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刘少奇诞辰120周年

无声

1， 中国应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还是应该学习西方而推动多党制？

这是近年来国内外对中国发展方向最热门的话题或涉及或关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们最热门的内心活动。

人民网资料：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1978年。他在9月15日黑龙江省委常委汇报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这种体制其症结所在是“不适应现代化建设，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系统而精辟的论述。在这里，邓小平主要是着眼于从制度上解决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这类历史悲剧重演、实现长治久安的问题，鞭辟入里地分析了我国原有政治体制的弊端、根源、实质。改革的锋芒所向，直指原有政治体制的“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体制。对此，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1986年9月，他在会见波兰客人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27]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 因此，政治体制改革“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28]

“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30]他说，共产党的领导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他用“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作为佐证：“‘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31]他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

针对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会遇到很多的障碍等问题，邓小平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审慎从事，必须掌握火候，做到改革和稳定并重。改革过快，会引起社会动荡，导致翻船；改革太慢，其他改革搞不下去，也要翻船。为此，他一方面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保持稳定的重要性，“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29]另一方面，他又从政治与经济两大体制改革相适应的角度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几十年来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基本上在四个流派中沉浮不定。1，急改派，2，渐改派，3，不改派，4，改回派（文革派）

无声

急改派经典思路：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没成功？ （节选）
来源：东方日报 / 木然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2014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无疑做出了重大贡献，邓小平会因此载入史册。但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成功的，甚至是失败的，这体现了他本人的局限。邓小平尽管对个人崇拜具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但却仍然主张在天安门城楼挂毛泽东的像。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没有成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极权体制认识的具有局限性
第二，对毛泽东反思的局限性
第三，对极权主义体制后果认识具有局限性
第四，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具有局限性
第五，经济决定论思维具有局限性
第六，既反“左”又反右的思路具有局限性
第七，不搞争论具有局限性
第八，既得利益思维具有局限性


邓小平的改革主要是巩固执政党的地位为作先决性条件。纵观世界政党发展史，人们都会看到，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到目前为止，执政时间最长的执政党也只有八十年左右，百年的执政党还没有出现。台湾国民党的台上台下历史也再一次表现。政党政治就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就是竞争政治。如果政党失去监督，失去竞争，政党内部就会僵化，就会失去活力，就会对人民的呼声反映迟钝。从执政党的地位上考虑发展民主是有局限性的，从执政党的地位着眼去考虑法治建设也具有严重的不足，从执政党的地位去考虑发展经济，也失去客观公正理性。应该充分吸取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不成功的经验教训，为后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思想基础。政治体制改革是所有人的改革，所有人都应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参与进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是死路一条，而且会死得很惨。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已经不多，时不待我。人民已经等不急了，人民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耐心，再不改革，必然会被人民所抛弃。


这位木教授似乎缺乏大历史观，在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方面就属于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那就是西方现行民主政治（普选制）的历史生成和演变条件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1，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古希腊雅典民主政治的历史性社会实验。
2，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英国1215年地方诸侯与皇帝立约的《大宪章》和对皇权的立法制约.
3，东西方在环球政治与经济文化方面淋漓尽致的表现在了郑和与哥伦布远洋航行的目的与后续行为的天壤之别上面。
4，“李约瑟之谜”充分说明了中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方面相比西方历史而言在工业文明方面的缺失，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对此有经典描述。具体来说中国的五四运动无法与欧洲13世纪文艺复兴比肩，文艺复兴是复兴了雅典民主政治，中国的君民沉浮于千年封建传统和思想文化束缚中。
5，中国没有美国立国“天高皇帝远”和“海阔任鱼越，天高任鸟飞”的进行民主政治的先天条件。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演变在连萌芽都很难说的时代却遭到了已经从早期自由资本主义反展到垄断资本帝国主义阶段的列强入侵，因此毛泽东说渴望学习西方的一票先进分子遇到了老师欺负学生的窘境！
6，辛亥革推翻了帝制，中华民国之初是海归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帝制复辟。五四运动打烂了孔家店但是没迎来民主政治而是迎来国共两党分别倒向欧美和第三国际而产生的内战，其余波一直荡漾到今天。

辽宁师大的木教授无视这些历史学研究的变量，如何能准确的说明目前中国是否可以一步迈进西方民主政治体制那样的大门？

无声

关于改旗易帜：
听说在本届中央以前的某届中央曾派人到北欧考察社会民主党的情况，后来就听说有人向中央建议要把中国共产党的名字改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北欧社会民主党活跃的几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通过全民普选经常执政的，也常常在大选中失去执政地位，总体来说北欧社会民主党在北欧执政的理念和取得的成就是有特色的。但是自上届中央就提出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道路，本届中央更加强调这一点。欧洲社会民主党是恩格斯建立的第二国派生起来的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政党。苏共早期分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不知道社会民主党是否有点象孟什维克那样属于早期共产党的一个派系分支？恩格斯是参与了马克思攥写《共产党宣言》的工作的，他后来创建第二国际组织社会民主党为何不沿用共产党的称呼需要梳理。长期以来第二国际被列宁批判为修正主义，因此列宁成立了第三国际，中共就是第三国际培养起来并指挥了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在批判第二国际，他在1954年全国立宪大会上专门批评了恩格斯走和平革命议会道路，而且也引用联共布党史对马克思，恩格斯争取用和平革命的方法在英国取得无产阶级执政的观念进行了批评，在新出版的毛泽东文集中有此记载。前几年习近平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讲话中第一次说明了第二国际是恩格斯创建和领导的，这与我们过去所知的第二国际是考茨基等修正主义者领导的有所不同。


但是不改旗易帜走欧洲社会民主党和平革命议会道路是本届中央的底线，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如此，学界似乎也说的不太清晰，需要梳理。

共和国同龄人

一个背叛祖宗认敌为父的贼子没有权力评论中国共产党！

共和国同龄人

中国人爱自己的国家，爱中国共产党，视国家党领袖为自己的亲人。再怎么评论也是爱护。你无声一个贼子，叛徒卖国求荣，替美帝摇旗呐感蛊惑人心，想挖我们中国人祖坟！没你说话的份儿！说你胡说八道那是客气，说你是特务确认无疑，留着你就是留个活教员。让我们知道，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美国五毛党是如何伪装从我们内部妄图攻破堡垒的。

无声

共和国同龄人 发表于 2018-11-26 09:4

“中国人爱自己的国家，爱中国共产党，视国家党领袖为自己的亲人。再怎么评论也是爱护。你无声一个贼子，叛徒卖国求荣，替美帝摇旗呐感蛊惑人心，想挖我们中国人祖坟！没你说话的份儿！说你胡说八道那是客气，说你是特务确认无疑，留着你就是留个活教员。让我们知道，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美国五毛党是如何伪装从我们内部妄图攻破堡垒的。”
大家看好了，每次讨论到节骨眼上就会看到共同气急败坏的跳出来扣帽子，打棍子，完全没有任何证据！她说：

1，“你无声一个贼子，叛徒卖国求荣。”
“卖国求荣”的证据在哪里？完全没有任何内容的指控！
2，“替美帝摇旗呐感蛊惑人心，想挖我们中国人祖坟”。我哪句话是“替美帝摇旗呐感”了，共同能举出来吗？ “挖我们中国人祖坟" ? 祖坟者，5000年以降，哪一座算祖坟？轩辕黄帝？本草神农？秦皇汉武？孔孟老庄？我有哪一条言论能算作“挖我们中国人祖坟”？你去墓地祭奠江青，我评论了两句，你就红眼跳脚了，江青只是我们上一代的，她的坟不算你的祖坟吧？
3，“说你是特务确认无疑”！看到这里不禁哈哈大笑，网友说推磨盘似的争论无聊，其实这里的有些争论能让人忍俊不禁，笑逐颜开，反而能让人延年益寿。
4，“美国五毛党是如何伪装从我们内部妄图攻破堡垒的”。
是啊！共同可以自问自答啊！能找出哪怕一句话的证据来证明你的任何指控吗？否则说你是江青传人说错了吗？看看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差不多都被她打成“反革命”了，无需任何证据。文革中我哥说江青有精神病就被打成“反革命”，我看你现在就有精神病，从江青那里传染来的。
5，你说“中国人爱自己的国家，爱中国共产党，视国家党领袖为自己的亲人。” 的确如此，看看你爱中央文革领袖江青有多深，恨第二代党的领袖邓小平有多深：

共同 发表于 2018-10-15 09:48。

她是说给那些不如狗的人听的（指江青在法庭上说她自己是咬人的狗的发言）。狗起码知道听从主人的分配忠于主人。江青忠于主席就是忠于党。

共同 发表于 2018-10-15 09:51

改革不是等的先例，发明。中国改革从毛主席打开中美关系就已经开始了。登的所谓改革旗号打的也是继承毛的旗帜。但是他偷梁换柱，挂羊头卖狗肉，全面推行私有制。难道“不管黑猫白猫。。。。。。”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简直无稽之谈！

共同 发表于 2018-10-15 09:51 改革不是等的先例，发明。中国改革从毛主席打开中美关系就已经开始了。登的所谓改革旗号打的也是继承毛的旗帜。但是他偷梁换柱，挂羊头卖狗肉，全面推行私有制。难道“不管黑猫白猫。。。。。。”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简直无稽之谈！ 共同 发表于 2018-10-18 10:51 江青的错误很多没有证据。 可惜，真相没人理会，谬误总被当真。可怜！ 说实在的在这里评价江青的根据是什麽？还不是妖魔化的宣传，很多都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人。 共同 表于 2018-10-22 22:00 历史最终会对江青做出公正评价，不会理会狗吠的狂躁。

注：共同本次发言给我扣的帽子共有4顶，罪名共4项：
帽子：1， 贼子，2，叛徒，3，特务，4.五毛党。
罪名：1.卖国求荣，2.替美帝摇旗呐感蛊惑人心，3.想挖我们中国人祖坟，4，从我们内部妄图攻破堡垒的。

而我给她的帽子只有一小顶，“江青派”。

无声

不受江青派的干扰，继续把话说完。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能改旗易帜，为什么中国大陆不能学台湾进行多党制大选？对此从理论上说清楚不容易！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当今世界凡是采用西方普选议会制的发展中国家很少与美国和欧洲有直接利益冲突的，中东少数穆斯林国家与欧美对抗都没有好下场。前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现在也是资本主义普选议会制的国家，但是却与欧美直接对抗，这是比较特殊的例子，是美苏大国之间的利益之争，不属于意识形态之争， 因为苏共下台并且形同解散。但是中国就不同了，对比台湾，不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臣服于美国，都看美国脸色行事。如果中国现在开始普选议会制会出现什么情况？ 这是最关键的。

无声

台湾是怎么开始解三禁和开始普选议会制的？那就是因为江南命案。江南是台湾作家刘宜良的笔名，他因写作《蒋经国传》而出名，因此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憎恨。后来蒋经国之子与国民党情报局合伙找到台湾黑社会竹联帮到美国旧金山江南的住所把他暗杀了，因为江南入了美国籍，因此在美国社会掀起巨澜。美国朝野都对台湾派人到美国本土搞暗杀批评严厉，后来事情越闹越大，请看国外资料：


“1984年8月，為中華民國國防部情報局吸收的台灣竹聯幫首任總堂主陳啟禮，率吳敦和董桂森二名手下，前往美國執行「鋤奸計畫」。10月10日，三人找到住在加州德里市的劉宜良，进行跟踪。10月15日上午九點，當劉宜良在住處吃完早餐，到樓下準備開車前往舊金山漁人碼頭的禮品店。事先埋伏的董桂森等人，進行暗殺。董桂森持左輪**朝劉宜良眉心開了一槍，劉當場倒斃，吳敦再朝劉的胸部、腹部開了二槍確認[2]。三人在結束任務後，逃回台灣。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對此案件進行調查。


兇手返台及案件審判[编辑]
陳啟禮返回台湾後不久，便因當年11月12日展開的「一清專案」掃黑行動而被逮捕。1985年1月10日，蔣經國下令逮捕軍事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要求徹查。三人經兩次減刑後，服刑六年餘假釋出獄。1月13日，中央社發佈消息，承認情報局官員捲入「江南命案」。[3]


案情延燒影響台美關係
3月1日，陳啟禮的手下張安樂（綽號白狼），偕同一位替陳啟禮保管錄音帶，匿名「背影」­之人士，出席洛杉磯台灣人社團所召開的「江南命案演講座談會」，宣佈「蔣孝武就是謀殺江南的元凶。」[4]


美國國務院對此事件表達憤怒，因為國外情報機構公然派殺手到美國本土刺殺美國公民，使得美臺關係跌入谷底。美國方面通過對臺情治單位監聽的電話錄音，迅速找到陳啟禮撥打回臺的電話內容，並向新聞界透露已經掌握陳啟禮為防萬一而錄製的一捲錄音­帶，證實有國民黨情治人員介入此案，向臺灣政府施加強大壓力要求交出幕後元兇。[5]


蔣經國政府反應[编辑]
7月1日，蔣經國下令取消「國防部情報局」編制，將該局業­務與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1958年由国防部二厅改组而成）合併，另組「軍事情報局」，由參謀總長郝柏村負責指揮。該局局長由原八軍團司令盧光義擔任。此後，情­治系统出身的情报人员不得升任局长，情­治首長出缺時，皆以軍事將領接任而不提拔情治系統人士。劉宜良遺孀崔蓉芝，在美國控告中華民國政府，1990年獲得賠償145萬美元和解。


柏楊說，蔣氏家族的獨裁暴政直到江南案後才告終結。江南奉獻生命與鮮血，「化作壓死暴政的最後一根稻草──證明蔣中正、蔣經國父子的政權，已墮落為赤裸裸的多行不義的權力。」柏楊說，「江南之死，引起整個政權潰散的骨牌效應。」、「江南是最後被害者，以後蔣氏父子就再也不敢重犯，再也沒有機會重犯了。」[16]


《中國時報》的記者林博文說，歷史有明流暗流，暗流有時比明流影響都大，江南案就是極大影響國府歷史發展的暗流。劉宜良是要寫博士論文，以《蔣經國傳》為題目，後來報紙連載，蔣經國就派人勸阻，後劉宜良接受老長官夏曉華的意思，把蔣傳的後三章改了，拿了改版費，也答應寫些美西見聞給夏，每月拿幾百美金。劉宜良與情報局的關係，最多就是寫了些美西觀察給他的老長官夏曉華，他不是間諜，他之死，就是為了要寫《吳國楨傳》，他也不知這會遭殺身之禍，他連被警告都沒有。結果，他之被害，是毀了「一制」，國府的威權制遭到痛擊，使其無法順利轉型，弄出後來陣痛不止，一直到今天。[17]


高雄應用科大前校長吳建國於2018年一月發表新書。他在書中認為，蔣經國第一任總統時的作為，相對還是保守，第二任期大刀闊斧推動解嚴與民主化，並宣示蔣家人絕不接任總統，應該是受到江南案的衝擊，被迫將佈局轉而開放，但這個「破局」卻也使他贏得更高歷史地位。前總統馬英九有不同意見，他認為：蔣經國解除戒嚴不只因為江南案或十信案，而跟當時的兩岸情勢和國際關係有關。[18]”

无声

台湾社会的突变式转型还有一个省籍情节的历史大背景：

“所謂的省籍情結，是指在1945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之後，在台灣出現的族群間爭議。中華民國政府在身份證記錄上，會記錄每個人所屬的籍貫。被登記為台灣省人的，稱本省人。而外省人指其籍貫登記為中国大陆（过去曾受中华民国管辖）各省、非台灣省的人，通常這個族群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中華民國政府來到台灣的中國大陆人及其後代。由於生活習慣[1]、歷史記憶[2][3][4]、社會資源分配[5][6]的不同，常導致兩種族群發生排斥。


外省人對本省人的偏見


由於老一代的外省人與本省人在對待日本人的歷史問題上，有完全不一樣的歷史經驗，對舉目皆是日本風格的臺灣感到適應不良，進而生起排斥歧視的心態，無法忍受部分本省人所存有的日本情結，認為這是背叛民族的行為。其實這種論述禁不起考驗，雖然台灣在日治時期確實有許多民眾受到皇民化運動的影響，對日本文化相當熟悉，但當時的臺灣人只是利用日文及日本文化來進行現代化及西化。


本省人對外省人的偏見


早年本省族群對外省人的反感，是起源於1945年國民黨在國民政府接管臺灣時的倒行逆施與歧視本省人，國民黨接收日本佔領區的類似行為也引起當地居民的嚴重反感；而後國民黨的各項錯誤政策更是火上加油，例如國民黨一味偏向軍公教人士的福利措施，因為早期外省人大多在這些部門就業，外省人當中受國民黨政策照顧的人數比例相較於本省人而言差異甚大，進而造成國民黨政權壓榨本省人、補貼外省人的印象；實際上獲得過度補貼主要是權貴與中階的外省人，而並非所有的外省人，許多低階的外省老兵的生活依然艱苦。”

无声

最后一个催生国民党政治改革的的历史背景是二二八：


“二二八事件是臺灣於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發生的事件。1947年2月27日，因專賣局查緝員在臺北市查緝私煙時不當使用公權力造成民眾死傷，引起28（次）日的陳抗傷亡，更擴及後續臺灣民眾大規模反抗政府與攻佔官署。事件中，臺灣民眾大規模反抗政府與攻擊官署，當地人對外省人的報復攻擊，國民政府派遣軍隊逮捕與鎮壓殺害臺灣民眾。事件造成民眾大量的傷亡，然而傷亡人數眾說紛紜，由數百人至數萬人不等。


此事件亦稱作「二二八大屠殺」[1]、「二二八革命」、「二二八起義」、「二二八事變」、「二二八慘案」、「二二八民變」等。


1945年，國民政府接替日本開始統治臺灣，然而來自中國大陸的軍政人員，甫經歷第二次中日戰爭，對舉目皆是日本風格的臺灣生起排斥與歧視的心態，並時常對臺灣人抱持著優越感[3]:38 ，以征服者、勝利者自居[4](pp101-102)[5]:41[6][7][8]，對待人民驕縱專橫。而長期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民，對於相對落後的中國社會現況、普及教育、法治觀念、衛生條件、生活習慣等缺乏瞭解，導致由原本的滿懷期望轉變成深感失望[5](pp41、43-44)[9][7][10][1][11]。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軍人毫無軍紀可言，例如乘車、用餐不付款、低價強購、賒借不認帳，乃至有偷竊、搶劫、恐嚇、詐欺、調戲婦女、強姦、開槍殺人等非法情事發生。
1947年2月27日，專賣局探員在臺北市天馬茶房前查緝私菸，期間非法侵吞女菸販除私菸以外的私人財物[來源請求]並以過度暴力將其打傷，及後更向手無寸鐵的無辜民眾開火，造成一死一傷，成為事件導火線。隔天民眾前往行政長官公署前廣場示威請願，但遭公署衛兵開槍掃射，使原先的請願運動轉變成為反抗政府行動，臺灣在各地發生軍民衝突後，至3月6日已蔓延到除了澎湖外的全台灣，外省人受波及，遭臺籍民眾攻擊傷亡[16]，依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公布4月25日〈二二八事變各縣市外省同胞死傷之統計表〉造成外省人死亡52人，受傷1364人，失蹤10人；而監察委員楊亮功之「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則指出外省人死147人、傷1364人[4][17]。事件期間的各地組織民兵進行武裝抗爭，尤以前台灣共產黨謝雪紅率軍的二七部隊最有規模，雖然地方仕紳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協商談判後，各地衝突稍緩，但陳儀仍請求時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自中國大陸調派軍隊增援。增援軍隊於3月8日起陸續抵達臺灣，在各地展開武力鎮壓，隨後更實施清鄉。二二八事件造成大量民眾傷亡，根據行政院的公布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總計死亡人數有18,000人至28,000人左右。[1][18][19]


二二八事件是臺灣現代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之後臺灣緊接著實施長達38年的戒嚴，至少數萬名民眾在白色恐怖時期死亡、失蹤、監禁；二二八事件數十年來成為禁忌的話題，成為後來族群對立衝突的原因。歷經國民黨政府多年的嚴密封鎖與噤聲，在黨外人士對黨國體制的持續衝撞下，二二八事件在1980年代後期的臺灣已經逐漸可以公開討論，而不必擔心因為觸犯禁忌而遭到國民黨政府的政治迫害，政府和學術單位也對事件進行大量研究。1995年，時任總统公開向二二八事件受難者道歉，各地陸續為受難者建立紀念碑與紀念園區。中華民國政府後來將2月28日訂定為和平紀念日，建碑並對受難者家屬賠償和恢復名譽，但台灣每年到了二二八和平紀念日前後，還是紛傳抗爭與蔣介石銅像及228紀念碑遭破壞之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