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6.18

护林人

而实际情况是：1967年奔赴北大荒的知青——65年东北局关于组建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中央还没批准，黑龙江省组建兵团及下属的密山、萝北两个农建师还处于拟想阶段。
2.不但1967年10月奔赴北大荒报到的单位是国营农场，就是根据毛泽东6.18批示后第一批兵团战士在1969年初除了师级单位各团级单位才宣布成立。无论1967年还是1968年奔赴北大荒的知青和兵团战士还都经过了重新审核。我们连队就有3人没有审核通过，只有我们1969年连锅端的小69，在北京得到的下乡通知是正式兵团战士的称号。

无声

资料：

1965年秋，中共中央东北局鉴于中苏边界日趋紧张的局势，向中央建议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66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所属的10769名复转官兵(史称“66.3”复转官兵)分批到达黑龙江边境的29个农（牧）场，组建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建第一师和第二师，共辖9个团的24个营94个生产队。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前身，最早可追溯到1947建立“国营通北机械农场”，而后出现了一批荣军农场和宝泉岭、二龙笔架山、孟家岗等解放团农场。1955年后铁道兵建立国营农场，第二年成立铁道兵农垦局。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下放北大荒，国营农场实力大为加强。开垦耕地1370万亩。主要生产小麦、大豆、鹿茸、人参、黑木耳等，形成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有农场近百个。1968年6月，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接收三江平原93个农、牧、渔场，合编为6个师。

代 号“建”、“设”、“钢”、“铁”、“边”、“防”为信箱。司令员汪家道；第一政委潘复生、第二政委郭强、李少元；政治委员任茂如。师、团主官及机关股长以上干部，均为现役。新战士月收入32元。6月，划归沈阳军区管辖。1976年2月，兵团撤消。   

护林人

实际情况之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除了兵团新建的直属的两个值班团，各师都没有成建制的武装值班团，而各团属下的三十多个连队——我团共有51个连队，成建制的武装值班连基本都是三四个。
我曾在我的个人回忆录中《1970年的新年记忆》中就曾记录了我们这个紧靠黑龙江边的连队，冬季站岗是“手握镰刀去离连队五里地的江边站岗”；“发现敌情后点燃冬季喂牛的谷草垛为号用火光通知连队、、、、、”。你说可笑不可笑。
我想这就是当年兵团自吹自擂的实际情况！

护林人

                                      1970年的新年记忆
   那1970年初到兵团的新年旧景，仿佛像昨天一样呈现在我的眼前， 48年前的这一天我们这个紧靠江边的连队在北大荒的冬夜，每天都会派两个战士去远离连队驻地的江通边牛圈去值班、站岗。当年我们小69对我们兵团战士有一段顺口溜，极形象的刻画了我们当年冬天的真实形象。
          兵团战士没有枪，肩上有把锄头扛。
          现役身着国防绿，我们一身鸡屎黄。
          军人皮带腰间系，军帽军徽和领章，
          我们头戴狗皮帽，腰系草绳土匪样。
          茫茫冬夜去站岗，一把镰刀来当枪。
          发现敌情点谷垛，以火为号太荒唐。
          嗨，这兵团战士当的真窝囊。
  像69、70年去的上海、哈尔滨、天津等知青发的还都是极似军装的斜纹布国防绿颜色，而我们北京的小69，不但是鸡屎黄还是平纹布。穿了一个秋收就到处被刮破处处露棉花，腰间为了保暖再系根草绳，整个一群解放前的叫花子。比当年东北的土匪还没有人样。
  最可气的是到了兵团之后，我们连队的知青女副指导员一句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借东西要还。兵团发布命令：所有的发给你们的棉服一律从工资扣除，每人45元（？记不清多少钱了）。考虑到你们的工资不够一次扣除的，决定分两次扣除。国家发给的知青安置费内的东西，却要从我们身上扣除。哪儿说理去。
  我在第一次探亲回北京时，在到北京同学家介绍我们的情况时，一开始我这不爱说话的老实孩子还是人家问一样，我就介绍一样，经过10几遍的重复，我就总结了一套介绍词。我们虽然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但是属于序列。没有枪，扛的是锄头，拿的是镰刀。说一句北京的老话，叫不男不女的二尾（yi）子，就像过去太监一样，像男人却是没男人的功能。说的我们同学的家长哈哈大笑。只不过就在一个邻家的老街坊的同学家说过一回，说过之后见那同学的母亲的面孔觉得不像话，就从此打住啦。可是我在心里觉得这比喻是极恰当不过啦。
这就是我的那篇回忆录，为了别太刺激当年的兵团战士的情感，特意在我们中国知青网上发表时，特意删除了最后一段文章。

护林人

无声 发表于 2018-11-18 14:21
资料：1965年秋，中共中央东北局鉴于中苏边界日趋紧张的局势，向中央建议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66年3 ...

哈哈，66.3是沈阳军区的部队吗？中央东北局65年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真正的含义就是“打鬼借钟馗”，就此开始了地方与中央争夺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的博弈，经过1965至1976年底11年的博弈；最终将国家农业部农垦局直属的央企——东北农垦总局所属的所有农场夺到手里，变身与地方国企。
而最终在2017年将所有夺到手的国营农场行政管理区下放到所在的县级政府领导！至此黑龙江省最终完成了从1965年的梦想，让当年开拓了北大荒成为北大仓的国营农场走进了沉沦之路！
这种官样文章在我眼里纯粹是给自己脸上贴金。

无声

你说的从个人角度来看是事实，内蒙兵团也差不多，武器装备不多不好。但是从全局来看上面有不同的考虑，因为即使兵团摆在边国境线上毕竟还不是军队。但是兵团人在某些方面也有强项：

我军情报史上神奇一页——记黑龙江兵团侦听队的发展始末（李植谷）
黑龙江兵团网 2007-04-07 11:16:48 作者: 李植谷

1971年底，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在中苏关系持续紧张的状况下，民兵性质的、由兵团司令部侦察处主管的兵团侦听队应运而生了。在日后五年多的时间里，它由创建到发展。1976年，随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撤销，恢复农垦建制，兵团侦听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兵团侦听队像一支开放在边疆黑土地上的奇葩，生逢其时，绽放鲜艳，凋谢也顺应天时。应当说，兵团侦听队的故事，堪称我党我军情报史上颇为神奇的一页。
                               

“鸭蛋河”边的秘密连队

据我们所知，在我党我军情报工作历史上，组建一支民兵性质的侦听队，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侦听员的培养比较困难，不仅要求具有军事头脑、军队无线电通讯的相关知识，而且还要掌握监听对象的语言。
                               
1969年，珍宝岛战斗爆发，当时我军对苏情报工作可谓一片空白。与此相反，前苏联对我国情况则相当了解。建国初期，苏方对我实行经济援助，曾派遣了大批经济、技术和军事专家。当时苏联规定，这些专家所参与的所有中国工程项目，都要把图纸一式两份，送交莫斯科国家档案馆存档。50年代，我军从总部至各大军区、院校，都有苏军顾问团。我军使用的东北地区的军用地图原件，也是苏联出版的。所以说，苏方对中国的情况更为了解。
                               
面对上述情况，在珍宝岛事件之后，为了开展对苏情报工作，沈阳军区司令部毅然决定在兵团组建一支民兵性质的侦听队。在当时解放军系统内，军一级的野战部队也还没有建立侦听队。沈阳军区司令部认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具有深厚的战争资源潜力。几十万知识青年爱国心强，朝气蓬勃；兵团沿黑龙江和乌苏里江部署有上百个团场，屯垦戍边，要人有人，要粮有粮，犹如布下一张人民战争的巨网，给对手以震撼。兵团部队的支前能力在珍宝岛战斗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这一点在当时的苏联刊物中也是承认的。当时被我方捕获的苏联特务，也坦白要搜集兵团部队的情报。当然，组建一支侦听队还有一个必要条件，作为主管兵团侦察工作的我，1949年参军，在军校毕业之后，一直在情报部门工作，又是解放军外语学院英语系毕业的高材生。在调往兵团工作之前，在沈阳军区技侦部队任业务处长四年，在组建和领导侦听队方面具有资格。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对于沈阳军区司令部关于建立兵团侦听队的决定是非常重视的。兵团颜文斌副司令员，亲自带领我为侦听队选址于黑龙江萝北县城以南四公里处，即为兵团二师十四团团部附近。当地的地名叫“北京庄”（因五十年代一批北京支边青年来此地垦荒而得名）。其选址理由为：（1）距兵团机关驻地佳木斯市较近，便于平时指导和战时调用；（2）该处位于兵团沿江一线团之后的二线团之地，战时比较安全，平时易于接收苏方公开的和秘密的无线电信号；（3）该处紧靠一个农业连队，便于生存；（4）该处依山傍水，地形便利。小山四十余米高，遍布柞树，十分隐蔽，便于架设笼形接收天线收听苏方无线电军用信号。小河名为“鸭蛋河”，流水潺潺，可以捉鱼，还有可供游泳的水泡子。
                               
为了慎重选址，我又带人在该处进行了“试听”，尔后上报沈阳军区司令部情报部，得到批准后便开始了具体的组建工作。
                               
侦听员全由知识青年中选调。1969年初珍宝岛事件后，黑龙江兵团为了战备急需，在每个团选调一名知青，共约百人，送黑龙江大学接受为期十个月的俄语突击集训，以充当战时的初级翻译。1971年底兵团组建侦听队时，就在这百名知青中选调了四十名俄语基础较好的培养侦听员。此外还物色了三名有无线电爱好的知青培养无线电技师，连队会计和炊事班也清一色由知青组成。开始阶段，侦听队的领导班子，选调了一名年纪较大、已成家的复员兵，为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任命两名知青为副队长，分别主管业务和生活事宜。后来时间不长，指导员因家庭生活不便，就由一名女知青顶替为副指导员。至此，侦听队清一色由知青组成，生龙活虎般的一个连队正式诞生了。
                               
                               
                               
借来东风 强化训练
                               
                               
                               
兵团侦听队成立后面临两大中心任务，一是要实现生活自给，二是要使侦听员掌握俄语，达到听、说、读、写、译全面发展，以及掌握必要的军事知识。要完成第一项任务，对于兵团连队来说比较容易。困难之处在于要完成第二项任务，俄语训练的前提，在于寻觅高水平的俄语教员。
                               
我把目光瞄向了黑龙江大学。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还未结束，大学处于瘫痪状态，众多教员下放劳动锻炼，他们正担心丢掉俄语专业。我手持兵团介绍信，以加强战备为名，要求黑大革委会派遣教员支援兵团的训练工作，得到了对方的全力支持。在长达四年的俄语教学中，黑大先后派遣了近十名年富力强的讲师，不间断地到连队驻地授课。他们按着外语教学的规律，分阶段派遣基础课教员、口语教员、听力教员、分析课教员上门服务，先后计有徐翁宇、王长春、张惠森、钟鼎、邵洪芳（已故）、王烈汉、马继芳（女）等诸多讲师（据我了解，后来这些同志都成为知名教授）来连队授课。他们在教学中表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可贵的高尚品质，事业心强，不计名利，甘愿吃苦。他们当时大多已逾中年，在连队驻地与小青年同住大通铺，同吃大锅饭，不拿兵团的一分报酬，毫无保留地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知识。他们在连队教书育人，还帮助领导做了许多思想政治工作。他们在连队唯一的收获，是俄罗斯新鲜语言上的积累。他们在连队可以自由地收听前苏联的俄语广播，收看苏方的电视节目，阅读一些苏方出版的刊物，从而丰富与积累了大批新鲜的俄语词汇。而这种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原单位是根本不允许的。
                               
黑大老师与小青年之间的关系极为融洽。小青年回哈市探家时，给老师捎去一些当时城市短缺的豆油、毛嗑（葵花籽）等食品；老师休假后由哈市回连队时，也特意给小青年买些糖果、奶粉之类的食品。应当承认，黑大老师在连队生活是克服了许多困难的。有一次，我与留过洋的邵洪芳老师聊天时，他坦诚地说：“连队生活清苦，最大的问题是到茅房解大便，实在是冻屁股……”我听后也只能是苦笑一番。北大荒冬季，室外气温达零下三十多度，厕所简陋，冷风刺骨，他说的话是实情。许多年后，我回忆起这些往事，实在感到内疚，作为一个小领导，我当时因条件所限，对这些可敬可爱的黑大老师们关心不够。
                               
1972年初，侦听队开始正规的俄语训练后，经过三年的学习，侦听员的水平有了较大提高。这时我产生了一种想法，企图急于上机工作。但沈阳军区司令部情报部的领导告诫我，一定要坚持侦听员熟练掌握俄语后再上机工作，避免吃“夹生饭”，不然上机后听不懂俄语通话，还得再回过头来搞训练。这样，一直坚持到1974年冬，才正式结束俄语训练。
                               
在上机工作之前，还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军区情报部从技侦部队调来一名侦听教员陈祖安同志，来侦听队进行专业训练，教授军用俄语、网台通讯知识、收讯机的操作调试等课目。至于苏军编制装备、识图用图等基本军事常识则由我来介绍。为了提高听力，还组织侦听员，分批与被我方扣押的苏方越境分子直接对话。请我军边防部队的资深翻译到侦听队授课。我还从兵团知青中，物色到一名从苏联远东边疆区首府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市），1966年归国的华侨青年，到侦听队担任口语教员。她的名字叫程志刚（女），在苏联出生，归国前是中学生。文革中她从北京华侨子弟学校来到兵团农业连队，由于表现优秀，入了党并担任副连长。这位姑娘性格豪爽，作风泼辣，她的俄语比汉语还要熟练得多。她的到来，为我们搞听力训练增添了许多活力。写到这里不能不说，兵团几十万青年中，什么样的人才都有啊！

无声

上机实战 屡建奇功

1974年底，经过三年多的艰苦训练，终于迎来了上机工作的一天。侦听员的主力分成几个组，部署在驻地山上的机房内，侦听目标为苏方边防部队的情况。还成立了一个校译组，负责情报整理，兼管图书资料（当时已收集了一些书籍，其中《苏联大百科全书》就有两套）。尔后又相继派出了两个机动组收集情报。一个组赴黑龙江省黑河市郊江边的一个兵团养奶牛连队，监听江对面苏方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即海兰泡）边防部队的无线电通信；另一个组赴乌苏里江边兵团六师二十三团驻地（东安镇），收看伯力市的电视节目，收集苏方的社会信息。上述三地收集到的情报，最后由校译组整理成文字，经萝北县城邮局，上报军区情报部。紧急情况，可用电话直接报兵团侦察处。
                               
兵团侦听队上机工作时间不长，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得到了兵团和军区情报部的嘉许。1975年苏美首脑在莫斯科举行战略核武器会谈时，侦听队及时报告了会谈的公开情况。侦察处每日上班时，都要向兵团首长送交“简报”，报告前一天的会谈进展情况，兵团首长甚为满意。至于书面送交给军区的苏方社会信息情报，其数量几乎占军区情报部每期印发的《军情通报》的80%以上（我不是在这里吹牛，因为这是有据可查的，当时军区情报部为了鼓励全区情报部门广泛收集情报，《军情通报》上刊登的每一条信息之后，都要注明上报单位）。正因为如此，军区情报部还特意在1975年秋，于兵团侦听队驻地，召开了全军区电视接收点的现场会，总结和交流收集苏方社会信息的经验。此外侦听队还搞了一些俄文书籍的翻译工作，并为军区情报部翻译了一份苏联远东地区大比例尺地图。
                               
至于侦听队的生活生产事宜，这是兵团的强项。成立之初，兵团拨款为侦听队新建了四栋砖瓦房（山上的机房、办公房、宿舍房及食堂各一栋），配备胶轮拖拉机一台，从邻近的农业连队划拨了一部分土地。连队成立的第二年，就实现了粮油肉菜四自给。摆在面前的唯一挑战，是如何实现“工资自给”，军区情报部，兵团侦察处，及侦听队全体同志都在思考着答案。最后还是集中群众智慧，想出了一条办法。侦听队无线电技工徐辅明是北京知青，他的妈妈会用缝纫机扎花，技术精湛。于是就在1975年冬，请她老人家专门到连队，在女生中教授这门手艺。军区情报部特意为连队采购了十台缝纫机及布匹，学习制作枕皮及被单等商品，准备出卖弥补工资收入。这本是一件挺好的事，只可惜在女生们学会了这门手艺之后，连队也临近撤销，不得不就此作罢。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说，军区情报部从策划成立兵团侦听队，到培育这支民兵性质的侦听队健康成长，从思想教育到物资支援，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爱。军区情报部当时的陶云光部长、陈业轩副部长、李海波副部长、姜寿昌副部长，都曾先后或多次到连队驻地视察指导工作。陶云光部长还曾住在连队搞调研，与小青年个别谈话，召开座谈会，鼓励青年努力学习，好好工作，为情报事业效力。

完成使命 功成身退

1976年，随着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国内文革运动临近结束，经济建设日益成为首要任务，取消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并转制为原来的黑龙江省农垦系统，已经摆到议事日程。战备任务减轻了，现役军人根据自愿多数也要回原部队，兵团侦听队当然也就走到了尽头。
                               
解散侦听队最大的问题是人员安置。我暗下决心，先安置好青年的去向，再考虑我个人问题。1976年，哈尔滨市到兵团招工，在兵团司令部军务处的关照下，二十来位哈市知青全部返城。剩下的北京、宁波、上海等地的知青则更为幸运。当时北京知青孙琳（女）的父亲在中央联络部工作，他传来消息说，中央调查部急于招人，我立即派人到北京汇报推荐。中调部了解情况后，特地派了两名资深工作人员，到侦听队驻地考察实际情况，对小青年的素质和俄语专业水平极为满意，事后很快调去七人（五男二女，其中包括两对恋爱对象）。这时，还有两名无线电技工办理了入伍手续，调入军区技侦部队。侦听队剩下的非专业人员调往兵团驻地佳木斯的基层单位工作，不久也都返城了。至此，侦听队的人员安置全部完成，个个皆大欢喜。
                               
侦听队的知青应当说是极为幸运的。兵团广大知青在黑土地上常年生产劳动，而侦听员却在接受难得的培养和教育，给他们的人生奠定了深厚坚实的基础。由于文化大革命高校停课，人才断档，兵团侦听员正好赶上了这一空当。所以，他们返城后，加上自己努力，有的成了俄语教授、博士、硕士，有的搞起了对俄贸易，不少人成为国家公务员。
                               
1978年，我调到了北京，在解放军军事学院工作，小青年再次找到我“秋后算账”。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文凭热”。小青年们虽身有一定的学术水平，但由于没有文凭，返城后只能按工人待遇，对他们的工作安置有影响。我虽然起草并打印了一份有关侦听员培养教育全过程的说明，但寄出后毫无效力。被逼无奈，我开始了索要文凭的艰难之路。我找到一位非常能干的北京知青侦听员，去哈市黑大商谈，去大连找原兵团领导申述，去沈阳军区司令部情报部面谈。几经周折，千辛万苦，最后找到了当时的沈阳军区李海波参谋长（他原来是沈阳军区司令部情报部的副部长）。1969年底兵团侦听队成立的当天，恰好就是他亲自到连队讲话，尔后又曾数次去连队视察。他个人的记忆力出奇得好，故对兵团侦听队的创建和结束经过十分了解。这时，黑龙江大学也出具了有关侦听员俄语水平的证明。加上在历史档案中，找到了沈阳军区司令部关于组建兵团侦听队的决议案原件。经过李海波参谋长的批准，所有侦听员终于得到了由沈阳军区签发的宝贵的大专文凭。沈阳军区司令部军训部经办的参谋人员不解地感叹，给地方知青发放军队的文凭证件，真是不可思议啊！

时过境迁，上述回忆已过去三十多年，我已经是七十几岁的老人了。回忆往事，我悟出的唯一道理，就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和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培养，使他们学有所成，对个人这是立命之根，对社会这是立国之本。还要多说一句，在高科技空前发达的今天，人民战争的思想也还是要坚持和发扬的，这是我们的强点。

                               
前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侦察处副处长
                               
李 植 谷
                               
2006年5月31日

无声

沈阳军区群英会 兵团高炮显神威 （王路通 马俊峰）
黑龙江兵团网 2007-07-31 07:41:27

黑龙江兵团司令部炮兵处编制四个人，一个吴处长，两个罗参谋，还有一个曹参谋。机关同志戏称该处是：两头“骡子” 拉了一门“无”后坐力炮，后面还捆着一个马“槽”子。可别小瞧他们四个人，他们曾经为兵团的炮兵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创立过值得称赞的业迹。 七十年代初，地处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建设兵团，忠实地执行着党中央赋予的“屯垦戌边”光荣使命，兵团党委一面抓紧垦荒建设，一面抓紧军事战备。先后在笔架山组建了步兵26团，在汤原组建了地炮团63团。各师团都同时组建了武装连，一线团还组建了边防巡逻队。为防空袭，同时在一些团里组建了高炮连，配置了抗美援朝用过的37式高炮。
临时组建 火速集结

1971年快立秋时，兵团炮兵处接到沈阳军区作战部和军区炮兵部重要文件，通知决定秋季在辽东半岛熊岳城高炮靶场举行高炮实弹射击演习，参加单位有沈阳军区所属各野战军，各省军区及兵团的临时“高炮团”。这一通知急坏了兵团负责打仗的王统副司令员，和刚组建不久的炮兵处。他们连夜召集配有高炮的师团的领导，下死命令要求有高炮的连队火速到63团集结，并配备齐操炮人员。其中有一个单位为了抢时间，司机拉着高炮飞跑，炮车翻了都不知道，到了目的地才发现炮口磨成了90度直角，因此受到严厉通报批评。更可笑的是练习实弹射击时，有一门炮一响，崩出了“一地鸡毛”，原来是麻雀在炮筒子里建立了安乐窝。
以老带新 一点即通
由于时间紧，多数人员是刚刚放下镰刀和锄头，匆匆忙忙赶来集训的，他们对高炮知识一知半解。头几天训练出尽了洋相。高炮参谋出身的现役军人罗加兴，是四川人，个头不高，头脑灵活，这次训练任务他全权负责。虽然他心里很急，但他发现大部分操炮手都是下乡知青，有知识有文化，脑瓜灵活，接受能力强，理解快，一点即通。还有几位是抗美援朝转业的老高炮手。他以点带面，以老带新，亲自作要领，耐心作指教。数十天后，通过刻苦训练，我们以知青为主体的“临时炮团”，各方面的素质大大提高，很快就掌握了高炮操作的各项技能。很多知青还应用在中学学过的数学几何知识与高炮教材相结合，搞技巧革新，发明了不少小窍门。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迅速掌握高炮的各项技能，令罗参谋都感到惊讶。最后通过兵团首长检验，达到合格标准。在出发前，“临时炮团”每人配发了一套土黄色兵团服，加上帽子及仿制的武装带，一穿戴上还真整齐划一。嘿！你别说，还真有那么点儿精神劲儿。

闷罐车里的“卧铺
深秋，一列军代号专列停在专用线上，其中有六个车箱是闷罐车，用苇席铺在车厢下面，放好自己的被褥，那就是我们炮兵战士的“卧铺”。火车一开起来，颠得像筛糠，震耳欲聋，那滋味儿就像我们在北大荒坐马车撒粪时过横垄地儿一样颠簸。如果两人想说话，贴着耳朵都听不清，只能用手比划交流。要想方便一下，拉开火车的铁门就向外“直播”。要解大手就麻烦点儿，撅着屁股，一半要露在车外，而且还要两人拉着他的胳膊，才能向铁道边迎风“排泄”。头一次坐这货车大伙儿还感到新鲜，没过半天儿就坐立不安了。闷罐车中还有半截车皮装着给养：大米，白面，黄豆，粉条子，土豆，白菜，还有十几头大肥猪和几笼子鸡。后面平板车上装载着三十几门高炮，和十几台链轨式东方红54拖拉机（没有牵引炮车，只好用它来代替，反正咱们拖拉机有的是）。军列装载完后，汽笛长鸣，列车启动，迎着朝阳向辽东进发。

天助兵团 一试占先
兵团炮兵准时到达目的地，和相继来到的野战军的装备一比，显得我们的装备逊色多了。人家是清一色锃光瓦亮57高炮，崭新的六轮解放牵引车，战士穿的是新军装，戴着红领章红帽徽，显得格外精神。野战军战士都不正眼瞧我们，有的还流露出嘲笑的眼神，根本没把这一群“土八路”放在眼里。
靶场设在熊岳城的海滩上。演习比武考核第一项，比哪个单位率先进入炮阵地。只见三颗红色信号弹相继升起，早已准备好的牵引车争先恐后，开足了马力牵着高炮向阵地冲去。没想到的问题出现了，因昨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雨，又赶上海水大潮，涨潮的海水把海滩泡透了，泥泞的土地让很多炮车陷在里面。六轮牵引车轮子都冒了烟也没爬出来，人拉肩扛也无济于事。再看我们，兵团拖拉机发挥了作用，拉着高炮一溜烟儿，第一个进入阵地。刚才还斜眼儿看我们的野战军干部，现在不得不硬着头皮来借我们的拖拉机。靠我们的拖拉机他们才勉强进入阵地。此项评比我们拿了第一名。此后兵团炮兵消除了因装备落后的自卑感，士气和自信心大增。
饭菜顿顿不重样
还有一比，那就是伙食。早饭，我们是油炸大果子（油条），现磨的原汁豆浆。午饭，我们是猪肉炖粉条，大米饭和白面馒头。晚饭烙饼摊鸡蛋，小鸡炖蘑菇。饭菜顿顿不重样，香飘四溢。而且天天如此。再看看那些野战部队和省军区，战士和干部每天吃的是高粱米和炖白菜，偶尔改善一次伙食，顶多是添点豆腐和粉条。很多野战部队的头头和我们带队领导套近乎，经常以参观学习为借口过来解馋，蹭饭蹭酒，夸我们兵团的伙食太好啦，让他们的干部和战士羡慕不已。我们兵团战士在后勤保障上，比其他部队又高出一筹，引以自豪。
真神了！愣是打掉了拖靶！
所谓高射炮实弹演习射击，一是平时的实弹目标是以打氢气球为主，把气球放到一定高度，用架在高炮筒上的机关枪瞄准射击。二是用歼击机，飞机拖拽上一千多米长的钢丝绳，系上用钢筋焊成直径两米、长二十米的圆筒，这圆筒再用红绸包好，这就是——拖靶。飞机在三千米的高空，从地面用肉眼看，它拉着的拖靶只有一支香烟那么大。实弹射击考核的标准，是由有素的高炮参谋在地面架起高倍望远镜观察，看炮弹在拖靶周围的爆炸点进行打分。距拖靶二十米内爆炸为及格，在十米内或击中拖靶为优秀，或飞机降落后检验拖靶为准。
在紧张练习几天后，正式比武开始了。指挥台发出命令，飞机马上进入高炮阵地上空，各部队做好射击准备。飞机拖着长长的拖靶要飞行数圈，每飞行一圈由一个单位进行射击。野战军、省军区、兵团，依次排开，轮流射击实弹考核。
高炮随着飞机的轰鸣声和方向旋转着，炮口不断对着目标上下不停地调整着，紧张得让每个战士不敢大声喘气。“射击！”第一阵地高炮口吐火舌。轰！轰!轰!万箭齐发，炮弹在拖靶周围开花。不一会儿，十几位参谋经过观察核对，报出成绩“优秀”。第二组开始射击，又是优秀。而后良好和不及格时有出现。
轮到最后，该兵团射击了。我们的兵团战士各个拿出看家的本事，目不转睛地盯着目标。只见罗参谋手臂一挥，十几门高炮异口同声，齐刷刷的炮弹，冒着红光，怒吼着向飞机的拖靶打去。炮弹像长了眼睛，发发在靶心爆炸。这时，指挥台的首长和报靶参谋齐声喊道：“快看！飞机拖靶被打掉了！”整个靶场人员都注视着坠落中的拖靶，它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歪歪扭扭飘在靶场上空。我们的兵团战士，愣是用老掉牙的高炮，把飞机后面拖拽着拖靶的钢丝绳打断了，神了！真神了！现场一片惊呼。
打出这一成果在我军的高炮史上是罕见的，在世界高炮史上也是少见的。我们兵团阵地欢呼起来！整个阵地欢呼起来！我们的兵团炮兵战士振奋了，他们相互击掌，相互拥抱，他们激动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为兵团增添光彩的一笔
军区首长率先站起来，带头为他们鼓掌！报靶参谋集体向他们敬礼!整个靶场所有的军人向他们伸出大拇指。这时，我们兵团炮阵地上响起了嘹亮的歌声——“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们歌儿唱得好，夸咱们枪法数第一，一、二、三、四！”
歌声表达着他们夺得第一的兴奋，脸颊上挂着他们因激动涌出的泪水。总结大会上，沈阳军区首长及军区作训部和炮兵部，给予兵团炮团高度评价和赞扬。军区副司令员江拥辉亲自授锦旗给兵团“炮团”。锦旗上绣着：“沈阳军区熊岳城高炮打靶射击第一名” 。
这次高炮打靶大显了兵团战士的神威，大大增强了兵团现役军人和兵团战士的士气，令各野战军对我们兵团的现役军人和兵团战士肃然起敬，刮目相看。认为黑龙江建设兵团是一支不可低估其战斗力的武装部队，是拉得出打得赢的战斗集体，是对“前苏联百万大军压境”有着十分震慑力的武装力量。
兵团高炮兵在熊岳城这一壮举，为我们整个兵团在落实完成党中央交给“屯垦戌边”的光荣使命中增添了光彩的一笔。
今天，我斗胆说一句，如果当年真的和“苏修”打起战争来，我们兵团的现役军人和兵团战士中，肯定会涌现出数不清的战斗英雄，和著名的“巴顿将军”、“蒙哥马利元帅”，成为现代战争中的栋梁之材。你信吗？反正我信。
（马俊峰系原兵团司令部作训处副处长)

无声

珍宝岛事件若干亲历者的回忆
                                               
                                               
                2009年02月28日 19:28
                                                                       
                                                                       
难忘“三· 一五”战斗支前

                                       
                                        张希平
                                                               
                                                                对于我和我的战友们来说，1969 年3 月15 日，是难以忘却的一天，至今每每想起都令我激动不已，是48 年来一天当中的分分秒秒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惟一的一天。那一天，我上了珍宝岛。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是3 月2 日打响的。3 月8 日夜里，由当时的21 团（即八五三农场）组成的一个担架连开赴珍宝岛前线。作战部队大本营设在五林洞，是完达山中的一个村落。担架连就驻扎在五林洞附近。
                                                                       
                                                                        3月15日早，担架连接到命令:火速赶赴前线。前线离驻地廿多公里。我们坐在军车里，急切、兴奋、好奇、紧张的心情交织在一起，是一种未曾有过、也未曾再有的体验。担架连在无名高地下以班为单位散开待命。班长丁雷立即被叫去接受任务，不一会儿回来后，分发给每人一个急救包（我现在还保存着》。正在分发，几颗流弹呼啸而过，紧接着看到对面半山腰一棵大树被拦腰炸断，随即传来震耳的爆炸声。此时，原来的好奇心、莫名的兴奋一下子荡然无存，真正地紧张了起来。
                                                                       
                                                                        任务非常明确:往上送炮弹，往下抬伤员。我们送的是60火箭筒使用的火箭弹，专门打坦克的。每箱六发炮弹，重二十多公斤，弹箱长宽有四十多厘米，厚二十多厘米，每人一箱。东北的三月份还是天寒地冻，大伙儿多穿的是在北京发的一身类似于军装的黄色棉衣棉裤，我又在外面罩了一身蓝色再生布的工作服，可想不到就这一身蓝，差点儿要了我的命。
                                                                       
                                                                        刚扛上一箱炮弹，并没觉得怎么样，走出一段路后就不行了。山路白天化一点，夜里冻一点，说冰不是冰，说雪不是雪，滑极了还有上下坡。40斤的炮弹箱方方正正，又没有带绳子、绑腿之类的东西，扛不好扛，背没法背，胳膊夹又夹不过来，抱着又难走，只能扛一会儿，抱一会儿；一会儿走，一会儿停，一会儿跑，刚开始听说有人尿了裤子，大伙儿都乐了。这会儿自己也上气不接下气了。眼前是一片开阔地，前面的人传下命令:跑步通过封锁线。我才跑了没几步脚底下一滑，两个胳膊找平衡，炮弹箱甩了出去。就在弹箱还没着地的霎那间，我心想这下完了，非把我炸飞了不可。然而并没有爆炸，我很纳闷儿，咋没炸呢？后来才知道炮弹没装引信，炸不了。当时哪顾得上多想，抱起箱子就追。跑着、跑着，忽听前面的人大喊一声:“卧倒！”我们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趴了下来，也没摔着弹箱。现在想起来，也不知当时怎么都那么敏捷，都那么训练有素。喊声未落，一连串子弹便横扫过来，夹着刺耳的声音从头顶飞过去。要不是动作快，准有中弹的了。
                                                                        过了封锁线开阔地，就来到乌苏里江边，我们钻进江边战壕。抬头看去，隔着几十米江面，一个岛屿呈现眼前，这就是珍宝岛啊。珍宝岛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像半个鸭梨，卧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历来为中国领土。当时苏联出兵人侵珍宝岛，我国迫不得已进行自卫反击。
                                                                       
                                                                        当地有句俗语:“清明开河，谷雨开江。”据说，东北那地方，一到清明节，河就解冻了，是从中间往两边化开。江则不同，谷雨那天，乌苏里江一下子就开了，巨大的冰块伴着巨大的轰鸣声顺江而下，特别壮观。只可惜没看到这种景象，恐怕今后也不会有谷雨时节身临乌苏里江边看开江的机会了。三月份的乌苏里江冻得很厉害，开战后，一辆苏军T62坦克开过江，绕到了岛背后，即侵入了我国领土。我们在战壕里看到了这辆坦克，履带被炸断了。离坦克几米处躺着一名苏联士兵的尸体，尸体旁还有一支手枪。开江后这辆坦克沉入江底，由此又演绎出一段神奇的故事，这里不再细说，最后它被运回北京，就是在军事博物馆公开展览的那辆苏军T62 坦克。
                                                                       
                                                                        我们扛着炮弹过了江，由解放军战士继续往炮位上送，这时陆陆续续有伤员被抬下来运回。我注意到岛上的树上半截几乎全被炸没了。一个指挥员样子的人走过来，对班长丁雷说:“找两个机灵点儿的。”我和同班的张立俊正好在班长身边，他指着我们俩说:“这俩就行。”指挥员军装外面披了一个白色斗篷，后来知道他是这次保卫战的著名战斗英雄，叫杜永春，是个排长。他给我们交代了新任务。
                                                                                               
杜排长指着离岛约10米处江面上一条清晰的坦克车辙，让身边的战士递给我俩一人一个反坦克地雷和一把军用匕首。深绿色的反坦克地雷呈扁圆形，直径大约25厘米，厚约五厘米，沉甸甸的，压力达到500公斤即爆炸。他告诉我们要用匕首先在履带印上凿一个冰坑，把地雷埋进去，用碎冰块盖k后立即回来。我和张立俊一手抱着地雷，一手持着b首迅速住坦克车辙那里跑．刚跑出去，一排子弹就扫了过来，我们俩一下就朝前扑了出去。还好，地雷和巴首都没撒手，又在冰上爬了几下就到了。我赶紧用K首刨冰，准备埋地雷。没刨几下，就听杜排长叫我们:“不要埋了，快爬回来:快／结果地雷没埋成:后来听杜排长他们说，看我们俩应声而倒，以为被订中了，吓出一身冷汗，所以把我们俩叫丁回来。子弹是从斜对面岸上打到岛后边来的，我那一身蓝衣服很显眼，刚一过去就被发现，招来一阵扫射，真悬哪！
                                                                                               
一看岛上实在太危险，就让所有不穿军装的全部离岛撤回。这时又有一名伤员被背了回来，便把他放到我们的担架上。一个战士告诉我们，要把伤员送回无名高地，送炮弹那条路近一些，但不好走，还要过封锁线，最好走另外一条，要绕点路，但比较好走，也安全一些。
                                                                                               
这时已午后了，我和张立俊抬上伤员回到岸上，一路小跑钻进了离江边最近的一片树林里，很快便找到了那条林间小道。走着、走着才发现，这条路上就我们这一副担架，前后都不见人影，我俩心里一边犯着嘀咕，会不会走错了道，一边放下担架准备歇口气，这才仔细看了看担架上的伤员。他仍然昏迷着，好像睡着了的样子，大腿上受了伤，虽做了简单包扎，血还是泅了出来，他年纪和我们差不多，十八九岁。到达前线以后，每天都收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许多慰问品，主要是各种罐头食品，还有大量的慰间信，隔几天每人就能分到一探慰问信，许多慰问信中都夹有毛主席纪念章。我把胸前的毛主席纪念章摘下来，别在他身上。突然，“吱―”的一声，就是在电影里经常听到的那种炮弹划过的声音，我一下子扑到担架上，压住了战士的上半身，因为他腿负伤，经不住压。炮弹爆炸后知道，离我们其实还挺远的，可当时我们哪能判断出来。
                                                                                               
走了有两个多小时，总算没走错，但确实比送炮弹的路远了不少。等把伤员送回无名高地战地包扎所，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已是下午四点多了。包扎所是一个帐篷，有十几名伤员躺在里边。把伤员抬进去后，一个解放军看我们俩精疲力尽的样子，就让我们在帐篷里休息。天黑了，帐篷里点起了煤油灯，看到不断有人给伤员送水送吃的，这才觉得饿极了，真想服解放军要点什么吃，但不能要，那是给伤员的。本来，说是七点钟有车接我们回宿营地。但一直等到晚上九点钟，说车来不了了，只能走回去。我们一听就傻了，这好几十里地还不得走一夜呀，可那也得咬牙走啊。其实在平常，大小伙子走几十里地也不算什么。可现在，送炮弹抬伤员又一天没吃东西，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还有那副担架呢。这担架是柞木杠子做的，还有四条腿，特别结实。柞木一般都用来做镐把，是完达山中最沉的一种木头，这一副担架得有三十多斤。我们几个人轮着扛，我身体更好一些，一路上尽量多扛。就这么走了一夜，到天蒙蒙亮离营地还有两三里地的时候车才来，这一天一夜！后来又干过两次累活儿，一次是转移高炮阵地，扛着炮弹在草甸子里走了一天；一次是装卸炮弹，三天两夜没合眼。这两次的累劲儿都不亚于“三·一五”，只是硝烟味没那么足了。
                                                                                               
1988 年8 月，我们离开北大荒的一百多人，又回到了21 团，回到各自营里、连里，更难得的是又上了一次珍宝岛。岛上那片经过战火洗礼的白桦树林，如今已是郁郁葱葱了。
                                                                        （摘自《往事·1967—1969写真》　蒋元明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

护林人

可笑的兵团精英自吹自擂的官样文章，我团的保密员于洪海就是参与了那百人培训班。
我曾真心的奉劝那些自吹自擂的兵团精英《不妨读读农场史》，从曾隶属于国家农业部农垦局直属的央企东北农垦总局（原兵团）、到各国营农场管理局（原各师）及下属的所有国营农场都有各自的场史。
这种史志真实的记录了北大荒的历史，是可以载入中国历史的正史！
也许那些撰写了光荣兵团史和个人光荣历史的兵团精英们不会相信，几乎所有农场是的史志《前言》都只字不提兵团、知青四个字（当然在史志中各个篇章中真实记录了那段兵团史）。
有的国营农场在场史陈列室竟会没有一个现役军人的身影（原本团团级干部照片）、、、、、、。
追溯北大荒的历史，兵团短短七年的历史不懂农业的现役军人给北大荒的造成的破坏可以说是极其严重的