进一步强化了教育的政治功能。有人将文革前的学校教育称为“接班人教育”；在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中，几乎完全是政治标准，没有一项与智育和健康有关。尽管如此，当时学校工作的重点之一仍然是克服只重智育、轻视德育和体育的倾向。

    正像文革时期的教育一样，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外表往往使人容易忽视毛泽东其它同样具有实质性的教育主张和教育关怀。由阶级斗争理论和政治批判所推动、以贯彻阶级路线而实现的，是毛泽东对精英主义教育的抵制，对教育平等的强调。为了加快普及小学教育、发展农村教育，教育主管部门决定逐步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在1965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不发展全日制普通中学；积极发展小学，尤其是农村简易小学，以“解决贫下中农子女的入学问题”；在中师和高校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除减少考试科目，并规定对退伍军人、知识青年、中小学教师、学生干部考生实行推荐与考试结合的办法（在城市中，这一路线的执行似乎主要使干部子弟受益）。此外，在教育制度、学制、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考试制度等各方面改革传统教育的弊端。当年七月，中央学制问题研究小组开会，提出的《学制改革初步方案（征求意见稿）》，大幅度地突破了当时的体制框架，现在看来仍是相当
新鲜和“超前”的：建立两种教育制度；根据城乡的不同需要制定城乡各级各类学校不同的修业年限，计划小学基本学制为五年，不分段；中学基本学制为四年，不分段；设立两年制的高校预科，等等。

    1964年毛泽东的“春节谈话”，最强烈抨击的是当时的教育方法、考试制度等。他认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  正确的，但是方法不对，”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还是考入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不能认为他对当时教育的批判和否定都是出于政治需要或政治动机，事实上这是他从青年时期以来就一贯坚持的对中国封建时代传统教育的批判态度。尽管60年代教育改革规模相当大，步子也不小；但在1964年，他似乎对合同制内的改革已经失去信心而变得不耐烦和怒气冲冲。当年夏天，在与侄子毛远新的谈话和次年与王海蓉的谈话中，出现了倾向于政治解决的新的因素。毛泽东指出”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鼓励学生用反体制的”造反“方式去反对和对抗现行教育制度（这两个讲话也的确起到了动员青年学生造反的作用）。不久之后，其表述方式便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和”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无声

  ◎文革时期的教育：毛泽东的教育理想

    文革前的“十七年教育”与十年文革，通常被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者意味着学习苏联、正规化、制度化、英才教育、学习雷锋和培养革命接班人；后者则意味着摧残、破坏、反制度和反文化、愚昧和荒诞，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内容和精神方向。然而，它又的确是一个贯通的历史。“十七年教育”在其大多数时间，一直是动荡不宁的。频繁的政治冲击和主观意志造成教育的大起大落，使高度的震荡性也成为它的特性之一。教育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立价值，它后来被政治摧毁的命运便已经注定了。文革造成的劫难是如此之大，以至当我们彻底否定文革时，也难以冷静地去认识清理其中隐含的解决中国教育的一些基本矛盾、基本问题的努力。

    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从1966年停止高考、学生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开始，致使正规的教育制度崩溃，学校教育中断，造成20世纪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奇观。但文革中的教育革命又不仅仅是破坏，抛开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政治冲击不谈，从1967年“复课闹革命”、恢复中小学秩序，1971年起大学恢复招生，文革中教育革命的“建设性”实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将学校建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学校教育极度政治化，“坚持以阶级斗争作为主课”，“革命大批判”、学习毛泽东思想成为最重要的教育内容；各级学校缩短学制。实行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大学三年的新学制，从而使中小学教育从12年减为9 年；小学至大学毕业，由17年减为12年；改革学校教育。从小学进初中起，废止各级入学考试，实行就近入学，取消重点学校制度；教学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取消考试，并大大降低学科教学、理论教学和基础教学的地位；增强实践性教育活动，学生化大量时间学工、学农、学军、参加生产劳动；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限。中小学下放至城市的区或街道，农村的公社或大队一级；1969年起，原中央各部委所属院校大
都下放给地方领导；强调教育要面向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1972年提出农村要普及五年小学教育，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和多种形式办学；大学免试推荐具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上学；大力发展非正规的厂办大学（七二一大学）、业余教育、民办教育、培养“赤脚医生”之类实用的初级专业人才；1973年后，大学大量举办各种形式的短训班，为工厂、农村、部队培训技术骨干、理论骨干和各种实用人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经验和实践环节。理工科大学实行“厂校挂购，开门办学”改变课本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的方法，组成工人、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教学组织，实行结合生产和科研任务，用典型产品、典型工程、典型工艺带动教学的方法，边干边学。

    不难看到，这些都是毛泽东在1958年、1964年均已提出过，并不同程度地改革和实践过的教育主张，它贯穿的仍是三个基本主题：突出政治、教育平等、教育联系实际；区别仅在于，前两次是体制内有序的渐进改革；而文革则用极为暴烈地摧毁“旧体制”的“革命”方式大幅度地实践其教育理想。

    正如一位朋友所说：主张什么往往比反对什么更说明问题。正是在文革中，毛泽东终于和盘亮出了他的教育理想- 此前，他只是激烈地反对别人的做法和片断地提出过一些自己的想法。他的教育理想也就是他的社会理想，后来被称为“五七道路”或“五七公社”：全国学解放军，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整个社会于是成为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毛泽东构筑了一个学习化的教育社会，学校教育是全能型的，社会成员也具有全面发展的人格（这使我们想起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时期西文教育家类似的教育思想）；然而，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构想的这一“理想国”，却是以乡村社会为原型、以军旅生活为样板的，是一个准军事化的、取消社会分工、平均主义和自给自足的大公社。这种公社的理念早在1958年便已流露，其萌芽可以远溯到青年时期他受康有为所释儒家大同说的影响。1919年，他也曾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

    历史早已证明，无论人民公社还是五七公社，都是有违历史进步并造成巨大社会灾难的现代乌托邦。

    ◎毛泽东教育思想：奇特的当代命运

    也许，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远比我们认识到的更为复杂。他的强烈追求，大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而他的强烈反对，却包含着有待认识的合理内核。

    作为一个狂放和浪漫的教育革命者，毛泽东是一个悲壮的失败者。他以强硬的、不妥协的姿态激烈批判现行教育；然而，当他热衷于用“革命”的手段反传统时，却并没有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也没有凭借更为现代的思想、文化和组织资源。他用政治凌驾和冲击教育，用政治批判代替教育批判，并使教育极度政治化，乃至成为简单的和直接的政治工作，从而扼杀了教育的主体性和生成发展的可能性，最终导致了教育崩溃。他用非专业化、非制度化的群众运动方式改革教育，否定了知识分子在教育系统中的关键作用，导致了教育品质的退化、教育效率的低下。不仅他的方法和手段是传统的，他所孜孜追求的教育理想，如前所述是极其传统和反现代化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毛泽东“以传统反传统”的悲剧。

    但是，在教育现代化的坐标上，作为一种教育精神、教育价值和教育思潮来审视，毛泽东对“十七年教育”的怀疑和批判并非乏善可陈，而且发人深省。

    毛泽东显然对现代教育制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这自然有他对科学化、正规化的官僚制度的抵触，比较而言，他更为习惯和喜欢比较自由的、个性化的、非正规化的学习方式和工作方式（例如在青年时期，他曾表示过对私塾的好感，以及推崇书院精神）；但是，他的这种怀疑也深刻地源于新式教育在中国遭遇的基本矛盾。早在1927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发现“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反对“洋学堂”，他们“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 因为“乡结小学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 而事实就是如此。1932年国际联盟的报告也批评了中国新教育的“不一致性”：新一代知识分子将现代化与机械模仿外国等同起来，人民最必不可少的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被忽视了，学校进行的是与周围生活和国家复兴的必要性无直接联系的抽象教育；在奢侈讲究的学校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对群众的需求漠不关心，两者之间横着一条深不可测的鸿沟。这一批评与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对当时教育的批评何其相似！显而易见，新式教育或现代教育如何与中国的现实结合，适合中国的大众尤其是农民的实际需要，至今教育，会作如何感想？

    巨人已经远去，毛泽东为解决20世纪中国教育的基本问题作出了自己的探索和努力，他的浪漫改革和破坏性实验，为我们提供了代价巨大的历史教训；也为我们留下一个不应遗失的精神方向，即始终对传统教育保持应有的警惕和清醒的批判意识，他的革命和失败同时告诉我们，中国的教育现代之路何其即艰难崎岖，正所谓“任重而远”.

    1996/1  

无声

杨文的重点段落在于：

1964年的教育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前奏。2 月23日，毛泽东关于教育工作的谈话（春节谈话），对“十七年教育”作了建国以来最为严厉的批评，震动了整个教育界。当时的教育改革是在急剧的升温化、政治化的背景下进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学习解放军”、“突出政治”的宣传，学习毛著、下连当兵、参加“四清运动”之类的实践，进一步强化了教育的政治功能。有人将文革前的学校教育称为“接班人教育”；在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中，几乎完全是政治标准，没有一项与智育和健康有关。尽管如此，当时学校工作的重点之一仍然是克服只重智育、轻视德育和体育的倾向。

    1964年毛泽东的“春节谈话”，最强烈抨击的是当时的教育方法、考试制度等。他认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  正确的，但是方法不对，”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还是考入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不能认为他对当时教育的批判和否定都是出于政治需要或政治动机，事实上这是他从青年时期以来就一贯坚持的对中国封建时代传统教育的批判态度。尽管60年代教育改革规模相当大，步子也不小；但在1964年，他似乎对合同制内的改革已经失去信心而变得不耐烦和怒气冲冲。当年夏天，在与侄子毛远新的谈话和次年与王海蓉的谈话中，出现了倾向于政治解决的新的因素。毛泽东指出”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鼓励学生用反体制的”造反“方式去反对和对抗现行教育制度（这两个讲话也的确起到了动员青年学生造反的作用）。不久之后，其表述方式便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和”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